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师旷说：少年好学，好像早上的太阳；中年好学，好像中午的太阳；老年好学，好像点着蜡烛的明亮。更让我受益的事情，还有我的专栏文章陆续发表后，前辈、友朋及读者的反馈。他们或有感而品评，或带着问题与我交流、商榷，令我至为快慰，由此想到“疑问”二字，在读书生活中的重要。
更让我受益的事情，还有我的专栏文章陆续发表后，前辈、友朋及读者的反馈。他们或有感而品评，或带着问题与我交流、商榷，令我至为快慰，由此想到“疑问”二字，在读书生活中的重要。
所谓“学问”，由学与问两部分构成。如《周易·文言传》所言：“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集聚学识重要，提出问题更重要。如《汉书·晁错传》所记，晁错奉诏去做太子的老师，他上书写道：“皇太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者，不问书说也。夫多诵而不知其说，所谓劳苦而不为功。”他是说太子读书很多，但不能“问书”，因此不能“知书”，落于劳而无功的境地。
其实历代贤哲重视问书，甚至有胜于读书本身。列几段经典语录：《尚书》：“好问则裕。”董仲舒《春秋繁露》：“君子不隐其短，不知则问，不能则学。”刘向《说苑》：“君子不羞学，不羞问。问询者，知之本；念虑者，知之道也。”王符《潜夫论》：“博学多识，疑则思问。”张载《经学理窟》：“有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陆九渊《语录》：“为学患不疑，疑则有进。”李贽《温陵文集》：“学人不疑，是为大病。”魏禧《魏叔子文集》：“人不学，不知困；不疑，不能悟。”汪烜《清儒学案小识》：“读书不会疑，便是不会读；疑而不能悟，亦是不会读，总是未尝用心去求得之病。”
古人读书献疑，最重要的原则为“实事求是”。此语出自《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评价：“实事求是，四字是读书穷理之要。”龚自珍《与江子屏笺》进一步说：“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专。”
此处，说一段刘德的题外故事：刘德搜集善书不惜重金，民间藏家都信服他的美德，纷纷奉上私藏，甚至把先祖的旧书拿出来。因此刘德拥书之巨，“与汉朝等”。当时淮南王刘安也好书，但“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民间有“献书王”之誉。
读书献疑，有了实事求是，还要有三个不能：
一是不能唯古是尊，如方孝孺《辨疑箴》：“不善学之人，不能有疑，谓古皆是，曲为之辞。”魏禧《杂问引》：“语曰：信而好古，读古人书，不疑不足以信古也。予不敢废己所疑以信古人，尤不敢自信其疑。”有名的故事，见洪榜《戴先生形状》：戴震年幼时读《大学章句》，问老师：“此何以知之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老师答：“此先孺子朱子所注云。”问：“子朱子何时人也？”答：“南宋。”问：“孔子曾子何时人也？”答：“东周。”问：“宋去周几何时矣？”答：“几二千年矣。”问：“然则子朱子何以知其然？”老师无法回答了。
有称戴震之问为幼童之思，或曰学者之思的初蒙；那么史上还有“帝王之思”，可供欣赏。清圣祖即康熙帝有《庭训格言》写道：“凡看书不为书所愚始善。即如董子所云：‘风不鸣条，雨不破块，谓之升平世界。’果使风不鸣条，则万物何以鼓动发生？雨不破块，则田亩如何耕作布种？以此观之，俱系粉饰空文而已。似此者，皆不可信以为真也。”
二是不能唯师是尊，如陆九渊《语录》：“孔门如子贡即无所疑，所以不至于道。孔子曰‘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子贡曰：‘然。’往往孔子未然之。孔子复有非与之问，颜子仰之弥高，末由也已，其疑非细，甚不自安，所以殆庶几乎？”他是说，在孔子的门生中，子贡因为不善于提出疑问，所以不能抵达先王之道；颜子恰恰相反，所以他近乎成为贤德之人。
三是不能唯己是尊，也就是说，学习不能自以为是，闭门造车。如《尚书·仲虺之诰》：“自用则小。”《礼记·学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颜之推《家训勉学》中，更是强调“切磋”二字，反对师心自是：“盖须切磋，相起明也。见有闭门读书，师心自是，稠人广坐，谬误羞惭者多矣。”
读书时疑问很多，但“疑”也要讲求方法，其要点如：
其一，针对性。如上文谈到，晁错批评太子读书方法有误。那么身为皇太子，他首先需要“疑问”什么呢？晁错列出四项内容：“故人主知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则群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万民，则海内必从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臣子之行备矣。”为此晁错受到皇上的赞扬，拜为太子家令，他也被太子家尊称为“智囊”。
其二，信古与疑古之争，由来已久。远在宋代，如冯班《钝吟杂录》所言：“夫子曰：‘信而好古。’宋人读书，未闻好古，只是一肚皮的不信。”但无论信或疑，都要以敬畏之心作为基础。魏禧《里言》说：“读古人书，好附和、翻驳，皆病也。能以敬畏古人之心而披其疵，则几矣。”讲的是一味附和或全面否定，都不是好的做法；而以敬畏之心提出问题，才是可取的学习态度。
梁启超先生讲学，最提倡怀疑精神，所有的研究方法，诸如发生问题、搜集资料、鉴别资料、整理资料、判断问题等，都要以“怀疑”二字为引导，不能为古是从。他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引先辈言曰：“故见自封，学者之大患。”接着又举例：“天圆地方”不是问题，到哥白尼却成了问题；“人为万物之灵”不是问题，到达尔文却成了问题；“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不是问题，到戴东原却成了问题；苹果落地、开水掀壶盖不是问题，到牛顿、瓦特却成了问题；《古文尚书》《太极图》不是问题，到阎百诗、胡朏明却成了问题。
再者读名著，梁氏也有客观判断，值得记忆：其一，万斯大《周官辨非》、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胡渭《易图明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崔适《史记探源》，“这几部书发现问题何等大胆，判断问题却有不甚谦谨之处，不可学”；其二，赵翼《廿二史劄记》、俞正燮《癸巳类稿》、陈灃《东塾读书记》，“他们对于资料之搜集整理何等辛勤”；其三，王引之《经传释词》《经义述闻》、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看他们怎样驾驭资料，且所下判断何等谨慎。”
由此想到，章炳麟先生也有一段品评古书的文字，笔法与梁氏类同，见识也不得了。见《华国月刊》中学国文书目，其中谈道：“唐李德裕谓其家不蓄《文选》，恶其浮华，语虽过激，于今日则正为针砭。……文史诸书，如《史通》《文史通义》等，今亦不采者，所求乎学子，在其深造以致远，不欲其语高而长傲也。”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