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加缪：从阿尔及利亚到巴黎》：从阿尔及利亚到巴黎，回看加缪的记者生涯

作为记者的加缪是复杂的，也是单纯的，这本由玛丽亚·桑托斯-赛恩斯创作的《记者加缪：从阿尔及利亚到巴黎》，就为我们总结了加缪的记者生涯。在这本书中，玛丽亚·桑托斯-赛恩斯将加缪作为模范记者，展示了加缪从一个年轻记者到社论作者的职业生涯，并分析了加缪如何以报刊为武器，寻求真相并捍卫人类的尊严与正义。

阿尔及尔记者生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阿尔贝·加缪在他的故土阿尔及尔迈出了其记者生涯的第一步。从1938年10月13日到1939年10月28日，加缪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作为一个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工作，他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发表了大约150篇专栏文章，包括各类信息，从地方新闻到法庭纪事，从专题报道到社论。

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加缪多次彰显了他作为记者的道德使命，在奥当案中，他正面抨击了殖民秩序造成的不平等现象，依靠自己核实过的证据而斗争，要求释放为帮助处于最弱势的阿拉伯农民而被捕的奥当，他甚至给当地总督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总督亲自纠正这一不公正之事；在欧里博的纵火案中，他指出案件中的荒谬处，并直言工人们只是犯了“敢于说出这样的薪资与人的尊严不符”的错误；在名为“卡比利亚的苦难”的调查作品中，加缪使用了报告文学体裁，辅以大量有根据的事实，调查、核实、列举并审视了卡比利亚所经受的基础设施不完善、学校教育匮乏、失业现象严重以及工资过低等问题。

但由于《阿尔及尔共和报》所经历的经济困难、严厉的军事审查、读者人数下降、股东离开以及缺乏纸张等问题，该报最终于1939年10月28日正式停刊。《阿尔及尔共和报》的停刊也促使了《共和晚报》的诞生，该报的目标是以更低的成本继续提供优质、独立的新闻报道，但由于日益收紧的审查制度与加缪不愿在编辑路线上妥协之间的矛盾，使《共和晚报》在1940年1月10日被勒令永久停刊。至此，加缪作为自由独立记者的短暂生涯结束了。

《战斗报》的新闻冒险

《战斗报》在成为地下报刊，随后又成为标杆性的报刊之前，是自1941年开始的抵抗运动中的一部分。它的任务是“收集关于德国占领军的情报，暗中破坏他们的设施，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用武器打击敌人”。

阿尔贝·加缪加入《战斗报》的1943年夏天，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况紧张之时，加缪最初负责编写页码，而后在他的朋友、《阿尔及尔共和报》前领导者帕斯卡尔·皮亚的建议下，加缪顶替他担任报刊的编订工作。后来，成为地下报刊《战斗报》主编的加缪被赋予撰写社论的任务。

在秘密出版的几年里，《战斗报》共发行了58期，它的编辑路线将其定义为一份进步的报纸，它致力于公共服务。在这份只有正反两面的地下报刊《战斗报》中，可以明确认定属于加缪的文章只有几篇，在无疑属于加缪所写的那两篇社论《全面战争，全面抵抗》和《在3小时内，他们不停射杀法国人》中，加缪仍然鲜明地保持着自己的风格：犀利、咄咄逼人却又令人信服，一方面他继续使用“关涉”一词来构建他的观点，敦促读者加入抵抗运动，“不要说‘这与我无关’”；另一方面，他也赤裸裸地叙述了纳粹的野蛮行径，正面攻击了纳粹的警察政策和镇压政策，“然而，有可能不带着反叛，不带着对一切的厌恶去读这些简单的数字吗：86人，3小时？”

在《战斗报》工作期间，加缪还提出了“批判性新闻”这一概念，这是一种渴望通过严谨和客观的信息来革新社会的社会新闻与批判性新闻，凭借这份日报的严谨度、道德要求和高质量，加缪吸引了纪德、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等一批享有盛名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与之合作。     

巴黎解放后，加缪在新闻创作方面仍然笔耕不辍，他在《战斗报》上一共发表了165篇文稿，包括138篇社论和27篇文章。通过撰写社论，加缪建立起了一种真正的“权威”，加缪以“他知识分子的高格调”和“他的远见卓识”使这种新闻体裁焕发生机、得到升华，并通过社论表达了对当时历史事件的“希望和失望”，还对“清醒和警觉”提出了永恒的呼吁。

但在1947年6月13日，由于《战斗报》重组以及其编辑路线的变化等因素，加缪和他的团队在题为《致我们的读者》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宣布他们将离开报社。

《快报》专栏作家

加缪于1955年重返新闻界，这时距他离开《战斗报》已经过去了8年多。阿尔及利亚战争是他在1955年回归的原因之一，他开始与《快报》周刊合作，主要是为了支持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

在《快报》，加缪拥有了一个可以恣意发挥的平台，他以最纯粹的社论风格一共为《快报》写了35篇观点类专栏文章，这些专栏文章都以“当下”为题发表，这是加缪的专栏名称，第一篇发表于1955年5月14日，最后一篇发表于1956年2月2日，这一时期很短但成果颇丰，这一时期加缪的新闻观念也与当初一样，即必须寻求真相，即使它令人不安。

加缪最终也没有认同《快报》关于阿尔及利亚的编辑路线，他与《快报》的合作只持续了9个月，由于失望，他于1956年2月离开了该杂志，从而结束了他的新闻生涯。

加缪的新闻理论

玛丽亚·桑托斯-赛恩斯集中分析了由雅克丽娜·莱维-瓦朗西整理出来的加缪创作的关于“新闻”的社论，玛丽亚·桑托斯-赛恩认为，加缪通过这些社论展现了他对于新闻业的反思、表达了他自己的理想，同时在阐述了这个职业应该如何做之后也给出了对应的承诺。

加缪持续不断地进行自我批评，且由此出发，建立了他的批判性新闻理论，“正如我们看到的，这意味着要求有深度的文章，不把虚假的新闻呈现为真实的新闻”，加缪认为，一篇好的时事报道总是应该去现场考察，再做决定，因此加缪还提到了快信息的风险，并批判了散布谣言、机械行为主义、公式化的套话、陈词滥调、思维定式和先入为主等错误。对于“记者”，加缪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将记者定义为“首先应该是具有思想的人”，这一定义建立在客观的专业价值体系之上，对加缪来说，记者的角色以其社会责任为主要特征，因此，记者应该在道德层面进行真正的反思。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成长起来的，以阿尔贝·加缪为首的这一代人，使得“介入记者”这一概念真正得以确立，他们将“介入”作为新闻业的行为典范：“对真相的索求不妨碍有自己的立场。”加缪还补充说：“客观不等于中立。”他对思想新闻的坚决捍卫正是以此为基础。这是一种以真相为背景的批判性新闻，向读者提供真诚的观点和评论，使其能够对时事形成自己的看法。

对阿尔贝·加缪而言，“介入感”体现在他的生活与工作、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共生关系中。他不同形式的写作——新闻和文学——是不可分割的：前者孕育了后者。加缪绝不认为新闻是一种次要的体裁，相反，他认为，他构思报道、文章和社论时有着与写文学作品时一样的动力，新闻正是文学作品的灵感来源，它从现实出发，贴近普通人、时事和事件。事实上，他的文学作品中经常会闪现出他的记者生涯的影子，比如，《局外人》中默索尔诉讼案与奥当案就有奇异的相似之处，这并非巧合，因为加缪使自己在这部小说中也作为一名年轻记者出现，他“穿一身灰色法兰绒衣服，系一根领带”出席了听证会。

终审：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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