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经书，即中国古代儒学经典，如五经、六经、九经、十三经等，它们一直为历代读书人推崇。而先人读书，实为一种精神的追求与信仰。文中谈到了现代人读经需注意五个要点，尤其称“虽然经书有称‘圣人之言'，并且孔子读前贤经典，也会‘述而不作'；但后学也不能盲目尊崇，无所作为”。
本文所言经书，主谈中国古代儒学经典，如五经、六经、九经、十三经，有《易经》《诗经》《书经》《礼经》《孝经》《春秋经》云云。它们经过数千年时光，一直为历代读书人推崇。
经书被誉为圣人之书，正如《宋史·田锡传》有记，田锡在《御览》序文中写道：“圣人之道，布在方册。《六经》则言高旨远，非讲求讨论，不可测其渊源。”再有，南北朝颜之推《家训治家》写道：“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静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
经书被称为至善之书，《魏书·李先传》有记，北魏太祖拓跋珪问李先曰：“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对曰：“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又问曰：“天下书籍，凡有几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备？”对曰：“伏羲创制，帝王相承，以至于今，世传国记、天文秘纬不可计数。陛下诚欲集之，严制天下诸州郡县搜索备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难。”太祖于是班制天下，经籍稍集。
经书被推为群书之首，历代儒生始终要把它们放在阅读的第一位。明代吕坤将书籍分为九类，第一类“全书”，即有《十三经注疏》；第二类“要书”，依然有《四书六经集注》。清代学者重视读经，如邵长蘅《与魏叔子书》言：“读书莫先于治经。愚意欲画以岁月，《易象》《诗》《书》《春秋》《三礼》诸书，以渐而及。”方东树《汉学商兑》有记钱大昭言：“读书以通经为本，通经以识字为先。”王鸣盛《问字堂集序》亦言：“夫学必以通经为要，通经必以识字为基。”所说完全一致。
经书被视为做人的准则，晋代束皙《读书赋》中唱道：“颂《卷耳》则忠臣喜，咏《蓼莪》则孝子悲，称《硕鼠》则贪民去，唱《白驹》则贤士归。是故重华咏诗以终己，仲尼读《易》以终身，原宪浅吟而忘贱，颜回精勤以轻贫，倪宽口诵而芸耨，买臣行吟而负薪。圣贤其犹孽孽，况中才与小人！”
经书被历代儒生珍爱，古代典籍“五经巾箱本”的由来，正是读书人尊崇经书的产物。《南史·萧钧传》有记：钧常手自细书写《五经》，部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侍读贺玠问曰：“殿下家自有坟素，复何须蝇头细书，别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经》，于检阅既易，且一更手写，则永不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巾箱《五经》自此始也。
其实先人读书，实为一种精神的追求与信仰。清代冯班《钝吟杂录》即写道：“多读书，则胸次自高，出语皆与古人相应，一也。博识多知，文章有根据，二也。所见既多，自知得失，下笔知取舍，三也。”再有，《北史·崔儦传》记道，崔儦自负才学，在自家门上写着：“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
读经有五个要点需要注意：
其一，经书由多部著作组成，特质自然不同。对此历代学者多有论说，略记如下：柳宗元《答韦中立书》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宋元学案》有记，元代李存读《五经》称：“此心苟得其正，则所谓《书》者此心之行事，《诗》者此心之咏歌，《易》者此心之变化，《春秋》者此心之是非，《礼》者此心之周旋中节。至孝友睦姻任恤，皆此心之推也。”清代唐彪《读书作文谱》称：“凡书有纲领，有条目，又有根因，有归重。如《春秋》为纲，三《传》为目；《大学》圣经首节是纲，明明德两节是目。”袁枚《答惠定宇书》称：“虽舍器不足以明道，《易》不画，《诗》不歌，无悟入处。而毕竟乐师辨乎声，《诗》则北面而弦矣。商祝辨乎丧，《礼》则后主人而立矣。”
其二，读经要反复阅读，不厌其烦。南北朝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称：“凡读书必以《五经》为本，所谓非圣人之书勿读。读之百遍，其义自见。”萧绎此语，后人引用最多，如宋代苏辙《栾城先生遗言》称：“公曰：读书百遍，经亦自见。” 朱熹《童蒙须知》称：“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清代李光地《李榕村集》称：“读经者且不要管他别样，只教他将一部经，一面读，一面想。用功到千遍，再问他所得便好。”
其三，经书一定要精读。梁启超先生《治国学杂话》，即把读书分为精读与涉览两类，并称“诸经、诸子、四史、《通鉴》等书，宜入精读之部。”读者需要字斟句酌。比如一个“仁”字，宋代朱熹《朱子语类》写道：“如《扬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到《易》中又将刚来配柔，柔来配义。《论语》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到 《中庸》又谓成己仁也，成物智也。”再如明代薛瑄《读书续录》写道：“经书中有字同而义异者：如《易·泰卦》，‘泰’乃亨泰之义；《论语》君子泰而不骄，‘泰’乃舒泰之义；《大学》骄泰以失之，‘泰’乃侈肆之义。……经书字如此类者，字同而义异，读者当各即其义而观之，不可以字泥也。”
其四，读经要日积月累，不能想一蹴而就。《宋元学案》有记郑耕老《读书说》，他将六经及《论语》《孟子》《孝经》字数一一列出，合计四十八万九十字。“且以中材为率，若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或以天资稍钝，中材之半，日诵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毕。苟能熟读而温习之，使入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积之功耳。”
其五，虽然经书有称“圣人之言”，并且孔子读前贤经典，也会“述而不作”；但后学也不能盲目尊崇，无所作为。正确的认识有三条：一是要有疑，敢疑。清代江藩《汉学师承记》写道：阎若璩“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即疑二十五篇为伪。”二是要独立思考，如《宋元学案》有记李潜所言：“读书不要看别人解，看圣人之言易晓，看别人解则欲惑。”三是要敢于走出经书的藩篱，开阔阅读视野。宋代王安石《答曾子固书》即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又见清代陆世仪《思辨录》有记：“晦庵诗有云：‘书册埋头何日了，不如抛却去寻春。’此晦庵著述之暇，游衍之诗也。凡人读书用工，或考察名物，或精研义理，至纷賾难通，或思路俱绝处，且放下书册，至空旷处游衍。一游衍忽地思致触发，砉然中解，有不期然而然者，此穷理妙法。”
很多人读经不得其入，却以陶渊明“不求甚解”之说遮掩。冯班《钝吟杂录》有记：“陶公读书，止观大意，不求甚解；所谓甚解者，如郑康成之《礼》，毛公之《诗》也。世人读书，正苦大意未通耳，乃云吾师渊明，不惟自误，更以误人。”对此，《晋书·刘乔传》中一段故事写道：右丞傅迪好广读书而不解其义，刘柳却只读《老子》一本书。傅迪瞧不起刘柳，说他读书少；刘柳反驳说：“卿读书虽多而无所解，可谓书簏矣。”
当然，读书难入路径的人，也可以试用林纾先生的办法，他在《小儿语述义》中写道：“读圣贤书不当作文章看，当作饮食衣服足以救我饥寒看，方能切心。若口里诵，耳里听，心里忘，纵使长年伏案，亦得不了一毫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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