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的永恒——《世界上的三种人》书评

作为弃乡进城浪潮的亲身经历者，罗伟章的创作中不乏鲜明的乡村与城市印记，而其新近出版的小说集《世界上的三种人》（收录了《世界上的三种人》《戏台》《影像》《河湾》《现实生活》等5部中篇小说）又将这种拉扯与矛盾融化为内在的文学底色，从地域升华至人类，以更加细腻生动的笔触揭露了人性幽微，在看似不经意的闲谈漫笔中以或荒诞或纯真或讥讽的语调对生存、伦理、婚姻等诸多议题发出诘问。这些诘问如石子堕入湖面，荡漾开了一圈又一圈的“思索”，它们振聋发聩，在反复咀嚼中达到永恒。

这种永恒，是关系的永恒，是人性的永恒。只要人存在，互动和交流就会存在，人性便无处遁形，就始终有书写的价值。

罗伟章极善于“藏”。故事的开篇总是格外平易近人，如潺潺溪流，但当读者即将在这种自然与晓畅的氛围里不知不觉放下戒备，极具锋芒的讽刺便会随着幽默可爱的隐喻一同浮现，给人震撼。这种叙述策略令人不禁联想到刘震云，尤其是他在《一地鸡毛》中所呈现的日常叙事中的荒诞与反讽。两位作家都擅长从琐碎生活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困境与社会真相，但他们的叙事姿态与情感温度却颇有不同。刘震云的“藏”更显冷峻、更贴近地面。在《一地鸡毛》中，他以近乎零度的笔调白描小人物在体制与生活夹缝中的挣扎，让鸡毛蒜皮的日常自己发声，讽刺从情节的缝隙中自然渗出，不刻意、不煽情，却自有其锋利之处。而罗伟章的“藏”则带有更多文学化的提炼与美学意味，他既看透现实苦难的本相，又以敏锐的嗅觉将这种苦难柔化、软化，把生活琐屑转化为精雕细琢的文字意象。这种“藏”远比“绵里藏针”更加可怖，后者要么是柔中带刚的赞美，要么则带着恶意的攻击，而罗伟章的“藏”虽出发点是好的，却也带了些“恶毒”，有点难堪。可这些“恶毒”之处又叫人发作不得，因为他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甚至让人有心隐瞒也无从藏匿。他将现实曲折却赤裸地呈现，他所发出的一切哲理性疑难都是生而为人必经的考验，不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不论你扮演着岳母、表哥还是其他任何身份。此外，罗伟章的留白与置悬更将隐匿在细节之中的真相找出放大，《戏台》里他小心翼翼隐瞒姨母被侵犯的事实，《影像》里马三对传谣的多次欲言又止……复杂的利益纠葛、微妙的情感计算，在读者的“抽丝剥茧”中形成了独特的叙事张力。

不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的极端挣扎和反复自我审判，虽然我们处处能听到人物的意识独白，譬如田应丰对姜老师“岳母式”衡量的抵触、马三对火腿所散播谣言的重重担忧与切切思索……罗伟章所展现的这种意识流更具中式美学，是已经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再被提取出来重造的精华，含蓄而深沉，韵味悠长。他笔下的人物总是在“说与不说”、“做与不做”之间徘徊，这种犹豫不决，并非是懦弱无能的表现，恰恰相反，它深刻地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儒家思想底色。儒家倡导“中庸之道”，追求的是一种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处世哲学。人物在言语与行动上迟疑，是因为他们深知，言语一旦出口，便如泼出之水，难以收回，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后果；行动一旦迈出，便如离弦之箭，无法回头，可能会偏离自己内心所坚守的道德准则。孔子有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正因谨言慎行，所以才有了丰富的心理活动，才有了人性“细腻的幽微”。

异中存同，同中求异。这五部中篇小说秉承着罗伟章一贯的叙事风格，也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揭露出底层的百态生活：

在《世界上的三种人》里，作者从田应丰的男人视角出发，以一种略带诙谐又犀利的方式，对不同性别和身份在家庭与社会关系中的角色定位进行了剖析。男人与女人，如社会大厦的砖石，以血缘与情欲为黏合剂，构筑起人类最原始的共同体。但岳母的登场，却让这座大厦的承重墙陡然生出裂痕，她常以“守护者”姿态越界，将女儿的婚姻视为自己的“附属领地”。而当她以“男人的岳母”这一身份嵌入家庭关系网络时，她的位置又充满了矛盾，既需以长辈的威严维系尊重，又因“非血缘”的隔阂而自带距离感；既想延续对女儿的控制，又不得不面对女婿作为“新家庭主权者”的抵抗。这种矛盾性，在朱德庸的戏言中获得了某种荒诞的合理性：岳母不再是传统性别框架下的“附属品”，而是以“第三性别”的姿态，成为家庭权力博弈中的“隐形操盘手”。她用“为女儿好”的名义，将母爱异化为一种制度化的规训，让女婿在“女婿”与“入侵者”的身份撕裂中，成为婚姻制度下最尴尬的“他者”。

《戏台》则恰如题名，平静地嘲笑了这戏一般的人生。一场荒诞的房产争夺战，解开了家庭伦理虚伪与脆弱的表层。姨父姨母的婚姻，始于政治身份的错位嫁接，在物质匮乏与精神隔阂的双重挤压下，早已沦为“生存契约”。当房产争夺的战火燃起，他们所谓的“前嫌尽释”，不过是利益驱动下的短暂同盟。而刘青林与张静等子辈，在赡养责任与自我利益间摇摆不定，既不愿放弃现代生活赋予个人的享乐与自由，又无法全然摆脱传统孝道施加的道德重负，这不禁让我们思考，那些基于血缘与情感的人际纽带，究竟还能否抵御时间的侵蚀与现实的利刃？最具反讽意味的，莫过于狗狗邹薇的出场。它同样霸占人的时间与精力，却远比那位需要赡养的外婆更轻易地、更“自然”地打破并重构了刘青林夫妇的日常生活秩序，情感的天平在不知不觉中倾斜，“我”那份愧怍的承认，已经不仅仅是个体的道德自责，更是指向整个时代情感疏离与价值错位的无声控诉。

《影像》反映了人类社会信息传播的失真与变形，展现了社会舆论对个体生活的巨大破坏力。一对原本恩爱的夫妻，因一则无从追溯源头的谣言，被抛入了巨大的痛苦与挣扎。二人在谣言面前，可以说是经历了一场缓慢而残酷的内心崩解：从最初的震惊与愤怒，认为清白自可辩驳；到其后的相互怀疑与深层恐惧，开始审视最亲密的人眼中是否也闪过一丝不确定；直至最后的无奈与妥协，意识到有些东西一旦破碎便再难复原。这条心理变化的轨迹被描绘得无比真实而细腻，令人倍感窒息与心痛。他人的愚笨、轻信与无所用心的八卦，在此刻构成了一种近乎邪恶的集体合力，令人恼怒，更让人无力。在一个信息流通极度发达却又极度浮躁的时代，真实与虚构的边界正变得日益模糊。人们热衷于消费甚至参与创作他人的故事，却极少愿意承担这份轻率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后果。这部小说由此超越了单一事件本身，成为一面映照我们每个人参与其中、却可能毫不自知的集体无意识的镜子。

《河湾》中突然出现又离去的女人，是离群索居的农夫的缪斯，也是所有男人的女人，他们共同经历的爱欲、生活似乎都只是在激发人类基因里的自然天性。《现实生活》则将镜头对准了城市中的普通家庭，胡坚的改变，让我们看见人类在反复锤打中的生命韧性……

罗伟章的小说，有太多太多值得解读，有太多太多的永恒。他的故事扎根于此时此地，却追问着人与人之间那些超越时代的困境与温情。

作者：黄涯涯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