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关于早年读书，俞晓群认为，古人一般从十岁左右开始读书，到了二十岁之后，真正的读书人，不会停止他们阅读的脚步；但阅读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由被动的死记硬背为主，转为主动的深入思考为要。此外，早年读书，最容易检验一个人的天资。但天资并非万能，勤奋与方法才是第一要务。
早年读书，起于何时呢？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汉书·东方朔传》有记：东方朔“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蔡元培从十余岁开始读书，直至六十岁，“无一日不读点书”云云。
综上可见，前人开蒙读书，大体在十岁左右。他们有早晚之别，但天资不同，悟性不同，读书的效果也不尽相同。比如，清代大学问家阎若璩，他六岁入小学，“读书千遍，不能背诵”；戴震“十岁就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
早年读书，止于何时呢？在前人的观念中，大抵以二十岁作为一个节点。如清代夏之蓉在《丙子六秩自述》中写道：“年十九，吾父见背，家道中落，益刻苦学问。《周易》《尚书》《三礼》一钞，《毛诗》《左氏春秋》再钞，《史记》《汉书》节钞，汉、唐、宋、元、明诸家文汇钞。今诸本具存，凡详批密注，逐加丹黄者，悉吾二十以前所诵习也。”
当然，到了二十岁之后，真正的读书人，不会停止他们阅读的脚步；但阅读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由被动的死记硬背为主，转为主动的深入思考为要。如清代张英《聪训斋语》中说：“凡读书，二十岁以前所读之书，与二十岁以后所读之书，迥异。”
早年读书，前人还有观念认为，那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段。如朱熹《朱子语类》所言：“小儿读书记得，大人多记不得，只为小儿心专。”清代冯班《钝吟杂录》中称：“为学全在小时，年长便不成；然年长矣，亦不可不勉。”张英也认为：“幼年智识未开，天真纯固，所读者虽久不温习，偶尔提起，尚可数行成诵。若壮年所读，经月则忘，必不能持久。故六经、秦汉之文，词语古奥，必须幼年读；长壮后，虽倍徙其功，终属影响。”
早年读书，应该读什么书呢？清代张英还给出少年阶段，阅读书目的建议：“八岁至十二岁，中间岁月无多，安可荒废，或读不急之书。……何如诵得《左》《国》一两篇，及东西汉典贵华腴之文，为终身受用之宝乎？”
早年读书，最容易检验一个人的天资。有天赋者，如宋代秦观，他在《精骑集》序中写道：“子少时读书，一见辄能诵，暗疏之亦不甚失。”还有《戴东原先生年谱》有记，戴震不但有强记的天赋，还深得学习方法，十六七岁之前，“凡读书，每一字必求其义；……一字之义，必本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由是尽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经注疏》，能全举其辞。”后来戴震成为一代经学大师，早年所教所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不过，有时早慧也会带来副作用。前面提到秦观强记，过目不忘，因此骄傲起来，不再勤读苦思。后来秦观叹道：早年“故虽有强记之力，而常废于不勤。”成年觉悟后再努力，则“虽有勤苦之劳，而常废于善忘。”
早年读书，孩子愚钝的事情经常发生，但也可以发生转变。前面提到阎若璩，他勤奋读书的励志故事颇为生动。陈柱先生曾在《研究国学之门径》中写道：“古今成学之士，类多从勤苦得来。即敏灵之行，虽似本乎天赋，然亦可以勤学得之。”接着陈氏引江藩《汉学师承记》记载：“若璩生而口吃，性钝，六岁入小学，读书千遍，不能背诵。年十五，冬夜读书，扞格不通，愤悱不寐；漏四下，寒甚，坚坐沉思，心忽开朗，自是颖悟异常，是年补学官弟子。”到二十岁，阎氏读《尚书》至古文，怀疑二十五篇为伪书。此后用功二十余年，乃尽得其症结所在，终有大作《古文尚书疏证》传世。
早年读书，天资并非万能，勤奋与方法才是第一要务。如宋代苏东坡言：“少年为学者，每书皆作数次读之。”明代宋濂，家境贫寒，每次向人借书，开始笔录，计日以还。明代薛瑄称：少年时“晚间诵书愈数而不能诵，至来早即豁然，昨晚所读之书，悉能成诵。”《明史·张溥传》有记：“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钞，钞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钞，如是者六七始已。”后来张溥的书房即称“七录斋”。顾炎武《日知录》自序中，也谈到读书方法：“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所以有名作《日知录》诞生。
蔡元培在《我的读书经验》中自谦说，自己虽然读书日久，但一直不得方法，所以没有什么成就。究其原因，一是不能专心，再一是不能勤笔，因此为后来的研究与著述，造成许多不方便。蔡先生还赞扬胡适说：“我尝见胡适之先生有一时期，出门时常常携一两本线装书，在舟车上或其他忙里偷闲时翻阅，见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铅笔作记号。我想他回家后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续。”
还有钱基博，他在《某社存故小学教学意见书》中写道：“儿童读书，能背诵尚靠不住，以其随口唱诵，往往于字形未曾体认，文义不必理会也。生字即识以后，须使之照书抄写一遍，而后为之讲解。及其能背诵以后，尤必责使默写无讹而后已。谚云‘口过心过，不如手过’，斯言良信。”
早年读书，还要让孩子建立自信心。刘知几《史通》序言中，记载了一段生动的故事，刘氏自称“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后来他读班固《汉书》、谢承《后汉书》，批评前者不应该有《古今人表》，后者不应该没有《更始本纪》。当时听到的人都说，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竟敢轻易指责先哲们的著作？刘知几听到批评后，“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后来刘知几读张衡、范晔的文集，见到张、范二位也认为，上述两件事情，《汉书》《后汉书》的记载不妥；他们的质疑，竟然与刘知几的观点完全相同。由此刘知几认定，自己的看法，暗合于古人的见识；并且在后来的阅读中，类似的事情经常出现。此时刘氏叹道：“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及年以过立，言悟日多。”意思是说，此时他才知道，那些流于世俗的人，是不值得与之共语的。此后再有此类问题出现，刘知几先将它们积攒下来，不急于述说；等到过了而立之年，集腋成裘，此类感悟的记载越来越多。后来刘知几有《史通》名世，又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但早年读书，孩子们识字少，阅读困难；与成年人比较，理解能力差，汲取知识不易。那为什么还要主张早读早记呢？对此，严复的观点极好，他在《与熊纯如书》中说：少时读书，“非不知词奥意深，非小学生所能了解；然如祖父容颜，总须令其见过，至其人之性情学识，自然须俟年长乃能相喻。四书五经亦然。此皆上流人不可不读之书，此时不妨先教讽诵；能解则解，不能置之。俟年长学问深时，再行理会，有何不可？且年幼讽诵，亦是研练记性。研练记性，亦教育中最要是也。（若少时不肯盲读一过，则终身与之柄凿，徐而理之，殆无其事。）”在这里，严复将早年阅读，比作让孩子认识祖父的容颜，先让他有一个外部的印象，能了解多少算多少；更多的了解，有待于后来的亲密接触与交流了。
（本文编辑：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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