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作家何杰华生活在海南海口，且居住地距丘濬的故居和墓园都仅有十几分钟的车程。他说，写丘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其实，作为一名深耕海南历史文化的作家，由他的系列著作不难窥见他创作《国士丘濬》的动因：他的“海南书写”有三个维度——从宏观上通览全岛，写有《另一面的海南》；中观上通过书写城市传记探索城市品格，写有《文昌传》；微观上通过创作人物传记窥见岛屿气质，于是有了《海瑞传》和这本《国士丘濬》（海南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
《国士丘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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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作者：何杰华 著
出版时间：2025年05月
之于何杰华而言，丘濬是迷人的：他“自老至少，手不释卷”，好学让他无所不能；他两次会试不中，第三次才高中二甲第一，他年少丧父、中年丧子，年过古稀才入内阁，但在他的文字里，你几乎看不到半点气馁、听不到一句抱怨；成化陷入危机，他没有选择观望，更没有选择逃避，而是捧出治国大略，用一颗赤子之心试图叫醒那个逐渐失去敏锐性的王国。“好学”“坚韧”“清醒”，这些特质着实很容易让人心向往之。
丘濬官至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是海南古代官员中品级最高者，其政治影响力与思想深度早已突破地域的局限，泽被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他是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史学家、藏书家，钱穆先生更是盛赞丘濬为 “中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但为何他的历史地位总是被低估？
何杰华认为，丘濬之所以被低估有三方面原因：其一，与海南历史上长期处于政治、文化的“边缘”有关，“地域文化话语权”的缺失导致了对丘濬的忽视。过往错误地将其归类为了“地方性人物”，而非“全国性思想领袖”，认识不够便自然导致了研究投入的不够；其二，与他的“多能”有关，他是横跨政治、经济、文学、历史、哲学等多个领域的“博才”，现代学术的“精细分科”，让他的整体影响力被稀释；其三，其代表作《大学衍义补》的专业门槛，也是一只拦路虎。这部著作共160卷，体系庞大，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等领域，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治国方略，这使得普通读者的阅读与接受变得困难，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就减弱了丘濬及其思想的影响力，
但在作者眼中，丘濬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他不仅是光明伟岸的历史人物，更是能让历史之光照进未来的伟大思想家，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流人物”：他有第一流的学问、第一流的德行和第一流功业。
何杰华
丘濬六岁便写就那首著名的《五指参天》，一生著作无数，单诗歌便有近万首，被誉为“一代文宗”，“第一流的学问”一说毋庸置疑。后世评价丘濬“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其好学一也；诗文满天下，绝不为中官作，其介慎二也；历官四十载，俸禄所入，惟得指挥张淮一园而已，京师城东私第，始终不易，其廉静三也。”第一条说的是好学，后两条说的便是他“第一流的德行”；丘濬生前先后担任翰林院、国子监、礼部首脑，官至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他通过对考风、文风、士风的整顿，完成朱子理学的卫道，他敏锐地嗅到了“成化危机”，推出治国方略《大学衍义补》，推动政治体系、经济策略、教育制度等多维度全方位的改革，为后世所称的“弘治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他也被誉为“中兴贤辅”，这自然是建立了“第一流的功业”。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不只在其所处的明王朝发挥作用，也不仅作用于国内，而是影响了整个东亚汉文化圈，其主张“开放海运”、经济上“听民自为之”等具有预见性的思想在今日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本书最后何杰华写了一句调侃的话：“与日本、朝鲜王朝研究丘濬及其思想的热情及深度相比，我们本国倒显得有些不足了。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向来认为丘濬不过是我国众多大才之一吧。不过，如此虽显得自信，却也难免导致’米多烂于仓’。”他说，“让丘濬思想回归，当然是为丘濬立传的我的理想。同时，这也是历史的诉求，是现实的需要。”
国内外的很多图书馆、古籍网都开放了在线查阅和下载的功能，这给何杰华的史料搜集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于是，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溯源”上，“首先是找到并尽可能使用一手史料，其次，便是将相关的各时期、各不同出处的史料进行交叉验证，尽可能做到不偏听、不盲目、不迷信。”丘濬著作众多且相关记载繁杂，史料收集面临 “信息过载” 难题。对此，何杰华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将所有史料全部进行精读，先让人物形象在大脑中完成基本建构，再遵循通过典型事件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原则，完成对史料证据的择选，由此出发，完成人物塑造。”
史料收集过程艰难，但却也常让何杰华收货意外之喜。如丘濬在日本、朝鲜的深远影响、他与金夫人的爱情故事等，这些发现丰富了丘濬的人物形象——前者体现其思想的跨国界影响力，后者赋予他人性化的情感维度。这些 “意外之喜” 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情感养分。
不过，历史文学的创作如果侧重于历史书写的严谨，则可能陷入晦涩，如果更多考虑追求文学叙事的可读，则又有“失真”的可能。对此，何杰华尝试用“场景化叙事”来破局：“先通过爬梳史料、田野调查还原历史场景，再将人物及事件放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让人物在历史中说话、行走。其实，有点类似于电影的叙事手法。”为保证严谨性，书中内容均以史料为依据，并以“脚注”标注出处，以此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
《大学衍义补》是理解丘濬思想的关键部分，但这种文言文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阅读起来着实有些吃力。对此，作者在对《大学衍义补》进行精华提炼和通俗化解读时主要侧重于以下两点：其一，在内容的提炼上，侧重于其中有预见性的、与当下及未来有强关联的部分进行诠释，这一点主要基于两个原则——是否“与我有关”及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其二，在内容的通俗化上，完全摒弃对文本内容逐条分析的做法，转而选取诸如“中国棉”“自宫人”等具有象征意义的典型符号，通过通俗化的解读帮助读者们窥见丘濬本人的主观意图及其文字背后的思想主旨。
此外，本书附录里还收录了六篇文献，其中四篇是不常见或极难获得的丘濬至亲的墓志铭，一篇是不易得的外文文献，一篇是关于一处遗迹的考证。这类史料的获得及丘濬年谱的编撰，看得出都是下了功夫的，它们在书中的出现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研究型读者而言，附录的文献可以帮助节省他们收集整理这些资料的时间，以便推进更进一步的丘濬研究；年谱则是人物传记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国士丘濬》便是在年谱的基础上做“减法”后的产物，相较于正文，年谱时间线更细致、人物行动线更完备。
丘濬年少丧父，家境普通。彼时之琼州不说名师难寻，连可读之书都极其匮乏，他如何实现的逆袭，如何做到的突围？何杰华表示，“或许，‘目标明确’和‘苦学勤思’会是我想分享的心得。”少年时，在爷爷的影响下，丘濬便立下“以济天下”的目标，读书时又时常以将来要“以文治天下”不断地勉励自己；在翰林院被人质疑时，他没有表现出半点颓唐，而是以此为动力，不断地通过努力证明自己，为家乡正名。当然，他更是一个行动上的巨子，他从未停止过学习，年少时“百里借《汉书》”的故事、年老右眼已盲仍苦读不休的场景，以及通过独立思考嗅到“成化危机”并提出治国大策的“勤思”，无疑是他“逆袭”的资本。
丘濬被誉为“国士”。何杰华解释，“国士”中的“国”是“士”的舞台，“士”是“国”的支柱。只有当“士”和“国”发生关系时，“国士”这个身份才成立。丘濬文学成就斐然，政治贡献卓越，著作等身，理学思想影响深远，但称其为“国士”的关键原因是他的这一切都是以“治国”为出发点。何杰华在书中把丘濬称作“成化吹哨人”，并在“他的理想国”这一章中讲到了“一朵中国棉的觉醒”的故事。
棉花自唐代从印度传入中国，经元代黄道婆技术改良后，至明代成化时期种植与生产规模大幅扩展，催生了专业分工，推动了棉业贸易繁荣。但中国棉的觉醒并未能催生工业革命，未能开启大航海时代，未能推动王朝的觉醒。丘濬由此敏锐地觉察到了成化王朝的危机，他认为要让中国棉真正地觉醒，首先要从君主的认知升级入手，他提出要正确地认识人性中“逐利”的本性，要承认贫富差距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更重要的是，他主张在国家经济治理上注重“听民自为”，要允许民间私有经济参与到生产和贸易之中，取消国家过往和正在采取的种种针对商业的控制和禁限，给商人充分的经营自由。这种做法不仅顺乎人性，能激活国家经济活力，而且能使行业经济形成竞争之势，在繁荣工商业经济的同时，实现对物价上涨的限制。丘濬所主张的“听民自为之”，还不仅限于国内，他主张开放“海禁”，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并在《大学衍义补》中为此搭建起了完整的管理体系。这种具有前瞻性的思想，之于今日仍不无裨益。
正如刘伟先生在本书序中所说，所谓“国士”，是以清醒、独立、审慎“横站”于时代的知识人，也是以实干、勇力、有恒贡献于国家的任事者。很显然，对于“国士”二字，丘濬担得起。
丘濬生于一个变化转折的年代，他的一生也深受时代的影响。何杰华在书中花了较大的篇幅来描写“成化危机”，写那个时代的贫富两极分化，写那个时代明王朝的迟钝与麻木，同时也写了选择随波逐流的大多数人，但更主要想分享的是丘濬的“横站”形象。以他的资历，以他的影响力，他也可以选择安于现状，也可以选择混到退休、衣锦还乡，然而他选择了挑战，主动提出了对那个时代进行改良的策略，并以年迈之躯投入到之后的改革实践之中。何杰华说，“越是充满变化的时代，越是有更多可能的机会，之于大时代下的小人物而言，尤其如此。时代属于每个人，但更属于主动且勇敢的人。”
无论是丘濬、海瑞还是在《另一面的海南》中写到的许子伟、《文昌传》中写到的邢宥，“这些海南籍历史名人，都有一种独属于海南人的岛屿气质，他们无不深沉地爱着、眷恋着脚下的那片土地，但也无不具有‘向海而生’的勇敢的突围精神。何杰华称，“这似乎与海南物产丰富但却长期在历史上扮演的‘边缘角色’有关。前者催生眷恋，后者则培养出他们坚韧的品格。他们在逆境中成长，逐渐形成了务实与敢于主动担当的行事风格：我们几乎看不到他们无事悲秋，也很难找到他们高谈阔论的证据，有的只是丘濬的治国之策，海瑞的救国奏章以及许子伟密集的弹庸劾贪、邢宥的开仓救灾“活三十万人”的身影。”何杰华补充说道：“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对家乡的热爱与对国家的忠诚高度一致，这在这些琼籍文人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典型代表。”
丘濬等历史人物的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因素，在此前提下，系统的梳理与深度的研究便必不可少，这两项工作是完成精华提炼和现代解读的关键。但何杰华表示，这些人物的书写，不是要去故纸堆里找存在感，也不是要为某个历史人物歌功颂德，而是更希望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自己的努力。比如通过梳理、研究与解读，将丘濬在经济上的“听民自为之”的“民本”“富民”理念与现代经济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提炼出其具有普适性、现实意义的价值内核，既可以避免陷入“复古”或“以西释中”的误区，更可资激活国家经济活力策略制定参考。
在采访的最后，何杰华总结道，如果把海南籍文人作为一个群像来谈，那么他们在历史上曾上演的那一场场政治实践当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所作出的最突出的贡献，如海瑞严惩贪官，以铁腕治贪、治淳安、救兴国，如丘濬以一己之力成皇皇巨作《大学衍义补》，以实现对国家治理体制的改良，等等；如果把海南籍文人限定在特定地域内进行讨论，那么他们的著作在打破地域偏见、构建海南与中原互动的历史脉络上功劳卓著、影响深远，应该重新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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