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无形学院：促进科学发展的全球网络》：通过定量分析和深入访谈，揭示科学网络的全球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2025年1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型无形学院：促进科学发展的全球网络》。在这本书中，讲述了数字时代科学组织形态的变化。书中讲到，20世纪是“大科学”的时代。在战略对抗和激烈经济博弈的驱动下，富裕国家的政府向本国科学机构投入了大量资金。他们通过直接资助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以及登月竞赛等重大项目，推动了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并提升了国家声望。然而，这种“大科学”模式使较贫穷国家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当下，科学组织形式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在这本书中，通过定量分析和深入访谈，描绘了全球科学网络的发展轨迹和内在驱动力。书中认为，从“大科学”向全球网络的转型，为发展中国家充分释放科学潜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因此，发展中国家无需盲目模仿20世纪科学机构的模式，而应该激励顶尖科学家关注本土问题，探索新的途径，通过创新的知识，解决当地的问题。

这本书的作者卡罗琳·瓦格纳（Caroline S. Wagner），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家，1955年出生于美国罗德岛，现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尤其是与研究、开发和创新相关的国际合作和公共政策。她先后获得华盛顿圣三一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乔治华盛顿大学科技与公共政策文学硕士学位，以及阿姆斯特丹大学科学与技术动力学博士学位。在2011年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之前，瓦格纳曾经在横跨三大洲的政府部门工作，拥有超过30年的政策分析经验，她曾经在兰德公司担任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副主任，并曾经担任美国国会（科学、空间和技术委员会、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此外，她还是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荣誉会员、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成员、《科学与公共政策》主编。

这本书的译者赵世奎，是著名的教育学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生教育治理。兼任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学专委会委员，北京市教工委、教委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

另一位译者吴彬，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研究生教育、高等教育政策。

编辑推荐认为，这本书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全面深刻地阐述了现代科学研究系统的变革，是一部颇具洞见的前沿研究著作。

在这本书中，深刻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科学组织形式的变革，提出了新型无形学院的概念，强调了科学网络的全球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这一内容有助于理解当代科学发展的动力机制、科学能力的全球分布以及科学治理体系的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 ，从全球化的视角，探索科学治理的未来。

在这本书中，告诉读者，科学已经超越了国界，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自组织的网络，这对科学政策、国际合作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这本书出版以后，好评连连。《国际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学会通讯》评论说， “这是一本极为重要的学术著作……对于合作研究领域的学者和参与科学政策框架构建的研究人员来说，这是一本必读的书。”

《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评论说，“这本简短、深刻且易读的书使我们重新审视自身的偏见，摒弃那些过时的做法。所有科学政策制定者都应阅读此书，尤其是那些认为科学是一件公共产品，并希望高质量、大规模的科学研究能够真正实现全球化的人们。”

这本书的前言中讲到，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繁荣兴起，出现了新型无形学院。这种无形学院以别开生面的方式，展现了当前科学合作的国际化程度。

在数字时代，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网络分析理论对理解科学演变至关重要。像其他社会系统一样，现代科学体系的形成是一个高度社会化过程，研究者因彼此工作的互补性而相互吸引，这是无形学院的突现特征。也就是说，自组织系统会通过个体之间非计划性的互动，变得极其复杂，就像生态系统一样，其最终的结果会远远大于各部分的总和。我们很难事先预测科学发现将在哪一个节点处出现，也很难事先预测不同研究人员会如何产生链接。因此，基于现代科学系统的种种特性，“弱联系”“小世界”和“节点”是理解当下科学发现进展最有用的术语。

书中讲到，认识到科学活动的内在属性、网络化特征和国际化程度，是实现无国界科学研究发展的第一步。科学研究是一件具有广泛外部性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必须对不同的科学领域区别对待。有些领域，例如高能物理学，需要大量的、固定的、密集的投资，这就需要公开合作进行集中投资，避免重复劳动。在其他领域，例如农业研究，依赖于大量不同的研究地点，需要分散式的投资。特别要说明的是，发展中国家要避免简单复制发达国家20世纪的科学体系，而是要利用当前科学体系的开放性，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一席之地。

显然，在科学体系和组织形式的变革中，治理机制必须不断发展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从更长时间来看，科学的国际化将继续给合作带来其他类型的挑战。科学研究不仅会产生公共产品，还会产生公共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的国际化和网络化特征虽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也会不可避免地被滥用。

不过，在真正理解上述这些现象的本质之前，我们是无法着手应对科学进步的积极或消极影响的。对此，《新型无形学院》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帮助，这部作品不仅让读者加深了对科学现象本质的认识，并且，将科学政策讨论的话语体系，引向体现21世纪世界新特征的新范式。

在这本书中，讲述了 20世纪的“大科学”。书中讲到，“大科学”究竟有多“大”？从1923年到2005年的80多年间，美国政府对研发项目的资助，呈指数级增长，从每年不到1500万美元上升到每年1320亿美元。20世纪末，在被称为“富人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里面，研发支出平均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2%。2000年，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研发支出总额，达到了7290亿美元。同时，由于科学设备支出和旨在加强科学能力建设的人力资本投资，通常与研发经费分别进行预算，像数据收集、样本维护等，也因为不被视为“活跃研究”而没有纳入统计，实际的科学技术相关活动支出，至少要比账面上的研发经费预算多20%。因此，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在2000年，全球用于所有科技活动的公共支出，可能超过了1万亿美元。

“大科学”的出现，与人们对科学价值认识的深化密不可分。经过三十年间两次全球冲突的洗礼，人们逐渐认识到，科学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定性力量。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充分激发了国家支持科技研发的兴趣。专家普莱斯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不仅仅是从规模角度，而且也是从更广泛的横向和纵向关系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科研实力、论文发表、政府支出、军事力量等方面的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政策在指导科学研究方面的作用显著减弱，此消彼长，全球科学网络的影响力得到显著增强。科学网络的影响力快速增强有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全球科学能力的提高、通信技术的改善，以及旅行成本的下降等等。但是，最重要的因素似乎存在于社会网络的内部。

在科学活动从国家系统管理到网络化治理转变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强烈震撼性的事件。例如，冷战的结束、欧盟的出现、电子和数字通信的崛起、商业的全球化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人们意识到，世界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用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话来说，就是“世界正在扁平化”。然而，从科学活动的具体分布来看，当今世界远未达到“扁平”，科学的地形看起来更像是一座座高耸在平原上的山峰。换句话说，虽然对所有国家而言，获取知识和创造知识的能力，以及由此获得的收益都比以前有了明显提高，但是，融入科学网络的能力和进程，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传统上占据知识生产核心位置的国家能力更强、进程更快。快速兴起的网络，使得科学的结构更加开放、透明，这为那些较贫穷的国家参与全球科学体系，创造了新的、更可行的机会。

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不应该简单复制、模仿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20世纪的创新体系，而是要真正认识、理解那些驱动新兴自组织知识网络快速发展的关键力量，否则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基于这种理解，发展中国家只有制定更有效、更可行的策略，才能提升自己在科学无形学院的成员地位。

终审：李丽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