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原局长、著名出版家宋木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10月21日23时30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86岁。宋木文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定于2015年10月25日（星期日）上午9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东厅举行。宋老为官大半生，却勤于笔耕，手写了《宋木文出版文集》《亲历出版30年——新时期出版记事与思考》（两卷）《八十后出版文存》等二百多万字的著作。年初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详细叙述了他对宋老署长做事、做人、做文章的敬佩之情。百道网再次推荐该文，表达对宋老的纪念和追思。
宋木文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辽宁工作。经常会去北京，主要与沈昌文先生合作，向他学习做出版。沈先生的“教学方法”之一，就是在北京帮助我约见一些大人物，比如王蒙、李慎之、刘杲、许力以、张光直、萧乾、陈原、王世襄、陈乐民、资中筠……一个个大名鼎鼎；每一次见到他们，都让我战战兢兢，也不断增长见识。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我又来到北京，沈先生说：“这一次我们拜访老宋！”我问：“哪个老宋？”沈先生说：“宋木文么！”闻其言，我一阵眩晕，宋木文，新闻出版署前任署长，中国出版协会主席，何等显赫的名字，怎么叫得这么亲切！那次约见，主要是为了安排英若诚先生英译中《莎士比亚戏剧五种》出版的事情，宋木文先生对我说：“沈昌文说俞晓群做事靠得住，就把书稿交给你吧。”从此次见面并接受出版“英译莎翁名剧”起，我认识了老署长，不，是老署长认识了我。
初次见面，沈先生那一句“老宋”的称呼，确实让我印象深刻。后来我发现，许多人都称老署长为老宋，许力以、刘杲等先生就不用说了，还有一些后辈，他们也是一口一个老宋，叫得亲切。我想，有些领导高高在上，周围的人大多敬而远之，哪敢如此放肆呢？老署长有此一称，一定是他在做人做事方面，有许多超常之处。二〇〇七年，宋木文先生著作《亲历出版30年——新时期出版记事与思考》出版，一次座谈会上，刘杲先生的发言《人寿书香》，解开了事情的谜底。刘先生说：“老宋当文化部副部长之前，文化部做过一次民意测验。文化部处以上干部投票推荐部领导，老宋得票超过百分之七十，高票领先。所以，老宋的副部长，不是自己讨的，也不是首长封的，而是群众推举的。”由此可知，老署长的升迁之路，是奠基在群众基础之上的，他日常如“邻家老哥”一样与人交往，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与风度，也是人们愿意与他平和相处的原因。
我与宋木文先生直接接触很少，对他的了解，主要是从他的著作和文章中得到的。好在老署长勤于笔耕，并且非常善写，从《宋木文出版文集》到《亲历出版30年——新时期出版记事与思考》（两卷），再到《八十后出版文存》，洋洋洒洒，累计有二百多万字。据说老署长写作不用电脑，全部文章，都是一笔一笔手写出来的。正如刘杲先生所说：“老宋的文章，自己思考、自己动笔，所以宝贵。”从老署长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在职时做报告、写文章，就有亲力亲为的原则，不让别人捉刀代笔。有一段故事写道：二〇〇七年，荣宝斋出版《万寿大典》，请宋先生作序，宋先生说他对“寿”字的历史不了解，难以从命。当时，曾任《新闻出版报》副总编辑的潘国彦先生自告奋勇，表示愿意为之代笔，宋先生几番谢绝，没有拦住，最后写成序文《人寿年丰》。此文发表之前，虽经宋先生几番修改，但在心中留下些许记忆，始终无法消除。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潘先生不幸病逝。待到二〇一二年潘先生忌日那天，老署长在《新闻出版报》上，发表《思念“捉刀者”》一文，他坦诚而深情地写道：“现在我最该做的就是借助舆论，将‘捉刀者’公之于众。”接着他重新发表了那篇序言的全文，以示对潘国彦先生最好的思念！
实言之，我非常喜欢老署长的做事原则，我在详读他的文章时，“敬佩”二字，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我敬佩他通篇没有官话，既不趋炎附势，也不藏头缩尾；我敬佩他落笔心胸坦荡，既不拔高自己，也不妄自菲薄；我敬佩他历经沧海桑田，依然可以做到气定神闲、不逾规矩！还有：
我敬佩他为人的友好与和善，他说：“人的一生，要多交一些朋友为好。以诚相待，可以增添友情；心怀坦荡，必会相遇知己。多为朋友着想、做事，不求回报，但求理解与知心，这样才能活得安心与顺心。”把这样的情怀融入文章中，使老署长的笔端时时真情泄露，读来让人潸然泪下。尤其是他记载的人物，都是他的领导、部下、作者、同事、同人，都是他的朋友：胡乔木、姜椿芳、梅益、陈荒煤、 王匡、陈翰伯、王子野、陈原、王益、许力以、范敬宜……他们的名字，几乎覆盖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与出版事业。能够在老署长的笔下，读到他们的故事，实在是一件幸事。
我敬佩他有着一根很硬的脊梁，敢于坚持真理，不为风向所动。比如关于胡乔木先生，在一段时间里，争议之声极多。有人攻击胡乔木是“左王”，说他曾经给胡耀邦写信，坚持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欲发动又一次反右派运动等。对于这些问题，宋木文先生强调要尊重事实，反对以偏概全，更不能凭空捏造。为此，他详查资料，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文章，澄清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同时，他也不掩盖胡乔木先生的一些错误，比如一九八四年，胡乔木批评人民出版社不该出版《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参考读物），提出人民出版社不要成为自由主义出版社，贯彻二百方针不能与四项基本原则并驾齐驱云云。对此，宋先生在文章中客观记载、准确描述，并且明确指出：胡乔木的“这批评与指责显然是过头了，不符合实际。”
我敬佩他为官大半生，整天被人簇拥着、追捧者、逢迎着、约束着，还能够保持心态平和，说真话，不说假话，实在是本性使然、意志使然，绝不是装得出来的。记者采访，称他为出版家，他说不能这么说，陈翰伯、陈原才是出版家，我是半路出家，能够做一个好的出版人，就很不容易了。一位香港记者采访结束后，问他是否要审查稿件，他说：“你整理一份给我看看，不是审查，是看一看我有没有胡说八道。你怎么用我说的话，你自己独立思考。”还有，在一九八四、一九八九两年中，政治事件频发。有许多同志说，老署长对当时有人的“高压”没有“加压”。老署长回答，这符合事实，但说我作了“抵制”，却过誉了。他强调地说：“时过境迁了，我等也只能老老实实地总结经验教训，绝无唱起高调之资格。”是啊！身处这样的年代，身处那样的政治地位，做人做事，会有多难啊！但在老署长的笔下，恶性的争斗，会受到鄙视；偏激的情绪，会得到纠正；而人们内心中的阴暗面，也会在他热诚的态度之中，得到消解。
当然，我更敬佩他以及他们那一代人，对于中国出版事业拨乱反正、改章建制和繁荣发展的重要贡献。一九八七年一月九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审议建署方案。谈到同时成立国家版权局时，发生争议，刘杲先生据理力争之后，结尾加一句：“我们说也未必采纳，就请领导上决定好了。”当时主持会议的赵紫阳总理回头对刘先生说：“你这个同志，也不是不让你们讲意见。”宋木文先生赶紧站出来，解释成立版权局的多种必要性后说：“不是要另设机构，只要求给个牌子，发一个同新闻出版署相同的图章。”老署长一时情急，一边比划一边说，引得与会者笑了起来。最后总理表态：“就同意你们的意见，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大小相同的两个印章。”类似的故事，在老署长的笔下记载很多，我们的未来，一定会铭记他们那一代人的贡献！
我前面说过，我与老署长直接接触不多，有几次交往，让我记忆深刻。一次是在二〇〇〇年代，中宣部组织全国新闻出版界学习班，有几百人的规模。那一天宋先生来讲课，他开讲前在台上环顾一下会场，然后说：“我看到台下坐着那么多新闻出版方面的专家，我讲话有压力啊！”接着他点了一些人的名字，其中有我。还有一次是他的著作《亲历出版30年——新时期出版记事与思考》出版，那时我在辽宁工作，他专门签上赠言，让人送到我的手上。这两件小事，一直让我心存惶恐与感念。透过它们，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前辈对于后来者的期待，以及老署长身上与生俱在的谦逊本质。
最近一件事情，发生在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收到老署长的邮件，其中写道：“晓群同志：看到新闻出版报发表之大作《我爱创新，我更爱传承》，当即在文题上端批注：‘极好！’近日我有两文发表：《出版业科学发展之探索》（《中国出版》2013年11月上）、《论‘转企改制’中的变与不变》（《出版发行研究》2013年11期），似与大作观点相通，送上，请批评指正。此次同你的沟通渠道，系请刘杲同志提供。”读过此信，除去感受到老署长的鼓励，我更看重前辈做人做事的细节，他来信的字里行间，都蕴含着许多我们应该学习与追随的东西。
还有就是二〇一四年初，老署长同意我的请求，让我为他出版一本小书《思念与思考》。但他提出条件，一定让我写一篇序。说起来，前辈让我写序，有三位。一位是陈原先生，他出版《总编辑断想》时，提出让我写序，我没敢写；一位是沈昌文先生，他出版《八十溯往》时，也提出让我写序，我实在推不掉，写了一篇后记《永远的追随者》；现在是宋木文老署长的指示，惶恐之余，我苦苦思索了半年多时间，每天都背负着精神压力，最终才有了上面的文字。
（本文编辑 岳尚华）
(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出版报2015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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