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李景端专栏】时下，引进版图书成为各大出版社和民营文化公司追捧的对象。那么，从事引进版图书的编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如何确定引进版图书的选题？引进版权主要有哪些渠道，必须注意哪些问题？如何发现和组织到合格的译者？引进版编辑在处理翻译书稿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李景端，高屋建瓴，娓娓道来，为我们作出了详细解答。
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 李景端
杨志成 绘
随着出版专业分工的放宽，现在除了少数专业性极强的出版社，几乎各社都或多或少地做引进版图书，许多民营文化公司也热衷于做引进版来谋利，以至现在出版界出现了不少引进版编辑的新手。身为拥有40年出版生涯的老编辑，想借与书同对谈的机会，聊聊我对做引进版图书的体会。
书同：从事引进版图书的编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李景端：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对外国文化引进的目的和方针，就是要“洋为中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出版人只看到某些引进版图书很畅销，为了完成本单位或个人的经济指标，单纯地把做引进版图书当作创收盈利的捷径，这显然是不对的。引进各种“洋”，都必须从“中用”出发，并落实到“中用”的实效上。这就要求从引进选材到出版发行的全过程，都必须明确：引进的文化，是为我所用、对我有益的。
其次，要培养辨别优劣和美丑的敏锐眼光。外国文化繁杂多样、良莠并存。合格的引进版编辑既要有坚持开放的视野，又要有认清国情的自觉。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证明，打开窗口、瞭望世界有助于我们观察外国社会现实。但是引进什么，如何把握其分寸，还必须顾及我国的国情，秉持文化自信，警惕盲目崇外，防止引进或夹进文化垃圾。因此，编辑培养辨别的眼光，善于从杂乱中择优选择，应成为引进版编辑的一项重要基本功。
再次，要努力提高驾驭中外文字的能力。中文不用说了，做引进版要求编辑至少了解一种外文。因为学过外文，观察世界的视野可能会广阔一些，对外国文化的感受也会丰富一些。这对编辑筛选涉外书目是有好处的。倘若没有外文编辑，也跟风抢做引进版，难免会有风险。
书同：面对海量的外国文化，如何确定引进版图书的选题？
李景端：做引进版图书，除少数外国公版书，通常不能像做国内版那样，可以事先有目的地进行选题策划。若引进健在作者的作品，更无法要求或指望作者会在其作品中体现引进的策划意图。为此，在遴选引进版选题时，要求编辑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考虑它对促进我国科学和文化发展的价值。凡对我们有益的择优首选。有些无益也无害，但可供我们辨别外部事物作参考，具有认识作用的，还有些健康的娱乐性读物，在导向正确的情况下，可以少量酌情引进。
二要权衡引进版权的难易及其成本高低。引进成本太高，投入超出回报，宁可放弃引进，这一点易成共识。但对外国公版书，因无版权使用限制，引进还有望获利，导致有些出版人不顾低水平重复出版，还热衷去炒外国公版书的冷饭，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三要经常了解外国有影响的作者的信息，作为是否引进的判断依据。以文学作品为例，外国获奖作品固然可作引进参考，但切勿盲从，因为并非获奖者均属优秀佳作。外国评奖标准及其作品水平都会因时因人而异，需要我们及时掌握动向，决定取舍。如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西村寿行，上世纪70年代末，他的名作及同名电影《追捕》揭露了日本社会高层的黑暗，曾一度风靡我国。但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此人不断撰写恐怖淫秽作品，以至被点名批判，从此我国就没有再引进他的书。近几年，即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其作品也未必适合引进。这些都是引进版编辑要注意的。
书同：拥有版权是做引进版图书的重要条件，请问引进版权主要有哪些渠道，必须注意哪些问题？
李景端：自从1992年我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以后，我国获得外国图书版权的渠道，主要有四种：一是国家之间签订的文化合作协议，包含互许对方使用版权的相应法律规定；二是外国作者或其版权继承人依其意愿，向我国法人或自然人赠予其版权；三是经版权所有人授权的外国基金会，按照协议的条件，向我国相关人员转让其版权；四是运用商业方式，进行版权议价交易。需要引进版编辑关注的主要是第四种。
目前商业性国际版权交易的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出版社通过译者或相关人士的介绍，直接向外国版权所有人洽购；二是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等外国书展，寻求与外方洽购；三是通过中华版权代理公司、安德鲁版权代理公司、上海大苹果版权代理公司、博达版权代理公司等在华中介机构，洽购所需引进的版权。迄今以中介公司引进成功的比率最多。
在引进版权交易中，出版人现在应当着力提升自身的诚信度，创建引进版权的优质品牌，借此提升引进的成功率，切忌图一己之利，造成哄抬版税的恶性竞争。世界性畅销书《哈利·波特》，家家都想引进。但英国作家J.K.罗琳明确表示，她只授权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因为她信任该社的引进品牌。又如中信出版社的外国经管书、译林出版社的外国流行小说和人物传记，其引进成功率也较高，都得益于他们在多年引进中的品牌效应。与此不同，有一家民营企业花极高的预付金，争到了一部拉美名著的授权，并获得了好的回报。也许有人觉得这种做法很成功，但我并不赞同。因为这样做，只会促使互相攀比，一次成功，绝不代表次次都会成功。哄抬版税的结果，只会利洋人伤国人。要想在版权交易中赢得持久优势，还是要在重诚信、树品牌上狠下功夫。
版权交易签合同时，要重视授予专有出版权和非专有出版权的区别。此外，务必要写明“邻接权”的授权许可。因为现在除了纸质图书，还有很多衍生的传播载体，如音像、视频、漫画、缩写、转译、改编，以及数字出版等。这些都要明确规定，以免日后发生纠纷。
书同：翻译出版，选择译者无疑十分重要。引进版编辑，应当如何发现和组织到合格和对路的译者？
李景端：引进版编辑当然要积极建立并扩大国内外翻译圈的人脉。交友的方式很多，因人而异。我想叮嘱的是：要充分利用参加各种翻译学术活动的机会，主动和广泛地结识译界新老翻译家。我每逢参加相关翻译或文学的学术会议，必定索取与会名录，从中选择对象，或主动造访，或向他赠书，或事后致信讨教。日积月累，结识的译界朋友多了，选择译者的范围就广了。如今译界资讯来源很多，搜索译者信息渠道，年轻人肯定比我们这一辈人在行，无需多言。我只想强调一点，就是对待翻译界出现的新事物，要抱着既包容又坚守的态度。
随着市场经济和传播技术的发展，如今翻译市场上，出现了网络翻译、快餐翻译、众包流水翻译、机器和软件翻译等新事物。一本《乔布斯传》，从翻译到出版上市，只用了35天时间。有的书，甚至实行作者写一章，随时翻译一章，做到中英文本在国内外同一天上市。这当然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对上述翻译图书的译文质量，难免有人质疑，我未加审阅，无法判定。但我想，翻译市场这些新事物，一是有人买，市场有需要；二是国家法律未禁止。那么，就应釆取包容态度，让市场和消费者去检验它的存在。作为主管部门，则要对其加强监管和引导，力求扬优治弊。
但对从事翻译学术研究的专业人士，以及承担着传承和传播优秀文化的职业出版人来说，在包容的同时，更必须保持坚守的心态。引进版编辑要坚守出版物的文化品位，坚守引进版图书的翻译质量，坚守出版人的职业道德。你做你的时髦活，我干我的严谨事，拒绝跟风，不为利所屈。这个要求并不高，肯坚守，就一定能做到。
书同：引进版编辑在处理翻译书稿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李景端：对待译稿，编辑毕竟不是校订者，不能要求他对译稿全书逐句进行审订。这就需要对不同译者的翻译资质、翻译经历、翻译实践，进行多方面的了解和考察，区别对待。比如，对已经有过较多翻译作品或翻译研究成就的翻译家，应给予信任，实行“文责自负”，仅对有疑问的译文，加以考证和咨询。而对初次接触的新译者，通常要求他先试译一两节，审度其翻译水平及文字表达能力，再确定是否足以签约翻译合同。
因为编辑不可能通懂多种外文，遇到陌生语种，只能向社外寻求外审或外编。但必须充分了解外审人员的专业水平及工作态度，对重要书稿，力求经不同人两遍外审。由于外审、外编多是非专业出版人，所以外审之后的译稿，仍需编辑按照出版法规和体例，进行认真编校。
处理译稿，经常要面对要不要和如何恰当删节的问题。对此，似无确定和统一的答案。因为它涉及国情、版权、译者的翻译理念、传播的需要等多方面的因素。以往就出现过这样不同的案例。
上世纪80年代有位译者，因未删除原著中尚无定论的事情，被起诉侵犯当事人名誉，此案当时在法律界和翻译界都引起很大争议。历经几年诉讼，综合多种因素，最终还是译者败诉。尽管译界许多人对判决结果持有异议，但这已经成为译者因未做必要删节而承担过错的先例。与此相反，有一家出版社，因鉴于我国国情，必须删除外版书中某些不实内容，被外方以违约为由终止了授权，这又成了因删节而出现的另一种结果。
纵观图书市场上，不少引进版图书都存在某些删节。因为是公版书，不涉及版权问题，只是翻译家不同翻译理念的反映。比如，傅东华对《飘》的多处删节、杨绛对《堂吉诃德》的“点烦”删节，虽在译界有不同争议，但这些译本，都被读者和市场认可。杨绛译的《堂吉诃德》不仅成为该作品最畅销的中译本，还荣获西班牙国王勋章的褒奖。
现实工作中尤需注意的是，如何对待有版权期的作品。依我个人的看法，第一，涉及国情的，该删的还要删。但最好在洽购版权合同中，注明允许出版方作少量必要的删改。因为考虑我国的市场大，不少外方经纪人会愿意接受这项约定。第二，尽量加强与作者的沟通，寻求对方对必要删节的理解。《译林》在刊发日本作家石川达三的《破碎的山河》中，当时觉得要删去小说中偷看女人洗澡的一段暴露描写。我通过译者金中向石川达三提出这个请求。随后他回复说，他原稿中并无这一段，是日本出版商要他添加上去的，所以他同意删节。这就把难题解决了。第三，是否删节，以及如何删节，现在就落在翻译家的智慧上。译者的责任和处理权更大了，只有作、译、编三者多沟通，因势利导，不同情况不同处理。如此答案自然不理想，但是恐怕也只能这样了。
作者简介：
李景端 曾创办《译林》杂志，出任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受聘福建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多次担任图家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教育部人文科学优秀成果奖等评委。当选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现为中国翻译协会理事。
（本文编辑：杨婧；编助：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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