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眼下风起云涌的出版创新，违反了哪些出版常识呢？眼下出版社的内部结构，有哪些传统被改变了呢？眼下出版行业的人员状况有何变化？在网络出版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对传统出版的认识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本文题目不是我的创造，是一位前辈套用另一位前辈的话，对眼下“创新”一词火爆的局面，发出的一点感慨。前辈还说，听到那些潮人整天把创新挂在嘴上四处招摇，总会让他想起“文革”岁月中，“革命”一词的滥用。但那时政令肃杀，革命是不能议论的。现在社会有了进步，人们有想法、有意见，总还有表述的自由。听罢前辈的话，我反问，您认为在出版创新的时候，我们最应该传承的东西是什么呢？前辈答道：“是常识，是传统，是诚信，是经济规律，是文化品位。此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不是一句创新的口号，就可以轻易或随意改变的。”
前辈的回答听起来有些拗口，“传承”一词的强调，也显得有些过重，但它还是引起我一段时间的沉思。慢慢地我悟到，前辈以“革命”一词类比“创新”，是在提示我们，创新只是一个中性词，切不要把它过分片面化、褒义化、政治化和神圣化。另外前辈是在强调，在经济大潮的鼓动下，出版领域中的许多事情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但出版的一些基本属性是不会改变的，比如文化产业不能改为其他产业、出品图书不能改为出品其他东西等等。任何令人目眩的创新，都应该建立在出版的基本属性之上，否则你很容易在创新的路途中迷失方向，即使侥幸成功，它的成果往往也是短命的，缺乏再生的能力；或者与文化出版根本无关。尤为重要的是，前辈之所以要列出那几项重要“出版传承”，是因为我们眼下的某些创新，确实与它们发生了冲撞，引起了他的不快。我不懂太多的出版理论，只是结合前辈上述几个问题的列项，想起一些具体事例，罗列出来，供同道品评。
其一我想到：眼下风起云涌的出版创新，违反了哪些出版常识呢？以我国当下出版产业的结构为例。目前500多家有出版权的出版社，与上万家没有出版权的其他机构、民营公司或个人出版相配比，书号成为他们联系的唯一纽带。这样的行业结构，显然与出版企业基本属性的定义不符，但它却事实性地存在着。它称得上是时下最大的体制创新，它的初衷，可能旨在帮助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度过改革开放最困难时期，也就是经济改革高速发展、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现实状况。那下一步呢？一时说不清楚。但有一点要指出，上述产业结构带来的“书号成为有价格的符号”，一定是一个最坏的创新，也是出版社诸多祸患之源，比如个别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坏书烂书、有些出版社编辑成为变相审读员、有些出版社空壳化等等。这样做事是好的“创新”吗？显然不是。你可能将这些现象的产生，归咎于政策摆布和市场驱动等外在原因，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清楚，直到有一天，我们的书号回归本质，成为没有价格的符号，只是一个出版社标识的时候，我们的出版产业结构调整才算走上正路，那样的创新才是一个最好的创新！
其二我想到：眼下出版社的内部结构，有哪些传统被改变了呢？我们知道，传统的出版社设置是编、校、印、发、供一条龙，缺一不可。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到出版社工作时，就被安排到校对科做实习校对员。那时出版社规定，没经过校对专业训练的新人，没有做编辑的资格，任何人不准跨过校对科，直接到编辑室去做编辑工作。出版社在评价一位编辑的水平时，说哪位编辑的稿子经常出错，往往会说：“他没做过校对员，缺乏专业训练。”因为专业编辑看稿子与一般读者看书，是有着极大差别的。现在不行了，许多出版社都取消了校对科，为什么？原因很多，比如校对员工资低，没人愿意干；出版社出书时间紧，嫌校对耽误时间，干脆编校合一；书稿绝大部分已经电子化，几乎没有了“作者原稿”的概念，所以就不必尊重原稿、死校对校了等等。实言之，这些原因都有，但根本还在费用与成本上。无论如何，我们绝大部分出版社事实性地取消了校对环节，这是创新吗？这是好的创新吗？我投反对票，我甚至认为，这是对出版常识与传统的破坏。好在一些老牌出版社，一些老老实实做事的出版社，他们依然保持着出版校对环节的传统，所以他们优质图书的品牌还在；据说一些民营书商也越来越重视校对环节，重视控制书稿的差错率，让人感到欣慰。
其三我想到：眼下出版行业的人员状况有何变化？前些天记者采访，我谈到目前出版界存在的“三低”问题，一是行业门槛低，一些人随便组个工作室，就立即操作，编起书来。二是编辑门槛低，大学毕业生稍加训练，就可以直接上岗了，在一些非正规的短期工作室中，此类情况尤甚；正规的出版社，因为受到编辑上岗资质的政府考核限制，情况还好些。三是作者门槛低，这一点最可怕，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书稿的内容。其表现形式非常丰富，处处都是所谓“创新”。比如，出版社拿到国家资助项目后，不找专家学者，而由本社或本公司编辑自己编写，号称“肥水不流外人田”；请一些大学生改编名著，把“因为”改为“由于”，“这一点”改为“那一点”，或者在网上四处搜索粘贴，日撰万言，号称“攒书”；请一位名家叙述或挂名，让一些文化商人帮助他整理书稿、迎合市场、制造噱头；一本新书上市，四处制造新闻热点，到各类书店中“买榜”等等。凡此种种，哪一个不是打着文化创新的旗号，干着商业投机的勾当呢？此时，我想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老总陈昕先生，他为企业制定的追求是：“要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他最赞赏美国著名出版家帕金斯的观点：“出版家的首义是为天才或才华服务。”两相比较，创新的高下之分，不是截然分明了吗？
其四我想到：在网络出版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对传统出版的认识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们知道，网络阅读的兴起，致使纸质书出版受到空前严峻的挑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实这也没什么，无非是出版行业在功能上发生位移，一些网络出版社应运而生，由纸媒体走向电子媒体。当然它不会是一个简单的转换，素以创新与颠覆传统为利器的网络先锋，当然不希望原样照搬，一定想改变些什么。比如，他们认为网络出版不需要编辑了，因为内容建设发生在无限的网络载体上，人们不需要像对待纸质书那样，吝惜承载内容的有限空间。无限的网络世界，足以为有限的叙述者提供无限的写作空间，让他们发表有限的文字。所谓自媒体时代，书写者在近乎零成本的情况下，只需要做好自我维护就可以了。真是这样吗？当然不完全是。它的弊端也很快显露出来，像搜索引擎上铺天盖地的垃圾信息谁去清理？无限的网络文字谁来分类？各类文化网站上的内容优劣谁来甄别……在某种意义上，“无限”是叙述者的天堂，却是阅读者的梦魇。怎么办？一定还需要网络编辑的工作。网络编辑与纸媒编辑的工作性质和目标可能会有不同，但其传承性一定还在，比如对内容的把握与甄别，对作者的选取与服务，对文字的修改与加工，对网络营销的代理与落实等，这些事情都需要融入创新的工作中。看不到这一点，那你对出版产业的认识，一定还处在门外汉或初级状态。
由此想到，在网络出版风靡世界的今天，当传统出版感到生存威胁的时候，我们更强调传统出版一定要把精力放在内容建设上，而不要因为内容载体的变化，产生对出版行业存在性的怀疑。因为未来，无论是纸质书继续存在，还是电子书独霸天下，人类长期以来建立的内容管理的基本经验与法则，总是要传承下去的。我觉得，那才是未来出版人赖以生存的铁饭碗。由此我还想到前些天，一家媒体采访王蒙先生，问他：“纸质书一定会死亡，网络阅读很快会彻底替代传统的纸书阅读吗？”王先生回答道：“读书是不能被网络电影电视语言替代的，正是最普通的书，表达了思想的魅力，思想的安宁，思想的专注。”王蒙先生的话，让我们清楚地感觉到传统阅读的生命力。
总之，创新与传承是两个既矛盾又密切相关的概念，上面我谈到的四点“创新”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都是在处理两者关系上出现了问题与偏差。谁都清楚，对全球商业化时代而言，创新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但它也容易引起人们的冲动，以一事的成功，妄想一世的成功；把一个带有概率性的事情，当成规律性的东西；靠一时的冲动与无知，无视或否定前辈的经验等，都是创新出现偏差的原因。我知道，作为一个有朝气有活力的创业者或守业者，创新是他们必备的职业品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就出版而言，无论是文化出版还是商业出版，在产业创新的同时，还是应该更多地强调一些传承的东西。我曾经说过，出版是经验产业，内容上的文化传承与业务上的师徒传承，都显得尤为重要。有了这两点作为创新的两翼，再做起事情来，成功的可能性一定会提高许多。
(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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