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文 台湾资深出版人。1971年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教育系,现任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智慧藏学习科技公司董事长及台湾文创公司董事长,同时担任中华图书出版事业发展基金会董事、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咨询委员、台北市杂志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等职。
王荣文于1975年9月自行创业,创办远流出版社,目前,“远流”一年出版300多种新书、600多种重印书、总销量约500万册,年营业收入超过5亿元,曾被评为台湾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社之一。
在同行眼中,王荣文是一位“左手谈文化理想,右手讲经营绩效,中间用创意脑袋”的出版人。眼下,王荣文正带领“远流”进行一场纸本、数字、空间三合一媒体的转型工程,致力于数字化出版,发展线上阅读器,还希望将华山创意团打造成台湾甚至是华人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的旗舰基地。
这个公司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尊敬,理由又是因为我们强调理想性,有时候跟市场违背的、明知销量不是很大的书,我们也做。我们强调理想与勇气,“远流”是理想与勇气的实践之地。
经营文化创意产业最重要的也许是,周边效应可能产生大作品。
这里是王荣文的地盘。1914年创建的日本“芳酿社”,原来是一个生产清酒的工厂,现在则成了台湾“行政院文建会”主管、民间参与经营的“华山创意文化园区”。自2007年开始,传统出版人王荣文增添的新身份是台湾文创公司董事长。
10月8日,华山园区行政大楼二楼拱厅迎来一位贵宾: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两岸故宫合作的《雍正文物大展》已经开启,远流出版社又出版了郑欣淼所著的《故宫与故宫学》。这是一次新书发布茶会,但王荣文把它操办得有声有色。台湾茶道文化艺术代表解致璋现场筹办了11桌不同品类的茶席,在清香流动中倾听京剧艺术家演出的《四郎探母》。
出席的嘉宾还包括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曾志朗、台北市副市长兼文化局长李永萍、台湾艺术大学校长黄光男等人,但最令人眼亮的则是《青花瓷》歌词制作者方文山。这个年轻人看上去不善言谈交际,却给了现场惊艳的感觉。
这呈现出王荣文正在努力的方向。市场和品位,两者他都想占有。王荣文已在文化产业摸打滚爬数十年,而今仍继续走在创意的最前沿。新书发布会结束后,他带着本报记者在华山创意文化园区略略转了一圈,开始畅谈他熟稔的文化产业。
一句话,就是找到对的人
南都:“远流”能够做强做大走到今天,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总结经验,你觉得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王荣文:以人为本,或者说以人才为本。一句话,就是找到对的人,包括编辑跟作者。通过我们强的编辑去找到好的作家、好的作品,完成品牌。
南都:有一个很明确的判断标准吗?因为每个出版社都想找到最好的作者。你们的标准是什么呢?
王荣文:应该说每个出版社都有它的标准,这个讲下去很复杂。我们在经营文化创意产业,如果用三句话来总结出版的话,某种程度是这样:我们最终是经营故事,经营感动,成就品牌。
“远流”有35年的历史,从1975年开始,每一个阶段都能推出重要作品。这些作品是怎么找到的呢?有出版人的见解,有时候也有机缘。不管怎样,“远流”今天之所以有一点点知名度,这是因为我们经营人、经营作家、经营路线、经营品牌。我们出过李敖的书,出过柏杨的书,出过金庸的书。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的成就就是远流的成就。
南都:在那个时代,他们的书基本上就只你们一家出版社出?垄断了?
王荣文:大部分是。“远流”一开始的发迹里面就有李敖的《中国历史演义全集》、柏杨的《资治通鉴》、吴静吉的《大众心理学全集》以及上世纪80年代大陆特别喜欢的电影馆丛书、传播馆丛书。做记者的一定看过传播馆的学术著作；如果做电影导演,那就会看过电影馆的书,那时候我们引进了很多西方的电影理论。
积累下来,我们所出的书大概有5000种,所以我也不知道具体哪一本书影响了哪一个读者。但总的来讲,水准很平均,其中也有很多突出的作家,就像刚才我随便举的这些例子。正因为这样,我们经营它,创造出它对读者的感动。读者读了书很感动,那就慢慢形成了“远流”品牌,觉得这个出版社出的书有一定水准。
出版的蔡元培主义
南都:30多年,“远流”有没有遇到比较大的挫败,或者是作为教训的一段歧路,可以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借镜?
王荣文:出版人其实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读者接受你,是因为你所推出的作者或路线符合他的需要,满足了他的需求。我们编辑当然会犯错,会找错书,会做错东西。
比如说,两岸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在1988、1989年前后,我记得我们当时有一个特约主编,他特别喜爱新马克思(主义)——当时大陆其实是不要这个东西,就有一个很大的出版计划,用大陆中央编译出版社的译者来翻译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名著,在台湾出版。现在证明这是一个很大的挫败,发行很不理想,没有市场支持,台湾与大陆译者的用语习惯又有很大不同,吃力不讨好。
“远流”有时候太理想主义,太支持编辑的理想,罔顾了市场需求,在当时可以说是失败的。但是这个公司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尊敬,理由又是因为我们强调理想性,有时候跟市场违背的、明知销量不是很大的书,我们也做。我们强调理想与勇气,“远流”是理想与勇气的实践之地。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每一个编辑都有理想,因为他有热情有理想,才会找到最好的作者,找到最好的作品。可是那些作品不一定是市场上最需要的,所以你要有勇气,去找出市场,开发市场,使它产业化,我们强调这样的精神。
我们把这叫做“出版的蔡元培主义”,因为我是读政治大学教育系的,在受教育过程中受到蔡元培、胡适的启迪。其实某种程度上,我在做出版,也把它当做一种社会教育,也用蔡元培主义:不分尊卑、兼容并包。这也是影响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做出版的一个思想主轴。
南都:可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理想主义很多时候和市场也能契合。但到了今天,是不是更多时候理想主义是和所谓的文化产业相背离?
王荣文:理想主义这个思想的脉络,不太容易修改,对一个老出版人来讲,我不太容易改这个。但是我们公司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要有新东西。所以必须要与时潮共舞,现在的时代潮流是随时在变化的。
“远流”为什么强调创意?流水不腐嘛,老实讲就是看我们这个公司跟时代潮流能不能共舞。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办新书发表会,有做传统的东西,但是我们也要跟年轻人靠拢。
传统出版一定会被取代,但出版还在
南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这解读为一种适应潮流的变化和转型?
王荣文:我们出版的路线也是一样的。就远流这个出版集团来讲,我们现在是很积极地往两个地方转型,一个是向数字转型,我们从15年前就开始在做电子书,做网络书店——远流博识网(http://www.ylib.com/),我们是出版界里最有成绩,这是远流的网站；我们后来发展远流电子书；我还有另外一家公司叫做wordpedia.com,这个是在做线上百科全书,是收费查阅的。
南都:电子书也是收费阅读吗?前景如何?
王荣文:是收费阅读。“远流”的创新在于,我们发展了远流自己的阅读器,譬如金庸的小说,因为我们本身出版金庸的小说,到2010年的二三月间,这个阅读器将把金庸的小说跟电子书的服务串在一起,相当于在网上付费阅读,版权受到保护,不会被盗版。因为这样作家才放心交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得到金庸的授权,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15年来,我们一直在数字出版上花了很多力气做研发,我们发明的这个阅读器可以串接北大方正和美国的各种平台。这是远流最重要的发明,现在得到一个高科技公司的认同,所以从远流split off(分离)出去,由远流的事业部变成一个独立的公司,可以替所有的出版界做服务,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转型。
我可以想像,几年后,读书是在手机上读,或者是在一个6英寸或者几英寸的掌上电脑上读。面对这个潮流的,我们是勇敢面对它的挑战。因为我们熟知整个数字出版的技术和通路,所以在原来的编辑跟作者的互动里面,尽量用科技手段加上读者的需求,与他们直接对话。就是把我们原来的所谓community(社群)与阅读、读书活动绑在一起,线上百科全书其实也都在做这个服务,我们花了很多力气。
南都:听起来似乎有点“零和游戏”的味道,网上阅读的多了,传统纸媒的销量就要降低。传统出版业现在是不是真的成了黄昏产业?你觉得它将来是不是必然要被数字出版所取代?
王荣文:它一定会被取代,但是被取代的并不是出版这个产业,而是它的载体变化了。因为以前我们习惯用纸张阅读,现在则通过电脑,等于说,纸本出版的时代,一定要拿纸张阅读的这个东西,会慢慢被替代,但不是很快的。它的成长也不容易。
还有一个要点是,传统的出版,其实真正的竞争都是你能不能出畅销书,这决定了这个公司能不能生存。其实也不是那么复杂。“远流”之所以能活35年,因为每一个阶段都有畅销书。文化创意产业某种程度上是风险产业,所有的成功都是从无数的失败成就出来的。关键在于,我们出版10本书,可能失败了六七本,只成功了3本,可是公司还是能继续活下去。
争取年轻人,让人才汇聚
南都:你刚才提到向两个方向转型,除了数字阅读,另一个方向是什么?
王荣文:我包下这个台北华山创意园区。因为我看到做出版最重要的,是经营一个作家或艺术家的智慧财产权——copyright。可是作家的才能不一定是写文字,他可能会做设计,会唱京剧……他的表现方式已经不是纯文本,而是多媒体,这样的东西需要有一个平台来发掘他们。
华山其实是代表这样一个园区,文化创意产业其实是在说:在这个园区里面,到底什么样的人会被你发掘出来、呈现出来。艺术家怎么在这个空间里,让生意跟艺术层次产生关系。所以我们几乎每一栋房子最后都是一个生意跟一个艺术家。像我们刚才去看的几米艺术中心,未来开起来,也一样会供应餐点。
文化创意产业里面,有一个叫“提供平台”的园区,它的功能就是让你需要的人才汇聚——你要让你想要的画家来这里,就要创造让画家汇聚在你的周围的氛围,形成以画为核心的产业园区,大陆的798就是这样做的。我要音乐人在这里,所以不久以后你会看到周杰伦租我们的场地来拍40集的电视剧《熊猫人》。这个拍摄场景会保留下来,变成一个音乐人空间,也是一个餐厅。这样我们就可以吸引观光客。
方文山也会在这里开一个花园,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可能他也卖茶、卖花,也卖其他的什么,我不管他做什么,肯定年轻人会对他有兴趣。你看今天我在讲方文山,要介绍给郑院长的时候,他不知道方文山是谁,可是他的随从,那个年轻人,一听方文山就说:“哦,我知道是谁!”我们要走出门的时候,随从要和方文山拍个合影,对年轻人来讲,方文山是他们熟知的人。
所以我们要靠几米、周杰伦、方文山。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这里要争取的是年轻人,但是怎么样让年轻人来,第一个要让人才汇聚,让他们愿意聚在这里聊天、喝咖啡,让不同文化产业的人——我是做出版的、这个人是做设计的、这个人是作画的,这个人是搞音乐的,都在这里产生一个新的活动。
南都:你说的都是一些比较正面的效应。文化产业要迎合市场,它的另一股趋势可能是越来越庸俗化,这可以避免么?
王荣文:从我的理解来讲,社会一定是多元的,特别是台湾强调多元文化、多元价值。今天远流出版社是我主持的,我有我的坚持,我有我的兴趣,如果这个东西跟“远流”的调性不和,我们不会出版。
迎合年轻人、满足市场需求的我们当然要做,但是我们也会追求梦想,追求理想性的生活方式或者生活价值。你今天恰好参加这个新书发布会,你如果在台湾参加100个新书发布会,大致上都是请名人来推荐来推销,但是因为这次书的作者是故宫院长,我们特别用这个文化的方式来呈现台湾人的生活方式。
文化产业最重要的是强调周边效应
南都:但是这个呈现会产生市场效益吗?这样的新书发布会,对你的新书发行会产生促进作用吗?我想很难吧!
王荣文:这是两件事,有些价值是短线价值:我做这件事会马上产生销路增加的效果。但是有些价值不是产生在那个书的销路上,而是产生在今天的来宾所留下的记忆或者印象上,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和品牌。我不知道这个价值会马上回报到我们的书上呢,还是回报到未来别的事情上,这就叫呈现、累计的观念。我们做事业不能只考虑短线,短线有短线的操作方法,但是以今天这件事情来讲,它操作短线是没有用的。这也是一个竞争方式的选择。
南都:你现在有多大的精力放在出版公司,多大的精力放在华山创意园区?
王荣文:我现在做纸出版、数字出版和空间出版,华山算空间出版。你也可以说我各花1/3精力吧。但是最理想的状况,在最后来讲是三合一。因为对我的编辑来讲,他要找出最值得经营的作者,作家可能写出了一本好小说,除此之外,我还可以得到他的授权继续拍连续剧,去经营他的故事。
经营文化创意产业最重要的也许是,周边效应可能产生大作品。举例来说,我今天做了一个《青花瓷》歌曲,这是一串跨界作家的产业,有人作曲作词,周杰伦帮你唱出去,演唱会的收入是一回事,另外有人把它经营成为周边商品,这些合起来的收入叫做文化创意产业收入。
当我们在进行这个华山创意园事业的时候,为什么要请金庸提个字——“华山今论剑,创意起擂台”,挂在我的房间里?另外,我的空间出版人现在找到了一个作者,就跟豪宅的市面设计一样,这个作品如果引起所有人的注意,觉得这是创造一个风潮,“没有三两三,不能上华山”。这里是华山论剑的地方,你有创意,就把作品拿出来。
文化创意产业有两件事情(钱和艺术):我要完成的这个作品,是一个艺术家加一个有钱人合作起来完成的。比如这里开餐厅的人,支持着墙壁上的画家,后面那里有画展。每一个餐厅都要带有扶持其他艺术家的责任,那个艺术家不管是电影、音乐还是绘画领域的,都有赚钱的和赔钱的。有赚钱的,比如张晓刚的一张画,是一个可怕的数字,所以他那个作品本身就可以创造一个产值。比如刚才我的朋友要来看蔡国强这几天准备在这里搞的爆破,这些艺术活动或者作品都会产生效益。
活命方式:不能开源,就节省成本
南都:你投入华山创意园区不久,就赶上金融海啸,文化产业这一块有没有受到很大冲击?
王荣文:对文化创意产业来讲,我觉得影响是有。但因为这个地方的投资不是很大,所以还好。这个在时间上有一点敌对,有些人要进来开店,可能会迟疑一下,他要等到我们人潮起来。现在每周六、周日已经自然形成了人潮,估计大部分的空间到明年6月之前都会开店。
我留了1/2开店,1/2留下来做展览。我事先有一半的空间来开店,使得平常就有人因为要找吃饭的地方、聊天的地方来这里,可是来这里后,他就看到不同的空间有不同展板,所以这很自然就变成台北人的文化生活方式,这个是我最理想的华山的方式,也可以维持经营这个地方。我们要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以现在我们所签的合约,已经很清楚看到,我们大概到明年6月,大概所有店开起来以后,这个良性循环就形成了,就可以改变亏损状态。现在还是在亏损状态。
南都:传统出版行业受金融海啸影响大吗?
王荣文:我不太懂为什么大陆的记者问出版的时候都很关心金融海啸的冲击。因为台湾的文化产业、出版产业其实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产业,而且大家都很小。因为它小,就灵活,它自己有自己的活命方式。
我们的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更讲究经营,营业额可能没有办法增加,我们就想办法增加获利率。开源节流,不能开源,我们就节省成本,或者用别的方式生存,这是台湾的生存之道,文化产业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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