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文为桥：商务印书馆“日本人文经典译丛”的思想突围

在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升远研究室的书房墙上，挂着几幅日本思想家的照片，其中有一位名叫渡边一夫。这位不甚为中国读者熟知的日本法国文学者、东京大学教授，却培养出两位杰出的学生——作家大江健三郎和评论家、思想家加藤周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的致辞中，大江不惮辞费，用很长的篇幅介绍了他的老师渡边如何在战时全民狂热、激进的极端年代，坚持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孜孜不倦地传递着人文主义精神。

“人工智能迅速迭代、全球政治环境剧变、经济下行等因素接连席卷而来，让人目不暇接，我们似乎又逐渐置身于另一个极端的时代。所以我想我们或许应该做一些滴灌性工作，它固然不会声势浩大，夺人耳目，但一点一滴、悄无声息的浸润，对于读者人文精神的养成却是不无意义的。在这样一个剧变的时代，重新提倡人文精神可能显得有些过时、落伍，但实际上又是那么地迫切和必要。”王升远如是说。

2024年底，王升远任主编、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日本人文经典译丛”陆续出版了多部作品。当人工智能技术重构知识生产、短视频平台解构深度阅读的当下，这套译丛犹如一面棱镜，以逆流而上的姿态，将伊藤整、高桥和巳等战后日本思想界名家的重磅作品首度引入中文世界，尝试在学术译介与大众阅读的断层间架起思想的桥梁。

王升远

逆流而上：从“思想越界的时差”出发

“尽管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看到很多日本作家、思想家、史学家的作品在国内得以译介出版，但单从人文学的视角来说，还远远不够，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没被充分发现、挖掘并译介过来。”王升远表示，译丛的策划出版，既是出于人文学者的职业自觉，也是商务印书馆这样一家以思想传承和交流为己任的出版大社之责任自觉。

在译丛总序中，王升远写道，“译介日本人文经典以为吾国思想文化建设之补益，即便自五四算起亦有百年。其间，国际关系局势风云流转，东亚乃至诸国力量此消彼长，今非昔比。”他坦言，“当我们译介他国的人文思想，看到的其实不仅是他者，更应‘揽镜自鉴’，更好地看清自己，明鉴得失。事实上，我们与日本在文化与思想上的时差感，现在似乎依然存在。对这样一个位居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近邻，它的兴衰成败对我们都有很强的借鉴和参考意义。过去150年日本走过的路，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它的成败都让世人侧目、瞠目。在思考这段历史时，我们很容易看到国家层面上的兴亡，却忽视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人’的境遇。同样不太被在意的还有日本人文学者知识人、思想者面向——他们如何以自己的著述回应时代重大命题、回应‘同时代集体性心情’，其实很值得一观。”如果我们承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普遍的“思想越界的时差”，那么，战后日本知识界、思想界对现代性问题、对军国主义国家体制等的反思，也会为正在或将要面临类似困境的全球其他国家提供必要的历史镜像。“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可尽管如此，依然应该以开放的心态、谦逊的姿态从他国的人文、思想发展长河中努力汲取养分，这永远都是一个自信的民族应有的样子，对任何民族、国家来说莫不皆然。” 

伊藤整的《文学的温度》作为译丛的重磅作品首批推出。身为日本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诗人、小说家、翻译家，伊藤整的文艺评论在日本常年被列为人文社科经典名著必读书目。为什么会出现私小说、纯文学、写实主义，日本近现代文坛作家都经历了怎样的精神阵痛，这部作品都给出了自己的理解。首批同时推出的、高桥和巳的《我的文学观》，则展现了译丛试图打破“文学中心主义”，跨圈对话的野心。作为日本文学大家和中国文学研究名家，高桥和巳的作品紧紧围绕文学之于人、之于社会的意义展开，多向度地呈现了20世纪50-70年代日本知识人对中国的一种观察与沉思，也呈现出中日双方在学术、思想上互为背景、互为思想资源的一面。这位师从汉学泰斗吉川幸次郎的作家，在《六朝美文论》中重释江淹的“黯然销魂者”，在《自立的精神》里将竹内好的鲁迅研究与自身反战思想相熔铸，这种跨越中日、纵贯古今的视野，恰好为当下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变提供了一重必要的域外视野。

 

王升远强调，译丛在选择作品时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就是其思想性。“AI时代到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人文思想和人性化思考的可贵，这些恰恰是这个时代最不可被替代、也不应该被替代的。”他认为，此前国内的日本作品译介类型稍显单一，“单从量的角度而言，我们固然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相较于日本人文思想领域巨大的生产力和类型的多样化，我们的工作还远远不够，翻来覆去就是那些名字。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译品选择还是带有太强的倾向性。对域外文化译介和摄取自然少不了本土眼光，可我稍稍有点担心的是，在大量的译介背后，我们是不是只在出版的同温层中听到了自己的回声。” 

联结“知”“识”：不仅要看到“日本”，更要看到“人文” 

总的来说，越境中国的日本人文作品往往呈现出两种接受状态。一方面，以学术和智识生产为业的人文学者似乎逐渐失去了对宏大叙事的热情，越来越乐于讨论一些小众议题，聚焦于一些不甚为人知的对象，这自然常常是学术研究“创新性”追求使然，可在另一方面，这与普通读者对日本无可厚非的猎奇趣味和浅表化理解之间非但没有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与对话，反而有渐行渐远之势。在王升远看来，这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圈层化分裂：“我一直有些担忧的是，我们关于日本的‘知’与‘识’的分裂是否会在这样一种过于浅层阅读和传播生态中被加剧、被极化。译丛中的一些文本来自于译者的编选，在一个潜在的层面，我们希望走通雅俗两仪，呈现原作者对一些重要思想议题的理解，所以不想刻意地去预判和迎合读者（这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而是希望与读者之间建立起某种对话性和回应性关系。”

在书目的筛选上，论丛编者和出版社一道制定了“首译原则”，选择尚未在国内被译介的作品，“从知识生态的意义而言，‘首译原则’是试图去填补哪怕一点点读者阅读和认知上的空白地带，为大家发现日本人文思想的多元性、复杂性做一些铺垫性工作。当然，我们也不排斥已翻译、出版的作品，若条件成熟又很有必要，依然可以重新编译推出。”

当然，日本相关的书，总不免触碰到读者的敏感神经。对此，译丛主编以当代在日本读书界最受欢迎的两位中国作家刘慈欣和史铁生为例谈了他的看法。在日本评论家眼中，两位作家一位长于科幻，一位长于讨论母爱、人性哲思，两者都会在某种意义、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立场，收获超越国境线的理解和敬意。“所以我想我们在讨论日本这个国家的人文思想时，自然要看到‘日本’，但同时更要看到‘人文’。”近年来，全球不少高校削减了对人文学科的经费投入，撤销文科专业的消息也不绝于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套译丛也希望在这个人文学科的低谷时代重新寻找被淡忘的人文思想坐标。王升远坦言，“在人文学科急剧衰落的时代策划这套译丛，其实有一种强烈的时代逆行者之感。”

在王升远的教学课堂上，他特别强调面对日本人文思想时的“批判性继承”姿态。他认为，“批判性继承”和“思想越界的时差”看似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却有很多交错的地方。 

他举例指出，多年来知识界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不吝给予高度的评价，但也忽视了如果没有明治时期确立的军国主义国家体制，可能也就没有后来昭和日本的全面崩盘。“因为器物意义上明治以降日本的巨大成功遮蔽了内核里那些制度基因问题。如果只艳羡明治日本的‘巨大成功’，而看不到其文化、思想脉络中法西斯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巨大弊端，把明治日本的迅速崛起和昭和初期日本帝国的崩坏分别作为独立的单位、独立的问题去思考，那就一定误解了日本的近代史演进逻辑，我们需要一种历史因果律的眼光，不能因我们当下之所需而有意地对其作截断式、片面化、选择性的理解。我们的译者在选择作品时往往也会倾向于选择那些有良知的、与时代保持距离、不被法西斯军国主义意识形态裹挟的独立思考。” 一如王升远在译丛的序言中所言，“日本当下热议的问题，对我们而言未必有共振之实感；在日本曾经作为思想议题被关注和讨论、似已过时的问题，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或许却正当其时。”对于后发国家和新兴市场而言，“思想越界的时差”让“批判性继承”成为一种可能。

破壁的野心：在轻阅读时代重建思想引力

人文作品的引介，翻译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摆渡角色。不同的译者，译出的成品效果都会有很大的差异。对此，王升远表示，译丛在选择译者的时候希望他不能只是一个语言转换装置，而是应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对这本书有深入的理解。为此，译丛的译者主要邀请了不仅对日语有长期的教学和实践经验，同时对研究对象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与认知的日语专业副教授以上的研究者，以在学术思考和语言能力两方面都能够确保译品的质量。 

在王升远看来，当前对日本人文思想的理解，仍然存在两种极端化趋势：一个是本文前面提到的学院派学者，大家对出版市场、读书市场的动向并不热心；一个是以短视频、直播为载体的轻阅读、轻理解，观众对学者写了什么好像也提不起兴趣。“对于我们做译介工作的人来说，应去更多干预和介入的层面恰恰是在他们之间的夹心层。其实这是个庞大的群体。我并不排斥新媒体，它只是这个时代人们生活节奏加速、时间被大量挤压的结果；短视频之类不是严肃思考的敌人，而应该是一个良性的盟友。轻阅读、短视频的问题或许在于内容生产者对观众、读者趣味的一味迎合，就像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大家各得其所。从消遣娱乐的意义上来说，这本来无可厚非，我只是有点担心如果以这种心态和姿态思考域外国家，尤其是日本这样一个对于中国而言意义稍显独特的国家，这样的呈现与理解是否只会让我们在误解东亚近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因此，王升远对这套译丛的市场接受愿景便是：通过对严肃人文经典的译介来与读者构建一种健康的思想对话关系。“试图引导别人阅读，更像是知识分子过高的自我期许，这其中存在一个基本的预设便是我们的理解必然高于读者、网友，其实在这样一个时代，实情未必如此，我自己也就是一个普通网友啊！一套书在纸质意义上的出版只是命运的开始，它的传播过程全程都应该有读者参与建构它的意义。至于读者怎么理解，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去干预和决定。但是通过思考把对相关问题的理解推进了哪怕一小步，我想这都是人文经典译介的价值所在。”

此次访谈的前几天，王升远带着自己的学生做了一次有关战后思想史的专题论文共读会。他说，如果算上中间穿插的评议、讨论和延伸，有时候一篇论文连续几天都未必读完、读透，自己一年真正能够精读、深读的书或许也不超过5本。在他看来，读书或许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读经典。“我们经常抱怨，艰深的著作似乎阳春白雪、知音难觅，但事实上这可能只是一种幻觉、错觉，上上豆瓣你就会明白，很多读者的水平都很高。不少读者对严肃作品的译介，其实也有着比较高的期待。”对很多的读者而言，如何通过阅读在他们的知识层面构建起自己的问题意识，让眼前书勾出自己的腹中书，让它们之间发生积极的激荡、共振甚至化学反应，在作者、作品与自己之间构建深层的对话关系，从而深化自己的思考，无疑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因此，“这套译丛从一开始就着意为读者提供理解日本的差异化视角和方法，提供一种‘位置感’，希望读者站在这个位置上找到关注日本的视角，或者在异域的位置感上反观自我，获得观察自己的新坐标。”

作者：李子木

终审：李丽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