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和很多出版人一样，退休后的李昕并没有停止编辑工作，每天依然很充实，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发挥余热”。此外，他还有两件重要的事要做：把三十多年工作中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重拾搁了二十多年的笔，继续年轻时的写作梦。现在的他是有做不完的编辑，写不完的故事，路漫且长！
李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前总编辑，经过30多年出版生涯后，2014年他功成身退，从出版第一线退休下来。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过5年社长助理，之后到香港三联书店历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在香港回归前后出版了大量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政治制度，介绍当代中国的书。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期间，超级畅销书《邓小平时代》带动了时政类图书选题的出版。
和很多出版人一样，退休后的李昕并没有停止编辑工作，每天依然很充实，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发挥余热”。此外，他还有两件重要的事要做：把三十多年工作中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重拾搁了二十多年的笔，继续年轻时的写作梦。
现在的他是有做不完的编辑，写不完的故事，路且长着呢！
最近他的新书《做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百道网借机对他做了采访。
百道网：这本书是怎么来的？
李昕：这本书不是写出来的，是讲出来的，确切地说，这是一本演讲录。我2005年从香港三联调回北京，到北京三联书店任职，紧接着被南开大学聘做客座教授，让我讲出版学的课程。从那时开始我就在很多国内的出版集团、大学，也包括港台的大学，讲授有关编辑出版学的课程，讲过五十多场，一共十几个题目。
这些内容在讲的时候大家反映不错，现场总有人录音，之后有的学校或者出版集团帮我把录音整理成了文字，我自己也整理了两个演讲。这样一来，我的讲课内容就都有了文字稿。有人建议我把文字整理成书，但因为是录音整理的，比较乱，我也没有时间把它们变成可以成书的文字，所以一直搁置着。直到2014年我退休以后，时间比较充裕了，才用几个月的时间把它们整理了出来。
我一共讲过十几个题目，其中五个演讲是关于编辑的素质修养和各方面能力的，所以我把这五讲编成一本书，后面附了另外两篇演讲，一篇关于三联的文化和传统，另一篇谈“滞胀”——我们出版业面临的困境，相当于把七讲编成了一本书，就是这本《做书》。
对我来说，这是我编辑工作的总结。里面没有太多传播学理论，大多是结合编辑工作的实际案例来做分析，提出自己的理念，并且把自己的一些感悟传达给读者。这一点在大学里相当受欢迎，因为我讲的东西和大学老师所讲的传播学理论是完全不同的，有很多案例是课堂里涉及不到的，起到了补充大学教材的作用。我也经常受邀参加各大出版集团的编辑培训项目，反映还不错，讲课内容也都在这本书里，比较适合推荐给青年编辑来阅读。
百道网：您怎么看现在的图书出版行业？您觉得怎么做一名好编辑？
李昕：今天的出版行业和三十年前我参与出版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是竞争加剧的时代，往后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而且优胜劣汰会越来越明显，这表现在出版界的分化上。过去很少有出版社关门，但今后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图书出版在今天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首当其冲的是电子出版给传统出版造成的压力，读者对传统出版的要求越来越高，迫使传统出版向精品化的道路发展，纸质书要超越一般的阅读价值，同时具有赏玩、收藏价值等其他价值。电子出版物很容易复制传统出版物的一般阅读价值，但其他价值是不具备的。
未来出版市场的竞争，对于出版社来说将是品牌的竞争，对于编辑来说是制作精品书的竞争，也是显示图书个性化的竞争，做的书越是精品化，越显示出独特的个性，就越有存在的理由。
关于如何做一名好编辑，我整本书都在谈这个问题，我只能浓缩成几点。
作为好编辑必须具备几个素质：
首先，做编辑要有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理想是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感，也是编辑对于人生事业的一种追求。
第二，做编辑一定要有精品意识。正如刚才所说，未来的出版竞争一定是走精品路线的。精品可以战胜一般化的作品，所以如果想在竞争中取胜，一定要树立精品意识。
第三，做编辑一定要有职业敏感和良好的书感，要懂得书的价值，善于发现好的选题，同时也懂得如何做书，使一本书从内容到形式都能符合读者的心理期待。
第四，做编辑一定要有合作精神。现在靠单打独斗做编辑是不行的，要善于和作者合作，善于和编辑出版团队合作。
第五，做编辑一定要有激情。以我的观察，一个编辑的人生成功与否，与学识、水平能力固然有关，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有没有激情。
最后，好的编辑一定要有市场运作能力，善于宣传和推广自己的出版物。编的书再好，如果没有推广能力，书都压在仓库里，也不会成功。
百道网：在编辑出版的图书中，您对哪本书的印象最深刻？
李昕：我自己编辑出版的书非常多。在我退休的前一年，2013年，有两部书给我的印象比较深，一是《邓小平时代》，一是《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这两套书都获得了当年的国内十大好书奖，在各种媒体或出版行业的评奖中，也是反复得奖。《邓小平时代》大概获得了十六次奖，《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也获得了十多次。我印象比较深是因为这两套书都来之不易，把它们做成有影响力的畅销书也很不容易。
《邓小平时代》是美国数一数二的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写的。它的英文版在美国的影响非常大，引起了国内众多出版社的关注，有三十多家出版社参与这本书的竞争。三联以前没有做这种书的成功经验，也很少做这种类型的书，在这种情况下，三联要想后来居上，取得版权，风险很高，压力非常大。
2012年1月9号，在中国出版集团选题研讨会上，我代表三联发言，谈到了我们即将到香港参加这本书的版权竞争。当时，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谭跃眼睛一亮，立刻打断我的话，说这本书你一定得拿下，就像交代任务一样，把这件事定下来了。如果我们拿不到版权，回来都很难向领导汇报。所以我们是抱着志在必得的信念和职业心去参与版权竞争的。
我们组织了一个团队，竞争版权的过程中，大家想方设法满足作者的要求，和作者进行反复沟通和交流，充分显示了三联的品牌实力，也显示了我们的专业能力，取得了作者的信任。经过三轮版权竞争，最后作者把这本书交给三联出版。图书出版后，首印五十万册全部售光，总共销售了一百万册。一本定价88元的学术著作销售了上百万册，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所有这些都得益于三联出版和营销团队的共同努力。我们统计了一下，共有62个人参与了《邓小平时代》的出版和发行工作。这是从时任总经理的樊希安开始，到我总编辑，以及下面的编辑部主任、出版部、版权部、发行部、制作部等各个部门通力合作的结果。在中国出版界，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
对三联来说，《邓小平时代》的出版是一个标志性产品，会写进三联的历史。同时它也向读者、向社会表达了三联的一种出版理念，即三联愿意积极介入现实，积极参与社会思想启蒙，积极利用自己的出版物探索和推进社会的进步。
一部好的作品本身是一个标志，可以吸引来一些作者和选题，可以丰富出版社的资源。
《邓小平时代》出版之后，大家发现原来三联也出这样的书，接着就有很多类型比较接近的选题向三联投稿，甚至包括星云大师的《百年佛缘》。《百年佛缘》是星云大师的回忆录，写二十世纪的百年历史，他看到三联出版的《邓小平时代》，所以把书给了三联。我和王蒙很熟，他看到《邓小平时代》后主动打电话推荐了一些书稿。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也是反响很好的一本书，在《做书》里我详细介绍了它的策划出版过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一看。
百道网：在国内有很多好机会的情况下，您为什么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到香港三联工作？
李昕：我去香港三联以前已经是人民出版社的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而且已经做了五年，是社里培养的接班人之一。
在做社长助理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要提我做副社长管发行，我拒绝了，因为我希望当编辑，我在等副总编的职位。就在这个时候，新闻出版署要在国内的出版社物色香港中资企业的管理人员。香港中资企业是国营企业，由香港工委直接领导，它的管理干部一般都是从国内派过去的。一任领导任期满后，就需要有新人接班。三联的前任总经理董秀玉，也到过香港三联。
有一天香港联合出版集团的领导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去。我感到去香港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很大的锻炼。虽然当时国内已经进入改革时代，大家思想上开始有了一些市场意识和经营意识，但当时的出版社还是事业单位，刚开始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还没有进行企业化改革和产业化的转型。所以我抱着学习的态度去了香港，希望可以在真正的市场大潮里锻炼一下，学习一些东西。
到了香港以后，确实受到了比较大的锻炼，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香港是非常严格的市场经济，只要是香港当地的出版社，不管是中资还是民营，都严格地按照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出版机构运作，市场化非常彻底。国家不会给一分钱，出版社必须自己养活自己，能不能生存下去，取决于最后的经济效益能不能自负盈亏。
我是1996年年底去的香港，1997年年底就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香港百业凋零。从1997年到2001年这段时间，香港倒闭的出版社非常多，有的从大社变成了小社，有的小社就关门了。在当时的形势下，把三联书店维持下去非常艰难。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998年，原本250人左右，裁员裁了三四十个，但是编辑部都保存下来了，没有裁员。有的出版社的编辑部从十几人变成了两三人。
第二，香港本身的市场非常狭小。香港人口只有六百多万，是大陆的二百分之一。香港的书进口到大陆很困难，繁体字书不能直接卖到大陆，要通过外文书店的渠道，只能进来非常小的比例。通常一本书只能进来大陆几十本。卖到台湾也非常困难，因为台湾有严格的壁垒，香港的书在台湾的书价显得偏高，加上发行不是非常顺畅，一本香港出版的书在台湾只能卖出几百本。所以，主要市场就是这个六百万人口的城市，做起来非常艰难。
百道网：在香港三联的工作经历对您后来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李昕：在香港做出版相当于在深井里面游泳，水又深又冷。你需要有高度的技巧才能保持平衡，才能求活，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这让香港的出版人，包括我，在那个时候得到了一些锻炼，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是策划意识增强了。在国内面对的是十几亿人的市场，策划起来相对容易，什么书能出，什么书不能出，不像在香港那样挑剔和讲究，没有那么强的策划意识。但是在香港，每一个选题都要绞尽脑汁，什么书做了会死，什么书做了能活，这个问题变得非常严峻，所以在策划方面得到了锻炼。
第二是在设计和制作上力求精美。在香港，经过重重论证，最后确定下来的选题都是优中选优的，一定要做好。他们的精品意识特别强，在设计和制作方面，想方设法把书做得精美，品相要特别漂亮。这是一种竞争的需要，出版社在书的内容选题竞争之外，还在进行着制作工艺的较量，品相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销售的效果。
第三是在营销方面用力很足。香港的出版社在每一本书的营销上都会把工夫做足，把市场做透，包括哪种书放到哪些店，摆放位置，标识牌等，都是提前在笔记本电脑上做好，然后挨个给书店业务员演示。香港出版社的发行部都是这么做书的，而且每一本书都是这么做。
今天国内很多出版社做市场也很精细，但二十多年前，在我去香港的时候，国内出版做营销是大而化之的。当时我到了香港以后，差不多是从头学起，看人家怎么做营销策划。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是副总编，后来是总编辑，主管香港三联的编辑部。在那里，我很快就像香港当地出版社的管理人员一样，养成了一个习惯，什么都要拿数据说话。每天都要查数据，昨天出的一本书，今天就要在电脑上查数据。香港三联当时有17家书店，都是和编辑部办公室的电脑联网的。这是当时国内完全不具备的条件。昨天上架的书到今天销售多少，哪个店销售了多少本都可以实时查到，而且可以根据几天的销售数字和三联书店17间门市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判断一本书未来的潜力。
在香港的八年时间，我每周都要看报表。香港的管理比国内细致得多，正是如此，加强了经营的意识，算帐的观念大大加强了。我去香港以前不大会算帐，从香港回来以后，我对出版的这盘帐比原来清楚得多。回到北京三联以后我改成一个月看一次报表，因为国内的报表不可能及时提供，这让我觉得不太习惯。
对我来说，在香港的经历，一方面加强了我的经营意识，另一方面也完善了我的文化理想，使我真正成熟起来。
我刚去香港的时候是1996年，香港还没有回归，我们出些什么书呢？
我亲自做责任编辑的有两本书，一本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知多少》，另一本是《一国两制知多少》。这两本书很畅销，在香港都卖了两三万本；这两本书是新华社研究部同志组织编写的，主要介绍基本法和一国两制。这种书在当时非常为现实所需要，大陆要让香港民众了解我们的基本法，香港老百姓也需要了解中国的一国两制，了解香港回归了以后他们要怎么做。
范徐丽泰有一篇讲话提到香港很需要一本介绍邓小平有关香港问题论述的书。当时他们自己编了一些打印本，没有正式的出版物。所以我马上找了中宣部，通过中宣部找到人民出版社，把邓小平文选里面有关香港问题的篇章全部选出来，一共九篇文章，编成了《邓小平论香港问题》。
我在国内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时编的都是一些文学书，到香港后就要编时政书。这样的事情，在过去做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时是根本想不到的，但到了香港后，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是一个出版人对社会承担的一些义务和责任。
后来香港回归了，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包括向港人宣传新中国，向港人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让香港人了解当代的中国。香港三联在这方面做的比其他任何出版社都要多。
三联书店是一家以思想、文化见长的出版社，它一贯的传统是传播新思想，启蒙民众。这些在我到香港以后都得到了加强。香港的环境迫使我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去承担这方面的社会责任。所以我觉得自己的文化理想、担当意识和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是在香港那段时期完善起来的。
百道网：从您在香港三联和北京三联做总编辑的两段经历看，您觉得三联人的思想精髓是什么？
李昕：三联人的精髓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概括。
作为一家出版社，从它与现实和时代的关系角度说，三联始终是一个与时代同行的出版社。2012年，三联八十周年店庆的时候，我们编了一本店庆纪念画册，反映了三联八十年的历史。画册需要一个书名，当时我和樊希安商量后选了四个字叫“激流勇进”。激流勇进的意思是讲三联在这八十年的历史中，始终做时代的播火者，做民众的启蒙者。像韬奋先生说的，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这个角度可以反映出三联和时代的关系、和现实的关系。
三联前总经理董秀玉的概括有八个字：人文精神、思想智慧。这个概括也是准确的，她是从三联出版物的文化特点的角度概括的。还有一个是三联的出版标准：追求一流和新锐，即三联的出版要反对一般化，拒绝平庸，这也是一种三联的精髓。还有人说三联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这是从三联与文化界的关系角度来概括的。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概括出不同的精髓。
百道网：《做书》这本书是怎么落到商务印书馆的？
李昕：我退休了以后在商务印书馆做些编辑的工作，现在每周有几天去商务印书馆上班。有一天我在电脑上编辑整理这本书，商务印书馆大众文化编辑室主任蔡长虹到我的办公室里看到了，她过去听过我的讲座，所以当即就向我约稿，我就同意交给她了。商务印书馆是一个百年老店，也是最高的出版殿堂，我的书能在此出版，我觉得很荣幸。
百道网：您对退休以后的人生是怎么规划的？
李昕：因为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和文化界、文学界的作者打交道，有很多的资源，而且在编辑方面，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足够的经验。所以，首先我希望能够发挥一点余热，把我的经验和资源结合起来，继续做一些编辑的工作，把我的这些有利条件贡献给社会。第二，我希望能够对自己做一些总结性的工作，比如这本《做书》就是对我的编辑经验和理念做的总结；另外，在我和一些作者的多年交往中，有很多故事，我现在抽空就写一段，也写了不少。最近上海三联会出版我的一本《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这本书写的是我自己编辑生涯中的故事，为什么叫《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因为我是生长在清华园的，书里面收录了一篇我写我父亲的文章，用的是这个名字，上海三联用这个篇名作了书名。三十多年发生的故事很多，我可能会不断写下去。
我是学中文的，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八十年代的时候，我曾经有个理想，不是要当名作家，但是要把自己当作一个写作人。那时候我写过很多文章，写的最多的是文学评论，还写过散文、小说、随笔等。到九十年代后期，我去了香港，和大陆的文学界脱节了，原来那些文艺性的文章都写不下去了。后来我做了出版社的领导，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写。大概有二十年的时间，我除了偶尔写过几篇和书有关的介绍性的文字、评论性的文字外，基本上就没有再写过散文、文学小说了。现在我退休了，可以重新把笔拿起来，继续写作。这一年，我大概写了二十几万字，以后还会陆续写下去。
百道网：最后请您给年轻读者推荐几本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书。
李昕：我是学文学出身的，对我影响比较大的都是一些文学作品，不是一两本书，而是一批书。我的童年时代、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都是读红色文学的，如《青春之歌》、《红岩》这类书。《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两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在八十年代，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我读了一大批西方的学术著作和文化读物，《宽容》《异端的权利》《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很大。还有罗曼罗兰、托尔斯泰、司汤达、雨果这些作家的作品对我都是有影响的。
如果要推荐几本书给年轻读者，我觉得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从历史、政治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上对中国历史做了一个比较简明、比较全面的解读，是年轻人了解中国历史的一个必读书。这本书我常读常新，过几年拿来翻一翻，发现又有一些新的认识，很值得推荐。
还有一本是茨威格的传记《人类群星闪耀时》。茨威格号称世界上最好的传记作家，这本书写了十四个人的人物特写。在八十年代，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受到了深深的触动、感动和震撼。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历史认知的角度，可以使我们很深刻地反思个人和历史的关系，有很强的哲理性。而且文字充满激情和感染力，是非常好的文学作品，可以陶冶性情。所以我常常向年轻人推荐这本书。
（本文编辑 诺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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