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我半生做文化传播工作,品评一个文化企业,或者品评一个文化人,最重要的两点,一定是看他的传统和传承。比如以百年为限,品评出版群落,我经常会赞扬上海的出版传统,赞扬他们传承的文化精神;品评出版社,我经常会提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三联书店,言必称“他们是有传统的出版社”。
传统是一个中性词,有好坏之分。因此对于传统的态度,也有承继、扬弃,乃至唾弃之别。我是一个看重好传统的人,但对于所谓不好的传统,我主张不能简单否定或视而不见,不要轻易做精华与糟粕的划分。人类的历史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一句好或坏的评价,就可以将它们简单地切割开来,更不用说还有种种时代因素的干扰。所以我一直坚持那样的观点,读书和研究问题,都要有整体性的关照。正如我喜欢阅览“廿五史”,我时常在想:你能否做到只读好人?只读好篇章?只读精华而不读糟粕呢?显然这是一个可笑的想法,也无法实现。评判一段历史,经常会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因事而异,言人人殊。再者,后人为传统的存在划定可知与不可知的界限,也是一件不应该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如果非要这样做,唯一的办法,只能采取截断、摘取、销毁或篡改的方法,销毁一部真实的人类文明史,再编造一部反人类文明的伪历史。
我又是一个看重传承的人,但我的观点是:坚持历史的整体观照,并不等于对历史的整体继承。比如我热衷于数术文化的研究,却绝不会去做占验的事情。时常有人会开玩笑说:“能为我预测一下未来么?”此时,我经常会引用《荀子·大略》中的话来调侃:“善为《易》者不占。”我知道这句话的本义,它是说《周易》为一部不占之书,真正融通易理的人,不需要推占,就已经知道事情的结果了。我没有那样的造化,只是歪用先贤的名言,喻说自己志不在此而已。其实我更喜欢《周易·系辞上》中的一段话:“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所谓见仁见智,说得正是这个道理。
如上思想有些大而化之,现在回到现实之中。我半生做文化传播工作,品评一个文化企业,或者品评一个文化人,最重要的两点,一定是看他的传统和传承。比如以百年为限,品评出版群落,我经常会赞扬上海的出版传统,赞扬他们传承的文化精神;品评出版社,我经常会提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三联书店,言必称“他们是有传统的出版社”。我主张对于既往的存在,需要格外尊重、珍视和保护,像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邹韬奋,我们整理他们的文化遗产,需要全面了解,而不是投人之好,挑挑拣拣,修修补补;更不能为八卦而戏说,为媚俗而猎奇。
由此谈到我们研究历史人物,如果抓住传统与传承这两条主线,就会跳出固有的俗见,排除干扰,得到恰当的认识和结论。比如张元济先生,他何以投身出版?说法巨多,均跳不出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物,伟大的抱负云云。回归人本主义的判断,此时我想到,张先生弃官从商,除了其他因素,似乎更与张家的藏书传统,以及张元济本人承继家传的志向和爱好大有关联。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
张元济出身藏书世家,其明末十世祖张奇龄斋名为“涉园”,九世祖张惟赤是清顺治年间进士,那时就开始着意搜藏图书,至乾嘉之际,六世祖张宗松藏书之富达到顶峰,兄弟九人中至少有六人以藏书著名。道光以后张氏中落,涉园亦毁于战火,到张元济时,只剩下涉园之名,无一册藏书留存。以此为背景,张先生一生立志恢复祖业,四处搜集先人旧藏,听闻钤有张氏涉园印记的书,更是不惜重金收购。因此有后来的涵芬楼、东方图书馆和合众图书馆诞生。据称涵芬楼所藏善本,当时仅次于北京图书馆,加上各地藏书家襄助,以及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古籍,堪称一时之翘楚。
还有中华书局的创办者陆费逵先生,他自称“我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早年开蒙完全靠父母教育,以及家世传统的影响。我也曾在文章中,谈到陆费逵传承家学的志向:
陆费逵先世自明代中叶以来世居桐乡。七世祖陆费培移居嘉兴郡城,五世祖陆费墀,在乾隆年间出任《四库全书》总教官、副总裁,前后二十年。于嘉兴城郊筑枝荫阁,收藏《四库》副本,后毁于太平天国战火。此段家事对陆费逵影响至深,后来他创立中华书局,下大气力刊行《四部备要》,即受此牵动。如他在此书《缘起》中写道:“小子不敏,未能多读古书,然每阅《四库总目》及吾家家乘,辄心嚮往之。”一九一五年他曾动念印行《四库全书》,因工程巨大未果。一九二一年中华书局盘进丁辅之聚珍仿宋印书局,丁氏即八千卷楼旧主。两年后陆费逵开始陆续印行聚珍楼仿宋版《四部备要》,与一九二二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形成呼应。
读罢张元济、陆费逵的故事,似乎家世传统决定一切,其实不然。传统是一个既定的概念,传承却是一个可以变化的行动,变化什么?就是对已有的东西进行改造和添加新的生命。具有优良传统的人或企业,需要创新和进步;缺乏优良传统的人或企业,更需要努力,成功者大有人在。
比如王云五,他的家族十几世代没出过一名秀才,到了王云五这一代,他的大哥王日华十八岁时考取生员,有此意外之荣,举家欢乐。没想到时过不久,大哥即因病去逝。从此王云五的父母不再让他走科举之路,送他去商铺学徒,为从业之需,只允许他读英文夜校。这样的家境对王云五影响巨大,但他不甘于现状,在夜校学习极为努力,连连跳级,十九岁就被中国新公学聘去做英文教师,他的同事中有宋耀如,他的学生中有胡适、朱经农。那时王云五经常出入图书馆,还阅读原版《大英百科全书》,后来自己藏书极多,成为一代大出版家和学问家。由此可见,最终不是传统束缚了王云五,而是他为自己的家世创造了新的家风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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