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李昕:曾彦修
自问平生未整人

2015年04月17日   作者:李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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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李昕专栏作为“年度致敬作家”,曾彥修先生在这一年里只出版了一本很薄很薄的小书,总共只有七八万字,这就是他的回忆录《平生六记》。但是读过的人都知道,这是一本分量很重很重的书。

   

曾彦修先生

去年年底,“深圳读书月”活动在观众的见证之下,由17位全国知名读书媒体的主编和作家、学者组成的评审团成员现场投票,选出备受读者期待的2014“年度十大好书”,同时也评选出了“年度致敬作家”。初选结束时,获得致敬大奖提名的作家有邵燕祥、沈昌文和曾彦修,三人均可谓德高望重,且在本年度中都有新作出版,而邵、沈两位的新作,还进入了“十大好书”的候选之列,竞争实力更胜一筹,但是评委最终却将这项大奖颁给了95岁的老作家曾彦修先生,我以为这是独具慧眼的选择。

作为“年度致敬作家”,曾彥修先生在这一年里只出版了一本很薄很薄的小书,总共只有七八万字,这就是他的回忆录《平生六记》。但是读过的人都知道,这是一本分量很重很重的书。

要说《平生六记》,恐怕要从曾先生的另一本回忆录谈起。

 

大约是在2009年,有一天作家李晋西找我,说她想帮助曾彦修先生整理并撰写一本口述回忆录,问我三联书店是否有兴趣出版?我说那当然,我对此书非常期待。

李晋西和我有过很好的合作。几年来,她与何启治一起,整理过牛汉的《我仍在苦苦跋涉》和屠岸的《生正逢时》两本口述回忆录,在三联出版后社会反响颇佳。她希望能够沿着这个路子继续写作,而我希望能把同类的回忆录做成一套,使其产生更大影响,于是我们一拍即合。

下一本写曾彥修,当然是理想的选择。曾先生既是作家(八十年代曾以笔名“严秀”闻名),又是出版家(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两度担任人民出版社的掌门人),同时是延安出身的老革命,一生曲折坎坷,然而一身正气,铁骨铮铮。他的经历本身就是现代史上的重要史料,而他的人格更是在文化界备受推崇。尽管他的知名度或许不算很高,但是知其人者,莫不佩服,这一条很少有人能及。

写书的事确定以后,李晋西开始频频到曾先生家里,与他交谈,听他回忆,为他录音。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一本大约30万字的曾彦修口述回忆录整理完成了。

读罢书稿,我发现这是一本讲真话的书。它以一个禅宗故事作为“代开场白”:

一位禅师为挑选自己的衣钵传人,发给众多的门徒每人一包花子,宣布谁种出的花儿最美,就传位给谁。

比花的时候到了,众人各自捧着盛开的鲜花,来见禅师。只有一位弟子捧着空花盆,神情坦然地站在一旁。最后禅师将衣钵传给了这位弟子,原因是他的花盆装满了诚实之花。原来禅师给大家的花籽全是煮过的,根本就不可能发芽。

曾先生显然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读者,只有诚实的人,能够正视自己的良知的人,才能得到历史和社会的最高回报。

诚实,不仅是这本书的作者对读者的承诺,而且是作者对自己一生为人的总结。

本着诚实态度,曾先生在作品中原原本本地叙述了自己的沧桑人生。从早年为了抗日投奔延安开始,他在大约半个世纪中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和党内思想斗争,每每对左倾意识形态多有抵制,曾在延安整风中经历被“抢救”,1957年成为《人民日报》点名的党内头号右派分子,直到“文革”结束后官复原职,却又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和中央有关领导发生激烈冲突……这中间,大约有一半时间他处在挨整的地位,另一半时间他则是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良知,努力避免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整人。

 

陆定一录于谦诗赠曾彦修

 

于是,曾老为这本回忆录取了一个书名:《微觉此生未整人》。

这个书名,我当时乍看以为有些平淡。但是后来,越想越觉得它意味深长。它取自作者的《九十自励》诗句“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微觉”两字用得极好,看起来似是不经意的感受,其实乃是对一生行为作凝重概括。“未整人”作为“此生”之自我评价,令人意外,却又在逻辑之中。如果是对于一般善良百姓,“不整人”原本是天经地义的,自然不需要在回顾一生时专门提起;但是这三个字对于身份特殊的曾先生,却称得上难能可贵。这是因为,曾先生不仅长期处在一个意识形态严酷斗争的环境里,而且处在斗争风口浪尖的关键岗位上,在无产阶级教育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背景下,他担任“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领导,而最终能够说出“未整人”三字,何其难也。

须知,在我们曾经历过的那个“极左”的时代,整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是家常便饭。特别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人就是正常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通过整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才能显示和证明自己的立场正确。所以,整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人们自保的手段,为了求得政治上的安全,有人主动整人,有人跟风整人,口头上都是为革命,实际上却是各怀目的。相反,不整人,则通常被认为是政治觉悟不高,思想认识不清,敌我界限不明,弄不好,是要承担政治风险的;事情常常是这样,你不整人,人家就该整你了。

所以,不整人必须不怕挨整,这是一种境界。       

     

香港版《微觉此生未整人》

 

《微觉此生未整人》作为中国当代史的珍贵记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香港出版后,当地文化界有很好的反响。凡是读过的,皆曰好书。我有几位香港文化界的友人到访内地,他们向内地朋友赠书,常常会选择这一本。

但是,我很惭愧,实在对不起老人家,因为书稿是我所约,但是我未能亲手将它出版,为此,我很希望能做一点补偿。

2013年6月,我们正筹备在三联旗下恢复生活书店的品牌,适逢曾先生过94岁生日,生活书店副总编罗少强约我一起去看望他。我问少强,曾先生可有新作?他告诉我,曾先生最近把《微觉此生未整人》中的一些故事片段抽出,补充材料并亲笔重写,编成了一本小书,题为《平生六记》。我顿觉大喜,以为这个办法甚好,生活书店正需要这样的回忆录,我们终于可以为老人家做一点事情了。

      

与罗少强看望曾先生

那一次见到曾先生,他听说我们恢复生活书店,非常兴奋。因为他自己当年就是接受生活书店的抗日书刊的影响,从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他伸出两个手指对我说,生活书店有两大功绩,第一,如果没有生活书店,就不会有“一二九”运动;第二,如果没有生活书店,就不会有“三八式干部”的说法。他本人作为“三八式”干部,就是一个证明。此外,他也谈到他对三联书店的特殊感情。很多读者都了解,改革开放初期,“三联”仍作为人民出版社的一部分,出版了许多促进思想解放、引领时代潮流的图书,那当然首推范用先生的功劳。但在范用的背后,曾彥修先生作为人民出版社的社长,是一面坚强的后盾,包括杨绛《干校六记》这样的名著,在当时若没有曾先生的支持,是得不到出版机会的。这么说来,曾先生原本就是三联前辈,与我们是一家人。由于这些渊源,当我们建议他把《平生六记》交给三联所属的生活书店出版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大约一年后,《平生六记》在生活书店出版了。我们特地采用小精装,以示隆重。周有光、沈昌文、张思之、吴道弘等知名学者闻知此事,特地向读者联名推荐。于是社会反响强烈,立刻获得《北京晨报》2014年度致敬图书和百道网年度好书奖。很多人把它和杨绛的《干校六记》相提并论,认为两本小书都是以平凡小事反映大时代和大历史,以细微感受透视特定环境下的人性和人情,可谓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但与《干校六记》集中写一时一地不同,《平生六记》是以六记概括了一生。

曾先生选择的是怎样的六记呢?这就是“土改”、“三反”、“镇反”、“肃反”、“四清”和“反右”六场政治运动中的六个生活片段,作者写自己身在其中的经历和体验。六个片段,六种场景,类似于六种棋局,如有不同的应对,便有不同的结果,但这恰恰是人生选择的关口,对作者的人格形成考验。作者说:

在我一生经过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无条件地承担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情,我以为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

于是,他写“土改记异”,讲的是必须实事求是地处理群众工作问题,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一些“怪异”的现象,例如贫农娶小老婆、养丫鬟,又如贫困山区发生群众性抢劫事件等,不能凭着政策的条条框框办事,随便整人;

写“打虎记零”,讲的是“打老虎”要重证据,他不相信“大胆怀疑”的结果,更不相信逼供信的材料,认为没有可靠证据就要“放虎归山”;

写“镇反记慎’,讲自己担任《南方日报》社长,处理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在报纸即将公布处决140个反革命分子名单的前夕,他明确反对以“罪大恶极,民愤极大”这种笼统罪名定罪,认为这是土改时期遗留下来的简单化做法,主张在宣判前应将具体罪名落实。为此他专程向叶帅(剑英)汇报,叶帅支持了他的意见,表示要“记住中央苏区的教训”;

写“肃反记无”,讲他在人民出版社主持“肃反”工作,不但没有增加一个怀疑对象,反而撤销了所有怀疑对象。特别是对于老编辑家戴文葆,此人原本是中宣部、文化部两部委的上级领导点名的“国民党特务”,作者利用政治运动的机会内查外调,终于找到确凿证据,证明了戴的清白;

写“四清纪实”,讲的是“四清”期间他在上海一家印刷厂负责清查大约30来个工人的各种政治嫌疑。他做了大量的调查核实,亲自写出几万字材料,最后证明,这30人被怀疑的大小政治问题,全部是子虚乌有。在他的一生中,他特别看重这一件事情,因为这是救人于难的工作,也因为他是拼着自己的性命才证明了他人的清白;

 

《平生六记》,三联生活书店出版

写“反右记幸”,讲自己作为人民出版社负责人,在上报“右派”名单时,把自己作为第一号“右派”上报,并为此感到庆幸。因为如果他不是首先反了自己的“右”,就不可避免地要反那些他一向尊重的老同事的“右”了,那样他定会良心不安。

所有六记,曾先生写的都是在“整人”的运动中自己坚持“未整人”,甚至是救人。这是因为,他内心中有一个原则:“对任何人的生命或声誉,均应该予以无比尊重,这是人和非人的界限。千万不要去做相反的事,或颂扬相反的东西。”本着这个原则,在一些时候,他只能违背领导意图,自己承担政治风险,结果是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他在历次运动中多次挨整,在“反右”运动中成为出版界最大“右派”,都与他这种固执的坚持有关。

有权力时“不整人”,自己挨整时也不害人。他在“运动”中写过不少交代材料。他说:“那上面没有伤及别人的一个字。我可以一百次骂我自己是乌龟王八蛋,但我决不会说一次别人是小狗、小猫。这条界线,我一生从未越过。”

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政治风雨的人,究竟有几人可以拍着胸脯说出这样的话?

但曾先生还认为自己做得不够,甚至还在反省。“三反”“打虎”运动中,他对于被误打的“老虎”杨奇不曾落井下石,但因为顾及自身的安全,他也没有鼓起勇气对杨奇说一句安慰的话,对此他至今自责,以为“十分可耻”。他不讲自己客观上保护了杨奇,却苛责自己并做如此忏悔,显示的人生境界又有几人能及?

所有这些,都表明曾彦修先生不愧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人道主义者,具有高尚的心灵和强大的人格力量。他善良正直,充满爱心,在畸形的政治环境中,他挺直腰杆,宁折不弯,不唯上,不唯权,只唯实,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努力维护着心目中的公平和公正。他称自己是鲁迅的终生信徒,的确,拿他自报“右派”这件事来说,足以证明了他就是鲁迅所说的那种“拼命硬干”和“舍身求法”的人,是“中国的脊梁”!

“不整人”是基于对人的尊重,作为出版界的领导人,曾先生尊重人,又是源于他对知识的敬畏。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位大知识分子,但是他对自己领导下的知识分子谦恭备至,虚心至极。他在书里说,自己一向佩服有学问的人,对于编辑家戴文葆,他是“以师事戴”的。对于范用先生,他也说过类似的话。我记得范用去世后,我们举办追思会,曾先生坐着轮椅到场,动情地发言,说自己始终是范用的学生,他做编辑一辈子,从范用身上学到的最多。对于另一位党外编辑家常君实,他更是敬重有加,竟然用了4年时间,为这位比他还小一岁的老部下写了一本20多万字的人物传记!以他的威望和身份,如此礼贤下士,待人以诚,怎不令人震撼和感动!

曾彥修先生回顾一生,认为“平生未整人”不仅令自己心安,同时也使自己获益良多,那就是他在一次次维护别人尊严的同时,也一遍遍地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其实几十年来他并没有刻意要求自己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他只是遵从自己良心的选择,诚实地面对自己,面对他人,面对他所从事的事业。这使他一辈子活得光明磊落,无愧无悔,令人钦羡!这也让我不禁想起文章开头引述的那一段禅宗故事。我觉得,曾先生本人便像是那手捧“诚实之花”的佛家弟子,他将得到历史和社会所给予的最高奖赏和评价。

          

周有光先生为曾彦修题词

我想,当曾先生看到周有光老人为他题写的“良知未泯”四个大字时,一定会感到欣慰。

 

(写于 2015年2月20日)

(本文原载于:香港《橙新闻》和《晶报》)

来源:百道网·李昕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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