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勇气:印度思想家斯瓦米·辨喜传》是印度教大师、印度著名学者斯瓦米·尼基拉南达(Swami Nikhilananda)撰写的近代印度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辨喜的生平与思想传记。从早期岁月,到行脚四方的生涯,辨喜的一生虽然不长,但其思想对当时和后世都影响颇大。
本书将辨喜的思想与人生历程结合起来,展现了其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并加入了许多人对他的回忆,是一部可读性较强的人物传记。
《爱与勇气:印度思想家斯瓦米·辨喜传 》
点击图书封面可直接购买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作者:[印]斯瓦米·尼基拉南达 著
译者:闻中
出版时间:2025年06月
著译者简介
作者 |[印]斯瓦米·尼基拉南达
神圣母亲室利·莎拉达·黛维(Sarada Devi)之亲传弟子,1895年出生,1924年正式剃度为罗摩克里希纳教团僧侣。斯瓦米·尼基拉南达尊者曾于喜马拉雅山的道院潜修数载,精研印度教及世界诸派哲学体系,1931年赴美弘法。尊者于1933年创立纽约罗摩克里希纳-辨喜中心(Ramakrishna-Vivekananda Center),自此驻锡该道院,于1973年圆寂。
译者 | 闻中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学学科建设委员会委员,曾孤身漫游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森林,追随印度僧人修习印度哲学。兼任浙江省老子研究会副会长,大型文化丛书《梵澄译丛》主编,出版著作《从大吉岭到克什米尔》等20种。
名人推荐:
辨喜是我的精神导师。
——[印]室利·奥罗宾多·高士
他的这些话语,是最伟大的音乐,贝多芬风格的乐句,亨德尔风格的进行曲,拥有激情昂扬、排山倒海一般的恢宏气势。这些文字,明明是散落在30年前的旧书页中,而在触碰它们时,我依然无法不浑身颤抖,如遭电击。当这些炽热滚烫的话语从这位精神界的英雄之唇间一一吐露,那是怎样的一种大震撼,大感动啊!
——[法]罗曼·罗兰
辨喜是在人类第一次基督宗教与东方宗教正式相会的大会上最具精神权威性的人物,他超越自己的时代太远了,所要寻找的是东西方宗教间的和谐,而不是到那时为止的冲突和对立。
——[德]汉斯·昆
精彩书摘
一
在近代人类的思想或学术史上,我们常常知道有所谓的“西学东渐”,而未必清楚“东学西渐”,尤其是获“东学西渐”之极大成功的印度学代表,即辨喜尊者(Swami Vivekananda)云游弘道的西行历程。而隔着100多年的河岸,我们更不清楚他曾在世界上所创 下的浩大功业。 然而,诚如印度著名的哲学家室利·奥罗宾多·高士所云:
辨喜在人类历史上的出现,标志着拥有圣雄之灵的大师,他注定会把世界放在自己的双手之间,改变了它的整体面貌与进程;辨喜是印度于世界面前苏醒的第一个可见的迹象,此一迹象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印度国家的存活,更是印度精神于时代的获胜。
“存活”是关乎自身的,“获胜”则是关乎世界的。作为近代罕见的精神界之一流豪杰,辨喜凭其一人之力,居然重振印度精神,重振人类文明中最古老的吠陀(Veda)宗教。而且,作为先知式人物,在全球化的初期,借着1893年于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人类首届 “世界宗教议会”(The Parliament of Religions)的一席发言,一举成为那个时代最为辉煌的人物之一。当代宗教对话的领军人物、德国学者汉斯·昆曾带着满腔的敬意承认:
辨喜是在人类第一次基督宗教与东方宗教正式相遇的大会上,最具有精神权威性的人物,他超越自己的时代太远了, 他所要寻找的是东西方宗教间的和谐,而不是到那时为止的冲突和对立。
虽然,辨喜不到40岁就英年早逝,但其罕见的智慧、深宏的学养与杰出的事功,以其雷霆闪电一般的雄辩和温柔和平的大慈悲力,在短短十来年岁月的四方走动之间,于世界产生了极强劲的印度文明之冲击波。这种影响目前不但在延续,而且“潮水”还在高涨。至于他当初在世界各个地方建立的罗摩克里希纳传道会,至今还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历史最久、威望最高的印度文化与思想传播机构。
二
不管是谁,只要稍稍涉足人类文明的整体进程,或者是观察过文化河流的兴衰与起伏,他多多少少会感觉到最近100多年来,印度文明的巨大身影,已经成了此时代的一个重要的精神背景。而这一切,若是真要追溯的话,还不得不追溯至辨喜尊者那里。东方文明对世界的影响,其实还有很多的案例可稽,比如古典时期的波斯文化、印度的佛教文化、中东的基督教文明,以及后来以阿拉伯世界为主导的伊斯兰宗教的传播,都曾造成过经久不衰的全球性冲击,并不同程度地刷新了世界文明的面貌。但是,其中除佛教文化的传播属于标准的印度人所缔造的和平声音外,余者几乎伴有战争与杀戮。盖以文化或宗教的改宗为目的的性灵思潮,给世界带来新思想、新宗教的同时,不免造成了巨大的不安与对抗。而近代以来,就精神的强劲与和平而论,当数辨喜所带来的这一次崭新的吠檀多运动最为有力,他在新大陆是这样开篇的:
美国的姐妹们、美国的兄弟们……我所皈依的宗教教导世人要容忍和普遍地接受其他事物,对此我引以为荣。我们不仅相信普遍宽容,而且接纳所有的宗教都是真实的……我来,不是为了让你们接受新的信仰……我是要你们保持原来的信仰,我要让循理会信徒成为更好的循理会信徒,长老会教友成为更好的长老会教友,唯一神教派的教徒能够成为更好的唯一神教派的教徒。我要教会你们活出自己的真理,要启示你们内在的灵魂之光。
这种万物并育、诸道不悖而共在的理性声音,于宗教史而论,我们还真是久违了。它其实是直接呼应了2400多年前的佛陀精神和1900多年前的耶稣精神。在印度本土实践这种和平精神之最伟大的代表,则应该是孔雀王朝的皇帝阿育王(Ashoka),他在皈依佛教之后,曾于天竺四境立下了著名的阿育王石柱,其铭文曰:
不要诋毁别的宗教,不要无故蔑视他者,恰恰相反,应将理所应当的荣耀赋予他者。只有这样做了,你自己的宗教才会得到帮助,他人的宗教也均沾利益。否则,在伤害他人宗教的同时,你必定毁掉自己。
如今,时隔2000多年后,这种声音又被辨喜重新说出,令时人耳目一新,倍感振奋。他进而提出了“普遍性宗教”(Universal Religion)的概念。这一概念于今日的全球化时代,价值尤其重大。其实,这也应当属于自古以来人类文明当中最有意义的灵性精神了,比如以东方文化为代表,在佛教里,此所谓一室多灯,光光相涉而不相碍;在中国文化中,则被说成“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三
我们再缩小一下范围,即退一步讲,就印度文明本身对世界的影响而言,若仅是以西方世界的拿来主义者为例,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入驻印度,随后有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在加尔各答的公园街所创立的“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以及其著名会刊《亚洲研究》等学术活动作为文明对话与相熏的证据,这似乎又会过于孟浪、过于轻率。
彼种研究与探讨,毕竟属于西人之茶余雅兴,而非东方的真精神、真思想的传达。因为文明与文明的彼此影响,除有最基本的平等与沟通的立场之外,至少,尚需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最好有该文明的真实代表在场;第二,其文明的精神,得依靠这类具备资格的代表,主动地并且自愿地加以传递与弘扬。这才会有真实的建构,没有此种文化精英层面的参与及互动,一切看似有形的存在,最后都会风流云散、化作虚无。而辨喜在西方世界缔造的功业,完全符合此种建构性条件,而且,最后证明这一次的东学西渐极为成功。
辨喜作为一代杰出的印度圣者,原本是真实的印度教的托钵僧,他安心恬荡,栖志浮云,曾长期漫游在五天竺(指古印度)的群山密林深处,彻底无意于尘世生涯的种种物质或令名的追求。笔者曾朝觐过喜马拉雅山中部的阿莫拉著名的洞穴(Kasar Devi Cave),找到了辨喜当年打坐的那个洞穴。这是一个中空的怪石,嶙峋异常,里面仅可容身一人。据说,辨喜在这里曾达到了极高的性灵境界。他的东西方弟子后来记载道,其中有三天三夜,辨喜几乎全在那种深度的禅定当中。现在,边上有一个金属做的示意牌,说明了尊者当年的修行境界,以及后来之所以远走欧美的缘由,足以见出其入世的一颗伟大悲心:
正是在此峰此洞,孤耸云天,辨喜进行巅峰的精神修炼,极为严酷,时在1890年的9月。他的性灵层次越来越高涨,有极强烈的精神启示,他的脸上闪耀着神圣的光芒,如同火焰在照射。但是,当他到达精神体验的顶峰时,他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冲动,想要为受苦受难的人类服务。于是,他从个人的性灵喜乐当中走了出来,准备为这个世界工作。
以印度为代表的东方世界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皆有各自的长处,也有各自的短板。比如,前者的颓于行动与后者的流于物质,都是一种人道的偏途,要让前者成为世界灵性之宝库,助益后者,才能凸显民族救亡之资格,并将力量的本质孕育于每个人心中的阿特曼(Atman,指灵魂),通过行动扫除摩耶、驱除幻觉。于是,命运使然,辨喜尊者悟得此一精髓,最后违背国家禁令,远渡重洋,抵达了西方文明最前沿的城市,传播印度最精深的吠檀多哲学与瑜伽思想,把民族的宗教变为世界性的宗教,并与无数的西方精英有了正面的切磋与较量,遂惊为天人,遽获巨大的成功。一个托钵化缘的僧人,瞬间成了一个光芒万丈的存在,开始于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奔走。
他的导师室利·罗摩克里希纳在世时,曾希望他成为一棵可以给千万人带来阴凉的大菩提树,而不是一个专注于个人解脱的山林隐士。这就是辨喜接下来一直到离世前的全部生活状态。他10年的工作,奔走东西,卓有成效,末后,便带来20世纪波澜壮阔的神秘思想之于文明世界的再度卷起,点燃西方社会持续升温的“东方热”,诱发了一批又一批的西方人不辞倦怠、万里横穿来到印度恒河边的贝鲁尔道院(Belur Math)朝圣。
简言之,辨喜尊者影响之巨,几乎遍及群侪,印度本土的泰戈尔父子两代人向他致敬;室利·奥罗宾多·高士囚在狱中,因得其启示,而终至人生面目的全盘改写;甘地则以未能向他成功朝圣而抱憾终生;同时,作为全球化时代早期的豪杰,他影响了列夫·托尔斯泰、威廉·詹姆斯、麦克斯·缪勒、罗曼·罗兰、亨利·柏格森、阿诺德·汤因比等人。所以,他确实是罕见的,他跋涉过东西方文明凝定于心灵内在的高度与深度,“吸尽西江水”“独坐大雄峰”;他领悟了梵学之枢机秘义,一朝敷布,如轮之毂,上下四方无不通达,实发大光芒、立大功业之一代巨子也。
也唯有这样的世外高人,他们曾真实地立在喜马拉雅山雄峻峰峦的至高处,呼吸过人间稀薄的空气,内心闪耀着恒定的宁静光辉。唯此等人,才有可能拥有真实的非执着之行动力,超越于诸种世俗的名缰利锁,为时代创造出生气勃勃的新福音。
其实,福音从来不是静止的,正如创世不是静止的一样,它们唯在有大能力的人的手掌中才会不断地生成。而辨喜就是这样的人。他如此浩大的功业首先是在美国展开的,后来波及欧洲,最后席卷整个文明世界,而其最初的著作,亦得益于他众多的英美诸国的弟子笔录手写。
四
作为19世纪末叶的重要人物,又是近代印度精神抵达西方世界的第一位东方文化信使,辨喜的演讲为世界无数人提供了一条入世与出世并行不悖的重要路径。该路径强调行动的吠檀多与精神意义的不二论主义,强调了人世的实践价值,“用雄健的身姿涉世,以宁静的心灵超世”,按照印度的圣典《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中室利·克里希纳(Krishna)在俱卢之野(Kurukshetra)的战场上传递给英雄阿周那的无执之道,进入繁复庞杂的人间之日常生活,将人类的世俗情感升华为神圣之挚爱,参之以不二论的智慧,从而抵达性灵境界的完美。他也借此行动之道,即行动瑜伽的精蕴,沟通了东西方两个半球暌违已久的宗教。
在辨喜区区40年不到的短暂生命中,他给世界留下了大量的讲话、书信与诗歌,还有门徒记录的各种各样的笔记稿、日记稿等,最后形成了皇皇九卷本的英文著作。他在欧美弘道的时候,与西方世界的著名人物,比如思想家、科学家与艺术家的对话,大多数已散佚了,唯有少数被整理成册。这些书籍与辨喜本人的著作一样,目前已大部分被译成了各种语言。他对亚洲文明力量的充分自信,不但鼓舞了印度的自立自强,成为“近代印度的民族之父”,也使他一举成了东方文明的杰出代表,令后人高山仰止。
他在宗教信仰上,着重强调的是,信仰当以人为本,而非人以信仰为本。就像许多真正的觉悟者那样,他肯定了这一重点:真正的信仰是为人类服务,而非人类背上了信仰的枷锁,弃绝了人道的生涯。
关于辨喜的生平传记,我们知道世界上已有许多不朽之作,尤其是由他的东西方门徒所编撰而成的厚厚两卷《辨喜尊者大传》 (The Life of Swami Vivekananda),以及他最重要的门徒尼薇迪塔修女(MargaratE. Noble,亦称为Sister Nivedita)的第一手切 近观察之作《我眼中的辨喜大师》(The Master as I Saw Him)。而在众多涉及辨喜生平的著作之中,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辨喜传》特别引人注目。这是相当权威的一本传记,罗曼·罗兰用一种雄浑跌宕、摇曳生姿之笔触,以云端之高昂、水渊之深默、长天阔地之大襟怀、文字世界之气象万千,还从人类宗教与性灵的本质入手,将印度精神跟西方精神做了一个深度的学理会通,堪称大家手笔。
罗曼·罗兰自身拥有一种理性与超理性的双重体证。从灵光闪现的少年时代,再到青年期的意义危机,后来,在他人生的中年阶段,于战争年代因反战而被自己的祖国孤立,跟整个时代的喧嚣声对抗,十分顽强而孤绝,所以,他深深懂得人世永恒的孤独情滋味,故对人类世界寂寞至极的圣贤英雄之赞美与歌唱,也纯是发乎内心的一份恳切。就此,他写出了一部部神光熠熠的伟人传。
罗曼·罗兰写传记,是在刻画一个崇高人格、刻画一个带有神性光辉的人,那容易让书写者与阅读者都面临一种匍匐样式的崇拜。显然,罗曼·罗兰不是这样的作家,他与传主往往处于平等的席位分庭抗礼,常常于文本中直接展开一些叩问与质疑,而且,他还毫不退缩地一层一层地叩问进去,直到把传主的真实生命呈现出来。
近几百年中,能够将英雄与圣贤的传记写到这个分儿上,是很罕见的。罗曼·罗兰直追古罗马帝国时代的大传记家普鲁塔克和中国西汉时代为思想家、游侠与刺客列风雷之传的司马迁。所以,罗曼·罗兰写的印度三贤——甘地、罗摩克里希纳与辨喜——的传记对西方读者这样说:“我将这一颗新秋的果实,这一脉新性灵的讯息带到欧洲来,这是一首印度的交响乐。”这是值得向众人推荐的传记类杰作,尤其是《辨喜传》——因辨喜是三人之中性格最复杂、遭遇最酷烈,对人类的精神影响也是最为深刻的,峻烈高耸,犹如被四种灵魂之风吹打的悬崖峭壁。故需要吾人深读之,三复斯言,或许能够斩获“肠千结兮服膺”,终于释然。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