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当然《知道》的出版也最让我遗憾，因为当年我无力将它在辽宁出版，更不要说做出冠生先生那样出色的整理工作。这一次海豚社试图再续前缘，也算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补救。做传媒出版，整天与知识分子、文化人打交道，从业者最容易角色错位。沈先生一直强调，虽然我们这个行业中不乏有学问的人，但职业性质决定我们是为作者服务的，所以我们的定位不但在知识上，更在知道上。
《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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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作者：沈昌文 口述，张冠生 整理
出版时间：2008年04月
沈先生是上海人，上海书展组委会多次请他去做嘉宾，做主旨演讲，再加上新书发布，搞签售会、座谈会，忙得很。尤其是进入八十岁后，沈先生不大离开北京，只有上海书展还愿意去，那毕竟是他早年成长的地方，那里留下他许多遥远的记忆。
现在又到临近上海书展的时候，我们早早提醒沈先生，您今年会出一本什么书呢？抓紧时间准备吧。但沈先生一贯的毛病，不到最后时刻绝不交稿。比如去年，书展上推出他的《师承集续编》，由于交稿太晚，只好用数码印刷制作出一百本，专供书展签售。据说当年沈先生在做《读书》主编时，每期一篇《阁楼人语》，都是他亲笔来写，也是要到期刊付印前夜，他才会匆匆交稿，口中说着“快拿去付印吧”，每篇都写得极好。所以许多年来，期盼沈先生交稿的那一刻，就像等待谜底即将揭开一样，是一件很让人激动的事情。
但今年的状况让人有些失望。七月初的一天，沈先生背着包来到我办公室，脸上现出一种怪怪的表情，他说：“晓群啊，今年的书就不出了吧，上海也可以不去。我年龄大了，实在集中不起精力整理书稿。”见此情形，我给沈先生一个大大的拥抱，伏在他耳边说：“没关系，别着急，我想办法。新书还是要出，书展还是要去。”
我这样安慰沈先生，也不是说空话。因为在我的计划中，确实还有几个沈先生的书稿在候选。其中之一就是《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沈昌文口述，张冠生整理。此书二〇〇八年曾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现在十年过去，我已经与冠生先生说过，拿来版权，重新整理出版。恰好遇到现在的情况，我马上想到这个项目，于是请沈先生批准，再与冠生先生商量，决定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推出《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新版、纪念版。
说到为沈先生写传记，我立即想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时沈先生与辽宁教育出版社来往密切，王之江曾提示我，他说沈先生是当代极难得的出版家，我们能与他如此亲密接触，应该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非常有价值。我赞成之江的观点，还说你与沈先生接触最多，又是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就由你来执笔如何？之江接受我的建议，但上世纪末情况突变，之江几经周转，最终离开辽宁，去南开大学做教授，围绕沈先生的种种文化追求一时云散。
但同样是在那个年代，张冠生先生有幸在费孝通先生身边工作，费老很看重沈昌文先生，凡是出版方面的事情，都请沈先生安排，因此冠生与沈先生接触很多。费老还对冠生说：“沈昌文不错，多同他保持联系，多占领些阵地。”
张冠生先生身高体壮，相貌堂堂，为人温和憨厚，满腹才华，文字清新流畅，逻辑缜密，加上常年在大人物、大学问家身边工作，见多识广。比如为当代人物做“口说历史”，就是费老给他的建议。另外在日常接触中，冠生先生深为沈先生为人和才学感染，因此从沈先生入手，开始他的现场记录与整理工作。
说起沈先生晚年著作，先前有《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和《最后的晚宴》等，相对而言，这一部《知道》最有史料价值和可读性，成为后来沈先生出版自传《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前奏。当然《知道》的出版也最让我遗憾，因为当年我无力将它在辽宁出版，更不要说做出冠生先生那样出色的整理工作。这一次海豚社试图再续前缘，也算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补救。
《知道》全稿只有十万字，又经过十年光阴的流变，如今捧读那些文字，竟然不断产生字字鲜活的感觉。冠生先生是一位心细如丝的人，他的整理文字注重真实准确，原汁原味，甚至在细微的口气上，都会让我的眼前，时时浮现出沈先生真实的影像。整理工作又是整理者学术水平与道德准则的综合体现，不添加、不消极、不平铺、不曲解、不误导，冠生先生方方面面都做得那样完美。也可能是我太了解沈先生，因此愈发敬佩冠生先生整理文稿时，落笔的精细、取舍的恰当和掌握分寸的得体。这样一部十万字的小书，这样一位时代的精英人物，这样一篇历史变迁的复刻，能被冠生先生运用他的妙笔，如此从容地书写出来，让我愈加敬佩。我与冠生先生年龄相当，现在却要仰视他的思考与才华。
此时我产生两个念头。一是此书虽然短小，却要阅读，要收藏。要记住这段历史，因为在文化长河中，在并不太长的中国现当代出版史、书籍史中，这一段记录如此坦率真实，如此耐人寻味，不可多见。二是它让我想起多年前，我的小书《前辈》出版，沈先生赐序，他在结尾处写道：“我觉得，对于出版界先烈的事业，必须首先学习他们的思想，然后勇敢地实行，不要怕！我一生没有做到这些，是毕生的遗憾。”当时读到这里，我还心存戚戚然。但读过《知道》，我蓦然感到，沈先生作为一位出版家，实在无愧于这个时代。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沈先生经常自嘲和自我矮化，说自己不过是上海的“小瘪三”，经常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还有他调侃的出版“二十字箴言”：谈情说爱，吃喝玩乐，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是韬光养晦还是性格使然？此时我不想解释，却想到沈先生晚年为自己界定的两个身份：
其一是“知道分子”。做传媒出版，整天与知识分子、文化人打交道，从业者最容易角色错位。沈先生一直强调，虽然我们这个行业中不乏有学问的人，但职业性质决定我们是为作者服务的，所以我们的定位不但在知识上，更在知道上。比如知道眼下哪门学科活跃或萧条，知道哪位知识分子更有水平或已落伍，知道未来文化发展的走向与变化，甚至知道文化人的衣食住行等琐事，找到他们，请到他们，为你的文化构建服务。沈先生有一个绰号叫“包打听”，他说高水平的编辑不是比学问有多高，而是比你信誉有多高，你手头作者有多少，你操作能力有多强。有些新入行的或转行而来的编辑，时常会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跟作者比学问的高低，这是很愚蠢的，他们是知识分子，我们是知道分子，各安一隅，不能乱了身份。
其二是“不良老年”。今年沈先生八十七岁，一直很快乐。记者问他生活的窍门，他说“我是不良老年”。如何不良呢？一是动、静无度。说生命在于运动，他每天背个大书包满京城游走；说生命在于静止，他时常会坐在公共汽车上、饭桌前、会场上闭目养神，作一会儿气功“小周天”，立即面色红润，精神恢复。二是从不忌口，繁简由之。比如这些年，他中午会去一家清真小馆，一碗羊肉汤，一瓶啤酒，餐后回家小憩，下午再开始他的不良运动。三是面对衰老，他不掩饰，不感伤。比如参加座谈会，他开篇说：“叔叔阿姨们好，大家发言很热烈，我耳朵背了，什么都没听到。”引得满堂大笑，接着再发表他的高论。
这样一位知道分子，谁不喜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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