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装帧不能满足于全盘照搬，怀旧可以是一时的表达，创新才是艺术生命的体现。简单的再现，永远是一件被动的事情。
书籍装帧是一个整体概念，封面与内文的设计，材料与印装的选择，都包含在其中。书籍品味也是一个整体概念，志趣与文采的表现，形态与文思的契合，都是品质的保证。
我从事出版工作，对书装的追求，有一个从简装化到精致化的演变过程。需要说明：这不是由低级到高级的提升，而是对书装的两种不同的追求，它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诉求。比如简装书，我们特指的是企鹅丛书、万有文库、岩波文库、人人文库一类典籍，走的是大众普及与启蒙之路。再者，简装书并不等同于平装书，“海豚书馆”是小精装，但归类还是简装书，只是生活水准、时尚标准的变化，带来书籍装帧的变化。由此想到“海豚书馆”创意者陆灏的观点，前些天我们讨论书装的精致化，有人列举企鹅公司的装帧如何美丽、精致、时尚，陆公子说，企鹅创业的初衷，是对书籍价格与艺术化的反向思考，走到今天，无论他们的书装如何精美，如何精致，从未改变其简装书的初心。这与我们讨论“精致的书装”，是不同的路径。
我操作简装书，标志性的产品是“新世纪万有文库”。当时我写过一段广告语：“爱书人，你的简装书来了！”对此有三点考虑：一是承继老商务王云五的“万有文库”，二是追随三联书店范用、沈昌文思想先锋的传统，三是效仿张元济扶持文化事业的牺牲精神。这第三项是说当年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时，出版教材和各种实用类书籍，赚了大钱。但在出版译著时，张先生提出要有牺牲精神，不必追求利润，保本即可。如今我们需要接受他的理想，仿照他的做法，这样才能对出版职业的本质，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我追求书装的精致化，起于二〇〇九年，我离开辽宁到北京海豚出版社工作。最初的起因，还是出于商业的考虑。那时我离开出版一线已有八年，定睛一看，我们过去的工作已经成为历史记忆，改革与市场化推动社会变化，一些大牌国营和民营出版机构日渐壮大。但在极端商业化思潮的影响下，导致“过分迎合市场”的观念流行。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都在为挣钱而浮躁、狂奔，那还会静下心来，细心制作精致的图书呢？即使有人去做，也是星星点点的个别行为，或者出于追求政绩、情调点缀。
我做事历来赞赏“冷中求热”的思路。人家已经炒热的事情，你再去凑热闹，最多是添一把柴而已；清冷之处，往往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出现。所以那时我建立三个观念：一是别人做大做强之日，应该是我们做小做精之时。二是做精致的书，本来就不适合大企业运作，需要重启小作坊的观念。三是我们需要认清，书装的世界还很宽阔，我们还有许多事情不懂，需要不断学习和实践。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还要补上两个概念：一是中国传统书装，如线装、竖排、左翻，与西方书装大不相同；二是西式书装，直到百余年前才逐渐进入中国。由此想到那一场书装的改变，不是改良而是革命，形式的革命又带来内容的革命，新学、变法、新政，都应运而生了。近年有一部著作《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苏精著，有港版与中华版，正是从一个侧面叙述那一场变革的历史。
做精致的书，还有一个故事深深地触动了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我学习王云五做简装书时，有人留言说：“你们都弄反了，王云五不但有功于传播文化，还开创了中国书籍装帧的粗糙之风。要知道那是国难时期，王云五的许多做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静心思考，这话说得有道理，我曾读过王云五《十年苦斗记》，深知抗战时期，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王云五为保持中华文脉不灭，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如今时势变化，前辈们做过的事情，我们不能片面模仿，还要跟上时代的变化。
有了这些思想基础，我才有后来书装精致化的试验，取得一些市场效果，也引来许多议论之声。归结起来，我最欣赏三个观点：
首先书装的精致化，是对作者的尊重。当然观念的改变也有一个过程。最初有大作者还说，我不在乎装帧，意思是“我内容很厉害，不必追求装饰。”其实您这样说，会使出版的文化意义有所丢失。一部优秀作品上市，负责任的出版人会精心策划，或制作各种版本，以示对作者的致敬。比如董桥，他赠人签名本时一定要精装，精装送光了，才送平装，还要写信表示歉意。此时，编者、作者、读者不再是单纯的商业关系，而是一种文化互动，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
其次书装的精致化，是对文化分众的尊重，也就是对读者的尊重。读者的阅读方式，需要有自由的选择。可以是学习者、收藏者，也可以是把玩者；可以闲读，也可以研读。因此书籍在款式、成本的多样性上，有时会反应着一个社会的进步、成熟、宽容和自由程度。记得当初海豚社追求精致的书装，有同行批评我们过度装帧。我曾向韦力先生倾诉，他安慰我说：“有人议论是好事，证明你的努力有了回应。这种做法也为收藏者的选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再者书装的精致化，是对制作者的尊重。一本特装书，可能要比普通版多十几道工序，正规工厂不接这种活儿，只有雅昌一类有理想、有实力的厂家，才会愿意听你啰嗦，完成你的设计理念。因为我们的终极追求是制作艺术品，失败率、退修率以及成本都很高，购买者也会很挑剔，经营风险很大。我经常会被购买者的留言所感动：“某处没达到标准。但我愿意追随你们，支持你们坚持走下去。”说白了，这不是一个能不能做的问题，还是一个肯不肯做的问题。
最后谈书品。说到书的内容，懂的人很多，不然那么多学者是干什么的？但书品又有不同。我觉得，首先是知道书的学术地位、版本价值，知道书里书外的故事，包括存世情况、作者八卦、拍卖行情等。你别小看这些事情，说一个人既有学问又有趣，奥妙就在这里。其次是懂得书的艺术，这个很难，懂的人又少，大多数书呆子自命清高，其实这方面的人才最为稀缺。一代不行，最好几代家传或师传；一地不行，最好四处游走；一见不行，最好集思广益。当然，也有生于书香之家专门败家之辈，长于书香之地粗俗不堪之徒，处于书香之业脑满肥肠之士，这样的人，历朝历代还是蛮多的。
书装与书品结合，也会产生一些清规戒律。一是烂书不能过度装帧，装出来就是笑话。经典却无论怎样装帧、怎样重复装帧都不过分。比如《鲁拜集》，从西方到东方，各种装帧版本不计其数，最过度的装帧是泰塔尼克号沉船中那本，桑格斯基的绝唱，世界上最昂贵的书。二是你的装帧不能满足于全盘照搬，怀旧可以是一时的表达，创新才是艺术生命的体现。简单的再现，永远是一件被动的事情。
我记得王强讲到一个创业公司的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一味模仿，其追求往往集中在“像或不像”上。但西方几百年经典设计多如牛毛，你无论怎样模仿，最终还是九牛一毛，人家还会评说这个像，那个不像。即使你的制作有技术追求和进步，但缺乏独创性、增值性和唯一性的东西，很难赢得资本市场的青睐。第二个层次是推陈出新，在传统与现实之间，保留些什么，改变些什么，如何结合，如何做到天衣无缝。这样的追求有挑战性，有唯一性，有增值空间，有知识产权，难模仿，防偷窃，那样才会成为资本市场的宠儿。比如王强的《书蠹牛津消夏记》《读书毁了我》，都是他自己设计封面图案，再运用西方传统的装帧技术加以再现。还有陆灏设计的《围城》特装版，他使用该书第一本丁聪先生的漫画，再与西方装帧技术相结合，从而创作出一个令人惊艳的版本。
（本文编辑：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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