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真正需要读的“中国古书不过几十种”,是可以读完的。我们只需要找到密码,确认这些书是什么就可以了。
前文《书单与书目》,谈到金克木先生文章《书读完了》,其中有夏曾佑与陈寅恪的一段对话。他们谈到,真正需要读的“中国古书不过几十种”,是可以读完的。金先生称赞他们说得对,我们只需要找到密码,确认这些书是什么就可以了。
我对金先生的观点颇为赞赏。但近日读曾国藩著作,却发现曾氏在《与何廉昉书》中,说过一段非常类同的话:“承询及欲购书目,鄙人尝已谓四部之书,浩入渊海,而其中自为之书,有原之水,不过数十部耳。经则《十三经》而已,史则《廿四史》暨《通鉴》而已,子则五子暨《管》《晏》《韩非》《淮南》《吕览》等十余种而已,集则《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之外,唐宋以来廿余家而已。此外入子、集部之书,皆赝作也,皆剿袭也;入经、史之书,皆类书也。”你看,曾国藩早已把这件事情说得清清楚楚,并且给出了“密码”,算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回到本文主题。近日思考读书与看书的差异,见到近世以来,许多学问家讨论此事,时常会提到曾国藩的阅读观点,对其赞赏有加,使人印象深刻。
一位是钱基博先生,钱锺书的父亲。他在《国学必读》序言中,谈到古今诵、读、看的意义与变化,所谓:“古人之谓诵,今人曰读;古人之谓读,今人曰看。”他指出,就阅读而言,看与读应该并重,它们恰如人的两条腿,缺一不可,正所谓“诵者玩其文辞之美,读者索其义蕴之奥。”钱先生还批评近人著书“只言读本而无看本”云云。那么,哪些书应该看,哪些书应该读呢?此时,钱先生以曾国藩写给儿子纪泽的信为例,指出:看的书有《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周易折中》;读的书有《四书》《诗》《书》《易》《左传》诸经,还有《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得其深远之韵。二者不可偏废。”
另一位是陈柱先生,他在《研究国学之门径》中谈阅读方式,也引入曾国藩《与邓寅阶书》中观点,强调读书与看书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既不可阙,也不可混。所谓“看者涉猎,宜多,宜速;读者讽咏,宜熟,宜专。看者日知其所无,读者月无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贾趋利,闻风即往,但求其多;读者如富人积钱,日夜摩挲,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读者如守土防隘。”
从钱陈二位先生的言辞中,我们可以知道看书与读书的原理,也会为曾国藩的种种妙论所感动。其实曾氏还有很多观点值得铭记,如他在《家书》中谈到“为学四字”:看生书宜求速,不多阅则太陋;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本;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跛不能行。四字之中,也有温旧书即“背诵”一项。再如曾国藩在《家训》中谈到写诗的方法,他提出,首先要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正如古人所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又云:“煅诗未就且长吟。”接着曾氏给出一段惊人之句:“可见古人惨淡经营之时,亦纯在声调上下功夫。盖有字句之时,人籁也;无字句之时,天籁也。”
其实曾国藩等人的观念,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经年不绝于读书界。比如胡适在《怎样读书》中讲到阅读的精与博,他提出读书要有“四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对于口到,他说:“古人所谓口到,是把一篇文章能烂熟地背出来。现在虽没人提倡背书,但我们如果遇到诗歌以及有精彩的文章,总要背下来,它至少能使我们在作文的时候,得到一些好的影响。”
说到诵读之背诵,大多与苦读与强记有关。这里面有两个负面的观念,需要梳理清楚。
一是说古人读书,有“诸葛公但观大略,陶靖节不求甚解”之说。诸葛公一句,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与石广元、徐直元、孟公威一起游学,“三人务於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陶靖节一句,见于陶潜《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认为读书也有另外的路径,即不必深究苦读,也能成就大事。对此,清代冯煦《蒿盦类稿》中说,要想做到这一点的人,首先要有诸葛之才识、靖节之怀抱,不然靠什么去观大略、知甚解呢?其次还需要审视先贤放言的本意,不可支离穿凿,断章取义。
二是说古人读书,有“孔子过目能诵,东坡不用两遍”之说,认为那样的天赋是不可追的。对此,清代郑板桥反问,那“孔子读《易》至韦编三绝”怎么解释呢?还有苏东坡在翰林院时,读《阿房宫赋》至四鼓,“老吏苦之,坡洒然不倦”怎么解释呢?其实苏轼有诗句曰:“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苏辙《栾城先生遗言》有记:“读书百遍,经义自见”,也被奉为千古名言。关于过目能诵,郑板桥承认有天赋之说,但那些人“平生书不再读,迄无佳文,且过则成诵,又有无所不诵之陋。”不失讥讽之意。
温习前人论阅读的故事,进而想到自古读书,诵读与背诵传统的形成,究其渊源,大约有两个原因在起作用。
其一如班固《汉书·儒林传》所言:“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因此汉兴之后,许多典籍失传,只能从民间征收私藏,或请饱学之士将经书背诵出来。即“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朱熹《朱子语类》也有记:“汉时诸儒以书相授者,只是暗诵,所以记得牢,故其所引书句多有错字。如《孟子》所引《诗》《书》亦多错,以其无本,但记得耳。”
其二如清代尤侗《读书社引》所言,古人读书有三难,一是竹简烦重,虽充栋汗牛,实不过数种;二是写本不能佣人,尝手抄日诵,有不出房六年日课五十纸者;三是秦之兰台,汉之天禄,唐之集贤,书集京师,士庶家不获全睹。在那样的阅读境况下,背诵的作用就更显得重要了。此中兰台、天禄、集贤均皇家藏书之所,但秦藏书之所,未见兰台之说,有见《史记》:“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
读到上述背景,今人或以为时代进步,阅读条件大大改进,我们的学识自会直追古人。其实不然,境况的变化未必都是好事,它也会使一些错误的观念滋生出来,比如对于书的尊重,对于阅读的尊重,也会出现下滑的倾向,甚至造成今人读书,往往不如古人严肃、认真。为此,清代尤侗也有三点总结:一是古人以得书难,校雠精详,无亥豕陶阴之误;今人得书易,谁能校书如扫尘者?二是古人得书难,甚至有杜预以借书为痴,杜暹以鬻书为罪的故事;今人得书易,狼藉几案,多为蠹鱼石鼠所毁,梅雨寒具所污,犯二杜之戒者比比皆是。三是古人得书难,因此昼夜披吟,若护鸡抱犬,投斧握锥;今人得书易,往往束之高阁,肩舆一游而已。
此中杜预故事,见于晋代杜预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中有记:“书勿借人。古人云:古谚借书一嗤,还书二嗤。”后有“借书一痴”之说,据言钱锺书还有一枚藏书章叫“借书一痴斋”。杜暹故事:见于唐代杜暹家中藏书,书末自跋云:“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不孝就是罪过了。
(本文编辑: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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