一本“如雷贯耳”的书，为什么出版一个世纪后才译成中文？

【百道编按】上海史研究一直是中文学界比较热门的城市研究领域。兰宁和库龄合著的两卷本《上海史》英文版的声望，在上海史研究者心目中如雷贯耳。在众多学者的论著和学术回顾中，屡次提及《上海史》，将之作为20世纪前半叶通论性上海史著作的代表之一，并且该书也被公认为影响较大的由外国人书写的上海史，“可谓是叙述上海从古代到近代开埠，及至1920年代发展历史最为权威的著作”。2023年8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上海史》译本，百道网专访此书译审主持者马长林，邀请他介绍这本书出版的“内幕”。

马长林

此书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长期以来立志于上海史出版，不仅承担了第一轮上海地方志出版，还出版了不少上海史相关的论著，出版《上海史》译本不仅符合该社长期出版方向，也是其作为学术出版机构的责任。此书《上海史》责编章斯睿表示，“我们在出版前已经知道本书的部分内容曾因历史原因被摘编出版过，如195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一书，就曾选译了《上海史》中关于小刀会起义的部分章节。我们此次出版时，在审校过程中也参考了部分过去的翻译，尤其是部分历史名词的译法，以求译文的精准。”

《上海史》内容的定位，加上作者的特定身份，其精华是记叙了近代上海开埠至20世纪20年代的方方面面，实际上是一部上海租界史，而前28章主要是作者对近代上海史开始所作的大背景交代，不属于近代上海史的核心内容。考虑到翻译本能为读者提供更直接、更核心的近代上海史核心内容，故译者和出版社经过考量，在翻译出版策划时略去了前28章内容。但是，该社在出版时保留了原书所附的几十张插图，其中有诸如泥城之战的示意图，是比较罕见的史料；还有一张图片是早期外滩沿江的洋行，且图注中注明了各洋行的排列顺序。这些对于研究上海开埠初期历史都是较为重要的史料。另外，译者编辑了一份人名、机构名、路名、地名等译名对照，方便读者查阅。

在章斯睿看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这版《上海史》有四大亮点值得读者关注。

第一，本书保留原书的全部插图，可以直观感受晚清时期的上海历史风貌。

第二，本书记录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上海社会的情况，诸如物价、洋行的进出口贸易、外侨的娱乐和休闲等，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料。书中不乏一些现在看来很有趣也很珍贵的记录，例如上海早期马路的改名、泥城之战的名称由来，甚至作者还提到领事的中文语言能力是否优良会关系到未来的职业发展。这些论述可能也给历史学界带来了新的研究课题甚至研究方向。

第三，译者团队对一些历史名词、典故和原书中的一些错误及语焉不详之处给予解释说明，有助于读者正确认识和了解本书的内容，进一步了解上海的历史。

第四，本书两位作者都是西方学者传教士，库龄还是汉学家。近年来，域外汉学很受关注，借“他者眼光”看中国可以让中国读者发现一些有意思的解读方式或此前没有察觉的历史现象，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同时，我们也会发现近代西方人对中国认知是很复杂的，两位外国作者一方面比较尊敬中国文明，认为中国的历史悠久，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另一方面，作者又带有西方人的傲慢和偏见，认为租界的繁荣都是西方人努力的结果，华人是“不文明”的群体。这种复杂性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看待近代中外关系和中国的发展之路。

章斯睿

她认为“这不是一本现代意义上好读的历史书。”章斯睿指出，虽然作者之一的库龄是著名汉学家，曾获得法国儒莲汉学纪念奖。但本书并非中国传统编年体史书，也并非一本擅长讲故事的历史书。这本书更类似倾向于中国传统的纪事本末体，通过记录历史事件和租界社会的方方面面发展，展现租界的发展历史合法性。

正如马长林老师在本书“翻译前言”和书后“出版说明”里写的，受到时代和作者自身学识的限制，作者的写作立场是有偏颇的，明显地表现在评述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等事件时并不公允，而是站在殖民者的立场，对当时中国人和清政府带有某种“文明人”的优越感，甚至是种族主义的偏见。章斯睿强调，“我们对作者因为时代局限和认知局限产生的偏见，予以保留，也请读者在阅读时要警惕作者的叙述立场。”

当然，作为学者，兰宁和库龄总体上还是客观地叙述了上海租界发展过程中市政建设、公共卫生、洋行和外侨等方面的历史情况，包括早期海关税务司同英国领事之间的矛盾等。兰宁在写作时喜欢引经据典，所以在书中引用了不少世界著名人物及其著作等，对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和科学发展对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作了大篇叙述。

《上海史》从开始翻译到正式出版，前后一共花了13年时间。马长林表示，虽然《上海史》原著出版至今已过了一个世纪，但此书的学术价值并没有因为时间的过去而有所减弱。相反，在如今上海史研究成为显学，无论学界还是读者，视野更加开阔，对于文化建设更加自信的情况下，对于这样一部由外国人撰写的比较权威的历史著作，当会更加关注。“读者可以从这部书中知晓近代上海自开埠以来发展的基本脉络和特点，对于深入了解上海这个近代开放性城市会大有补益。”

百道网：2010年，您受上海人民出版社原编审朱金元的邀请，组织人员翻译带队担任译者，但这本书最终落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这其中有什么故事？

马长林：2010年我正式接受上海人民出版社原编审朱金元邀请，负责组织《上海史》翻译后，由哪个出版社出版是个大问题。最初确定交给另一家机构负责出版，后来作了改变，因为朱金元以前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一位同事唐云松做了出版社副总编，他对唐很了解，而《上海史》这样的书很适合社科院出版社出版，于是决定把此书交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16年我们同社科院出版社签了出版合同，社科院出版社那边当然很高兴，他们知道这部书的价值。

百道网：在翻译之前，您对兰宁和库龄所著的《上海史》有怎样的印象和了解？第一次翻看，是否能感到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马长林：我因为是搞上海史研究的，所以对兰宁和库龄所著的这部《上海史》非常熟悉，在我看到的一些比较著名的中文上海史论著中，引用上海租界历史的史料有不少来自这部英文著作，所以此书在我看来可谓是经典之作。但我也知道这部书“部头很大，翻译难度很高”。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上海市档案馆工作时，我工作的部门有一个专门翻译外文档案的外文科，有一位英文翻译老法师，当时为工作需要，曾经翻译了其中英租界巡捕房一章，按道理其他章节工部局、公董局也应该翻译出来供大家参考，可能因为难度大，费功夫，所以其他章节没有再去翻译，由此我知道翻译《上海史》是很艰巨的一件事。

2010年时我们之所以敢接下这翻译任务，主要是我们这些人之前参与完成了《上海租界志》的编纂，对上海租界情况比较熟悉，有的还参与了大型租界史料《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翻译审校工作，有的承担过不少租界史料的翻译，在翻译英文档案方面有相当的经验，另外上海市档案馆在长期英文档案翻译中积累了中外机构译名对照等工具性资料。原本《上海史》在外面并不好找，而上海市档案馆所藏工部局档案资料里有此书，这些有利条件使我们对于翻译《上海史》有一定的底气，有信心把这部名著翻译好。

百道网：兰宁和库龄的身份和经历，是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这部《上海史》的内容的？

马长林：《上海史》两位作者兰宁和库龄都是英国人，都在上海生活了很长时间。兰宁1875年前就来到上海，在上海生活了40多年，他是一位有文化的人，1875—1889 年他曾任上海英华书馆总教习，l889 年开始任上海西童书院院长。1906 年，在他退休前夕，他以在上海租界居住生活时间较长和上海发展见证人身份，受工部局聘请，撰写上海租界史。库龄同样如此，他生于伦敦，毕业于爱丁堡大学。他 1884 年来华，1905 年来到上海任亚洲文会名誉干事和编辑，创办过《新中国评论》，自任编辑，1919 年代理上海麦伦书院院长，同年获 1918 年度法国儒莲汉学家纪念奖金。因为是英国人，所以他们对英国人进占上海持肯定态度，对由英国人占主导地位的上海英租界（后来的上海公共租界）及其管理机构工部局持赞美态度。当然，作为学者，他们总体上还是客观地叙述了上海租界发展过程中市政建设、公共卫生、洋行和外侨等方面的历史情况，包括早期海关税务司同英国领事之间的矛盾等。兰宁在写作时喜欢引经据典，所以在书中引用了不少世界著名人物及其著作等，对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和科学发展对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作了大篇叙述。

百道网：这套部书详细地叙述了上海开埠至1900年前后上海区域的政治、商业、社会和外侨的发展。在翻译过程中翻译那个，团队如何保证了内容的准确性，复原历史的真实面目？

马长林：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尽可能保持原著的本来面貌，我们坚持严格的审校制度，对翻译稿进行两轮审校，发现问题较多的，都让翻译者重新处理。另外，对于一些疑难杂症，我们采取集体“诊断”的方法，由大家讨论如何准确翻译，请曾全程参加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翻译出版的老法师一起来出主意作判断。出版社审稿也是保证翻译质量的重要途径，担任此书责任编辑的章斯睿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主题是关于上海近代乳业市场发展管理，同上海租界的关系很密切，她英文基础很好，审稿很负责任，提出了许多问题。出版社唐云松副主编把此书作为社里的重点书，亲自审稿，为了保持原貌，他也花了很大的功夫。所以整个翻译出版过程有这多方面工作环节，保证了此书翻译的质量。

百道网：2020年，朱华教授翻译的两卷本《上海史》由上海书店出版后，你们翻译团队时隔不久出版这部作品，有没有感到压力？它是否为你们提供了参考和帮助？

马长林：我们同朱华教授大概是差不多时间开始翻译的，或许我们比他早一点把译稿交出版社，因为审稿方面原因，2020年朱华的译作先出版了。当我知道这消息后压力挺大的，我担心我们的书稿出版不了，若这样的话，我自己所花的心血在其次，关键是对团队如何交代。我打电话给唐云松副主编，他的回答很干脆，他说：“出版界对同一本书出版不同的翻译本，有这样的先例。所以尽管朱华的译作出版了，并不影响我们原先的出版计划，此书不但照常出版，而且我们还要把它做成一本善本书。”他的回答让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这样，我们晚出版倒也有好处，有朱华的译本作参考，使我们对译稿中存在的问题处理得更干净，错误也减少到最低。

百道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这部《上海史》和2020年版的两卷本有哪些主要的异同？

马长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这部《上海史》和2020年上海书店出版的两卷本还是有些差别的。前者略去了第一卷28章内容，因为这部《上海史》，加上作者的特定身份，其精华是记叙了近代上海开埠至20世纪20年代的方方面面，实际上是一部上海租界史，而这28章主要是叙述中国同西方在宗教、语言、法律等方面的比较，鸦片战争前在广州的中外贸易，以及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签订等情况，是作者对近代上海史开始所作的大背景交代，不属于近代上海史的核心内容。考虑到翻译本能为读者提供更直接、更核心的近代上海史核心内容，故我们在翻译出版策划时就略去了这部分内容。同时，我们把原著关于上海工部局董事会成员名单、法租界公董局组织章程、工部局报告摘录等附录和索引也略去，因为这些内容在《上海租界志》里能找到，索引比较简单，里面包括了主题概念索引，对翻译本来说没有检索意义。这样处理后，我们感到，这个译本更加精炼，能够更加集中地使读者去了解近代上海史。此外，对于原著中引用的欧美一些著名人士及其著作等，为方便读者理解，我们尽可能作了注释，这也是我们这部《上海史》译本同朱译的不同之处。至于语言表述风格的差异，若读者进行对比，一定会感到各有千秋。

百道网：从开始翻译到出版，一共花费了10多年时间，你们译者最多的精力用在了哪里？翻译的最大难点是什么？

马长林：从开始翻译到正式出版，前后一共花了13年时间，我们是2016年年底交稿的，所以集中翻译花了6年时间，进入出版环节也花了6年多时间，其中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流行。我们译者最主要的精力当然都集中在翻译、注释、审校和统稿上，在整个过程中面临许多难题。比如原著作者引经据典叙述的一些西方经典和人物、一些典故，为了辅助读者了解，我们要作适当的注释，为此要查资料，很花功夫。有些章节，翻译的难度相当大，像第一卷第50章宗教和教育，第47章三大商品，第二卷第14章鸦片厘金，第46章共济会，涉及宗教、近代经济学和租界内厘金征收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这对译者的知识面要求很高。

书中有些内容，是叙述一些事情发生的经过，这些事情都是在特定条件和特殊人物之间发生的，没有对租界历史和有关人物情况的深入了解，要准确翻译是很困难的。我们在审稿时也发现，有的译者因为想当然，把一些事情经过翻译得面目全非。人物和机构，特别是洋行机构如何翻译准确，也是一大难题。整部著作涉及近千名外国人，其中有不少是同姓的，像史密斯、霍格、安德森、熙华德、达拉斯等，原作者对这些同姓人的区别很熟悉，我们在翻译时则必须仔细考虑，连同他做的事一起考虑，才能把人名译得准确。洋行方面，有个别洋行有关工具书上一直没查到，为此怀疑是否译错了，结果偶然发现在一份记录上海开埠早期情况的资料上发现有这个洋行。另外，因为译稿由多人完成，各人表述的风格不一样，在统稿时需要加以处理，特别是对于人物，各人参考的工具书和资料不一样，同一个人会译成不同的名称，这些都需要仔细解决，很花功夫。  

百道网：在前言中您提到了《上海史》有四个特点，能否为我们展开一下？

马长林：我在翻译前言中介绍了此书的四大特点，这是我在阅读此书后对此书特点的提炼，主要是想方便读者对此书的价值有一总体性了解。当然如果再进一步梳理，还可以归纳出一些特点。我在翻译前言中一开首就指出：在外国人撰写的有关上海历史的著作中，此书“可谓是叙述上海从古代到近代开埠，及至1920年代发展历史最为权威的著作”。之所以这么评价，一是此书体量很大，内容丰富，叙述的面非常广泛，但并非是泛泛而谈，从航运、贸易、金融、税收，到道路交通桥梁通讯，从公共卫生到教育文化娱乐，从领馆、租界管理机构到其运行机制等等，这些内容，都是作者经过深思熟虑而确定的，是近代上海或者说上海租界历史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了解近代上海历史最核心的部分；二是此书撰写过程中非常重视运用档案，有关资料和书中的内容表明，此书至少利用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记录档案，英国驻沪领事馆档案、英国外交部档案和英国上海商会档案，至于英文《字林西报》，因为容易查阅，所以是此书撰写的主要参考资料。其中有些档案，现在我们已无法看到，这就决定了此书叙述的可靠性、权威性和珍贵性。三是此书作者都是严谨的学者，所以他们的叙述很注意引用数据，同时也注重一些历史细节的描述，由此为上海史留下了历史状况十分生动的记录，这在一般的历史著作并不多见。诸如第一卷第35章外国商团的诞生与泥城之战，第43、44章上海船运（上）（下），第二卷第3章领事与领事馆，第15章外滩与外滩公园等，其所叙述的内容，至今仍具有经典性。

百道网：兰宁去世后，库龄接任作者，这两人的写作风格、价值观是否一致？作为译者之一，您能否总结下他们各自的特色？

马长林：兰宁和库龄两位作者的写作风格，应该说有相同又有差异。因为他们都是英国人，受过良好的英国式教育，又长期从事文化工作，在写作方面风格严谨是他们的本色。然比较起来，兰宁更加仔细，这从第一卷原著注释较多而第二卷几乎没有注释可以看出。另外，兰宁喜欢引经据典，对于有关的大背景，好展开并发议论，而库龄注重简洁，这从第二卷各章内容叙述非常简炼可以看出。

百道网：已经过了一个世纪，您认为兰宁和库龄所著的《上海史》的学术价值和出版意义是什么？读者为什么要读它？

马长林：虽然这部《上海史》出版至今已过了一个世纪，但此书的学术价值并没有因为时间的过去而有所减弱，相反，在如今上海史研究成为显学，无论学界还是读者，视野更加开阔，对于文化建设更加自信的情况下，对于这样一部由外国人撰写的比较权威的历史著作，当会更加关注。以往有关上海史研究的著作，虽已有不少引用此书的史料，但没有全本翻译，无论对学界还是对读者来说，一直是遗憾的事，现在有中译本出版，对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史研究，显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从这个角度讲，出版社出版此书，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值得点赞。

如前所述，因为这部《上海史》有其独特的特点，它应该是了解近代上海历史一部经典性读本，读者可以从这部书中知晓近代上海自开埠以来发展的基本脉络和特点，对于深入了解上海这个近代开放性城市会大有补益。

百道网：针对《上海史》，您还有推荐的搭配阅读，或者说补充阅读的图书吗？

马长林：当然，了解近代上海史和租界史，相配套的书包括史料不少，如《上海租界志》，是有关上海租界历史发展的一部专业志，编纂者利用的大量原始租界档案，使此志书具有权威性。又如《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一部大型原始档案翻译，详细记录了上海公共租界决策机构工部局董事会历次会议召开情况，是了解上海公共租界管理决策以及当时租界当然局和外国侨民、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租界和华界关系的重要史料。近年来同上海史相关的专题研究成果陆续出版，像去年9月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罗婧著《繁华之始：上海开埠初期租界地区洋行分布与景观变迁1843-1869》，今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曹寅著《锡克警察》，都是涉及上海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前者叙述了上海开埠初期租界地区洋行分布与景观变迁,后者叙述了印度锡克族人在上海租界期间担任工部局警察的历史过程，都值得一读。

百道网：作为译者团队的领衔人，在翻译出版《上海史》的过程中，您从中的收获有哪些？另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给你们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马长林：翻译出版《上海史》，不仅是我参与完成了有关上海史研究重要资料开发这件大事，对自己也是一种十分难得的历练，一次考量。有人说，做成一件大事，结果当然重要，但过程更令人难忘。正是这艰难曲折的过程，使我收获匪浅。我深深感受到完成一项重要成果，团队人员和主要骨干精神团结，热诚工作的重要性，感受到在一开始明确和坚持学术规范和质量至上的重要性，感受到坚守初心，追求完美、始终如一的重要性。很多情况下，客观条件和实际状况同自己理想的总有差距，特别是在当今人心浮躁、急功近利之下，要做成一件有利于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的事情，并不容易，只能自己先炼好内功，再顺势利导，才有希望。所以，这次经历所悟，也是我一笔宝贵财富。

这次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深度合作，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此书责任编辑章斯睿，是一位年轻的博士，责任心非常强，在她审稿阶段，对书稿就提出了许多问题，我当时就很感动，没有极端认真负责的态度，是不可能提出那么多问题的。同时，她利用查阅她能找到的参考工具，对书稿中一些翻译不确切的地名等作了修正。此书体量较大，出版中期正好她怀孕生孩子，后期她为使书稿早日问世，克服了各种困难。负责此书出版的唐云松副主编，他除了具有魄力和远见，在朱华译作出版后仍坚持要做成善本书，对书稿审读的敬业精神，也令人佩服。他对书稿的反复审阅修改，证明他确实是把此书当成善本书来做的，他曾在微信中与我分享了他审阅书稿时反复斟酌后所作的修改，我很佩服他对出版事业的赤诚。除了他（她）们两位，其他在幕后默默工作的人不少，他们都为此书顺利出版做出了贡献。总之，这次合作，让我切实感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不愧是一家优秀的出版社。

作者：刘瑞丽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