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本文据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在“2014凤凰传媒·中国好编辑颁奖典礼暨中国好编辑论坛”上的主旨演讲内容整理成文。于殿利提出三个重要的观点：出版是公器、思想即市场、编辑是天职。“我们做编辑，上天就赋予我们这样的责任，我们选取好的内容，选取好的思想，选取好的有价值的思想，让这些思想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乃至人类社会的进步。”
各位编辑同行：
大家好！
说心里话，（程）三国跟我说有一个中国好编辑活动，要我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交流，我没有问得太清楚就答应了他，与编辑相关的事我都愿意参加。来了之后才知道没有白来，我们有两位编辑获奖了，所以就这一点我也应该来。
给我的命题作文是《好编辑的市场意识——思想即市场》。虽然是命题作文，也是我这两年一直在不断思考，一直在说的。为什么要这样讲？刚才董总（董秀玉）说了，一个好的编辑甚至比一个好领导还重要，有好编辑才有好书。我做过8年编辑，我宁愿今天的身份不是做领导的，而是作为一个编辑同行，跟大家交流。
第一，出版是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
为什么这么说？这几年我听到很多同行跟我讲，出版是一个私人活动，是一个表现言论自由的重要方式。我查了一下，尤其是国际上，这种言论不仅仅在出版界，尤其在国外的学术界更加甚嚣尘上。我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我觉得这种说法至少是有失偏颇和不全面的。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命题：出版是人类独特的发明，是一个伟大的发明，是人类有组织、有目的的一个活动。
人是组织性的动物，离开了组织或社会，人就没有办法生存。单个人的力量，我通常讲，小猫小狗你斗不过它，甚至是蚂蚁，人也斗不过它。所以人必须要组织在一起，才能面对一些细小的威胁，一个人没有办法活下去。为了生存的需要，人必须要组织在一起。组织在一起的过程，一开始形成了比较小的组织单位，到最后形成一个大的组织单位。到目前为止，大家都知道，人类最大的组织单位就是国家。所以每一个人作为公民，在这个国家当中能够得到生存。
组织和社会形成之后，就形成了个人的权利和公权利的一种博弈关系，人从本性上来说，满足个人的需求都是首位的，生存的需求首先是自己活下来，然后是让别人活下来，这是人的生命的一个常理和伦理。但是进入到社会当中之后，公权利和私权利，个人的利益和公的利益形成一种博弈关系。就是因为单个人过分的强调个人的权利和个人的利益，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甚至没有办法获得自由。
前两天我读到一本书——我现在非常热衷于读哲学的书——是17世纪德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塞缪尔﹒普芬道夫的《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这本书论人在自然法当中的权利和义务。他在讲作为一个自然的人，一生当中要处理好三种关系：一是处理好跟上帝的关系。为什么要处理和上帝的关系？因为上帝造了万物，包括人在内，而赋予了人超过其他万物的一个绝对优越的主宰这个世界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一定要感谢上帝，一定要尊崇上帝，要按照上帝的信条去生活和活动，实际上这里面就是教人向善的；二是处理好你和自己之间的关系。人的本性首先是为自己生存，但是离开他人你活不下去。人和自身之间的关系就是，人和自身的私欲，和人格的完善之间，一辈子处于一种博弈的关系。一个人从出生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可能没有一个人能说自己是一个完善的人，但是你不能停止向着完善的目标去努力，这是人跟自己的关系；三是和他人的关系。离开了他人的帮助，你一个人没有办法生存，所以每个人都要帮助他人，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生存。同时，你帮助他人，倾其一生的精力和时间，你也帮助不了几个人。他人在哪里？就是每个人，每一个个体集中在一起的群体。所以，你只需要为群体的利益去做，为群体的公权力去努力，你就是在帮助他人，而不一定要你去帮助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因此，人是群体的动物，人是组织型的动物，离开了群体和其他人，人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接下来普芬道夫就上升到对人性，对人类社会的本质来剖析。他说道，仅仅讲人类是被其自然属性本身拖入政治社会的，如果没有它人类将不能生存这一点还不够。因为很明显，人是把其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动物，没有哪一种动物比人更残忍、更残酷、更倾向于犯破坏社会和平的滔天大罪。除洪水猛兽对于我们的威胁不说，就人自身如果没有一定的组织，没有一定的规范，没有一定的规制，人自身都自相残杀。而现在这个世界所发生的，正在印证17世纪的哲理。战争是人性的弱点，是人类不可克服的与生俱来的弱点。为什么有战争？因为有需求，需求对于人来说是无限膨胀的。过分的需求叫贪婪，人必须要克制，自己不能克制，通过他人，通过社会的规制来克制，否则的话，社会就没有办法前行，人类自身就没有办法繁衍生存下去。所以人是有组织性的动物。
出版活动必须要符合群体利益和组织原则。我们的出版活动是传播知识，是传承文化，是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是要传理，是传播价值观，但不是对每一个个人，是对整个公民群体。我们出一本书不是要卖给张三和李四，是要卖给公众，所有人读了它都从中获益，它不是一个个体的行为。出版活动也必须符合群体的利益和组织的原则，不以表达个人言论自由，而以促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社会共识的形成为目标和目的。
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先人和哲人，大家都知道启蒙时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卢梭，卢梭是对中国现代影响最重要的国外思想家之一。我们去年出版了卢梭的全集，我也看不全，但是我记住他的两句话，让我感触特别深。第一句话是“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处于枷锁之中”。从自然的角度来说你是自由的，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但是如果你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话是不行的，要处于枷锁之中，这个枷锁就是你对共同体、对群体、对社会、对国家应该担任的责任和义务。这些责任和义务就是你的枷锁，你不可以为所欲为。第二句话就是“自由首先意味着责任”，实际上跟前面的道理是相通的。
我经常以马路上的交通状况来打一个比喻，无论是行人、自行车还是机动车，都有路权，都可以随便上路，但是如果没有交通规则的话谁也走不成。没有了规制，没有人类社会的规制和规范，人就没有自由，几乎一动就会碰壁。
具体说到言论自由，说到出版，我愿意援引另外一位英国现代的思想家J.B.伯里，我们出版了他一本书叫《思想自由史》。他讲到如果我们承认有天赋人权的话，那么生存权无疑是天赋人的第一权利，但是不因为你有生存权，就可以在别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去抢夺别人的食物，这是不允许的。所以他说，就算是天赋人权，也是需要规范和规制的。接下来他又说，如果我们勉强承认言论自由也是天赋人权的话——大家注意他用的是“勉强承认”——那么这种权利也是需要限制和规范的。规范的标准就是你的言论，你的著作不能够侵犯公民共同体的利益，不能够以分散，甚至瓦解公民共同体共同的思想和意志为原则。
我想到被认为奉献人类民主制度的古希腊，确切地说是雅典，我们都说雅典奉献给人类民主，罗马奉献给人类以法律。苏格拉底被雅典的法庭判处死刑，并执行了死刑，因为苏格拉底说，人只要按照自己的思想想法去行动就可以了，你可以不受任何的法律和规制的限制。任何的法律规制限制了你，你都可以不去理它。苏格拉底因此被雅典法庭判处死行并执行，罪名大家都知道，是毒害雅典青少年。在人类民主制度典范和开端的雅典，也不允许有随便瓦解和破坏公民共同体利益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应该理解，所谓的自由是什么，民主是什么了。
另外一位古代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芬利对古希腊社会的研究表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还不能够划等号。言论自由是指公民在任何场合里都可以发表有见解的讲话，广场的辩论都可以，但是要付诸文字，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大家都知道，文字是很严肃和神圣的，甚至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因为它是代代相传的、影响深远的。言论自由鼓动我们在讨论、辩论时发表不同意见，但是这些不同的意见都限制在一个大的原则下，你的言论、你的不同意见有没有公民共同体的利益保证，有没有公民共同体的思想共识受到伤害。在这里面我们讲，出版活动必须符合群体利益和组织原则，不以表达个人言论自由为目的，而是以促进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社会共识的行为。
中国的出版社都是国有出版社，外国的出版社有私营的，这一点都不妨碍。私人的出版社也是一样，也是公民社会当中的一个分子，一个细胞，出版物同样受此规范的约束，不会把你是什么成份，你是什么资本来作为判断的标准和依据。现在我们人人都在谈论自出版，我的一个看法，不是所有发表的言论都能叫出版。所以自出版这个概念，我觉得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是一个不成立的概念。
第二，出版人的使命：用思想推动社会进步。
说到思想，我想从纯市场的角度、从人的需求的角度来谈，在我看来，思想是人的最高需求。迄今为止的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思想史，是一个个的思想推动了人类的文明从一个台阶向着更高的台阶迈进。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人跟动物最本质的区别是有文化，有思考，有知识还不够，知书的目的是达礼，有知识没有文化、不达礼的人大有人在。所以最终的目的，达礼就需要有思想，有想法，你的思想和想法要能够对整个的社会有益。如果说要用对国家、社会甚至全人类有益每个人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一般人都会都觉得遥不可及。社会国家是一种组织，组织有大有小，每个人都至少可以在自己的组织范围内有其影响。
万物都是有内容的，内容都是有思想的，思想都体现出一定的价值指向。万物说的是自然界。以我自己的看法，没有纯自然，到现在为止所谓的自然科学体现的都是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和水平，真正的自然是什么样？用九牛一毛来衡量我们的认识，都可能是被大大地夸大了。自然界中的万物都是有思想的，因为它们都是以人类自身的利益和出发点来进行的价值判断。比如我们中国现在非常爱护环境，不让人上草地，插个小牌子写着“鲜花向你微笑，小草向你招手”，接下来一句话还得提醒你，请勿践踏草坪。鲜花小草让我们赋予了它一种生命，赋予了它一种思想，人类的其他所有的万物，我们对它的命名，对它性质的判断，都是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
所有人造的产品也都是有思想的，人造的产品就是商品。图书这种商品和一般的商品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每个人都知道是思想，图书是传播思想的。我读到一本书，安?兰德的《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他说财富的创造者是发现者，人类将其发现转化成物质产品，科学家发现了新知识，企业家知道如何使用知识，如何将物质资源和人类劳动整合进企业，以生产适宜销售的产品。在产品形成之前，所有构成产品的东西都是原材料，散落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只有洞悉了谁需要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能满足他，有想法、活动和创意的时候，才会形成产品。产品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它是有思想的东西。因此我说，这句话揭示了企业和产品的秘密，那就是用思想把物质的资源和素材整合成叫产品的东西。
比如说杯子，最早大家可能都想像得到，用一个贝壳就可以盛水，就可以喝。后来发明了杯子，杯子有的有把手，有的没有把手，有把手为了让人方便拿，另外防止烫。又有了别的方式防止烫，景德镇的杯子有了隔层，拿到之后一点都不觉得烫。所有这些产品都体现出思想，这种思想体现出来的物品不仅对人有用，而且还要好用，以人为价值核心，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说是一种人文关怀。所有的产品都是有思想的，你赋予了它之后，所有的产品自己都可以说话，而不是冷冰冰的，哈佛营销经典中就有一句话，叫做好产品自己会说话。
对于编辑来说，让我们的图书赋有思想，是最重要的。
图书产品的思想，跟一般的产品思想相比，我自己认为有更大的超越性。杯子的功能价值是给人盛水、喝水、解渴，它本身不产生思想。但是图书产品的功能价值本身就是思想性，这是它最大的超越性。众所周知所谓的市场就是需求，所谓的需求就是满足一种价值，满足对价值的需求，就是价值满足。对于图书产品而言，其价值来自于内容。因此内容价值就是市场，卖得好的书都是极具内容价值的，其价值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反过来，如果说内容价值不具稀缺性，写作质量又难以在众多可选择的出版物当中出类拔萃，这本书就很难有好的市场效应。因此我们说，图书是思想当中的思想。
商务印书馆这两年出了一套书，丛书的名字叫《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为什么要做这套书？就是因为在我看来，中国和人类都进入到一个文化发展时期，文化发展时期和物质发展时期最根本性的区别就在于，人类的文明以往是以解决人的生存问题为主。联合国每年发布的报告都有主题，以往发布的都含有饥饿与贫困的主题，这些年来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去年联合国的一个报告里面讲，人类已经告别了贫困与饥饿。中国也是如此。近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要解决多少万万人的吃饭、穿衣的问题，生存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向世界宣告，我们解决了生存问题，接下来就是文化问题。在生存问题上，人跟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比动物更聪明一点，人类会把自己关在钢筋混凝土的牢固结构里，还会有温度的调节，动物只会找山洞，但是两者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有人类有意识地获取知识，通过知书达礼达到自身的思想完善，这才是人最本质的。
中国人进入到文化发展时期，文化发展已经上升为国策，中国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发展文化，要让更多的人，尤其是社会底层的大众能够有知识、有文化，知书达礼。关于文化发展的事情，中国以前可以说没有任何的经验可以借鉴。从政府的政策，文化产业自身的发展——我们出版业2010年才被转入企业，到文化及文化产业研究都没有任何经验。关于文化产业的发展，甚至文化在中国都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关于文化产业的研究更是零敲碎打，连基础性的文献都不存在。国民对文化和文化自觉的理解和认识，都还很模糊。所以我们要出版这一套书，来迎接我们所到来的文化发展时期，这一套书讲20世纪以来各主要发达国家是如何发展文化的。现在美国一家独大，全世界都来抗争的格局是怎么形成的？美国二战以后历任总统的文化政策是怎么样的？德国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精英？从大的哲学家黑格尔、海德格尔，到众多大文学家，包括歌德和席勒。苏联时期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艺术家和文学家？在现在的俄罗斯时代是否还能涌现，这些都是我们这套书的内容。
如果从策划一般产品意义的思想上来说，这就是我对这套图书设定的一般产品意义上的思想性，具体到每一本书的思想性，就是每一本书的功能价值，只有在每一本书的内容当中体现。《主流》告诉我们，现在世界的格局，美国一家独大是怎么形成的。其他的如《文化战略》，讲美国的好莱坞、迪斯尼，那么多的文化产业和企业的产品怎么行销全世界，让人明白美国产品畅销全世界的过程，就是美国文化随之传播到全世界的过程。所以我对这套书有一个期待，就是新时期的思想启蒙，唤醒国民的文化自觉意识。
思想是人类的最高需求。很多人都知道马斯洛的五种需求方式理论。马斯洛说的五种需求方式最高是赢得社会的评价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社会评价就是赢得社会的尊重。怎么来赢得社会的尊重？我稍微来发展一下马斯洛的这一思想。要想赢得社会尊重，在这个社会上赢得一席之地，达到自我价值实现，就只有通过思想。思想是人赢得社会尊重，赢得一席之地的最根本性的东西。所以我说人都有传播自己思想的需求，包括我今天在这里愿意跟大家来分享我的一些学习心得，也是一样的道理。为什么？就是因为在任何一个群体里面，哪怕最小的组织里面，在企业里面，甚至在企业的小部门里面，在家庭里面，你的地位就是你思想、见解或主张的体现。如果在任何一个组织里面，讨论什么问题你都说这个我不知道，问那个也不知道，你们定吧。慢慢地，你在这个组织当中就失去了话语权，就失去了地位，你就没有了生存的价值和依据。思想、见解或主张是赢得独立人格的重要条件。古往今来有那么多大的，能够影响到全人类的思想家，包括卢梭、罗素、黑格尔等外国的，以及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等，他们是圣人，圣人不可追，我们不要求把他们当作追寻目标。但是我们在任何一个场所，任何一个话题，任何一个组织里面做一个能有发言权的人，这个事情是最基础的，是可以做得到的。当你在任何地方都没话可说的时候，就说明你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位置了。所以传播自己的思想是人最高的需求，这是一个方面。人的知识和思想绝大多数来自于学习，来自于别人的思想，任何人通过直接的经历所获得的知识都是有限的，绝大多数都是学习他人的，所以，思想性需求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人都有吸取他人思想的需求。也就是说，人的思想性的需求来自于传播自己的思想和学习吸收别人的思想，是双方面的需求。所以，思想就是市场。
我最近看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希特的书。他说人作为自由理性的生物有两种意向，首先是传授文化的意向，即用我们受到良好教育的方面来教育某个人的意向，尽可能使任何别人同我们自己，同我们之内更好的自我拉平的意向。其次是接受文化的意向，即从每一个人身上用他受到良好的教育，而我们却很欠缺修养的方面来教育我们自己的意向。他说人生下来有两个使命，人要达到自身的自我完善，这是第一个使命。第二个使命，光你自己达到自身自我完善的使命还不够，每一个完善都要既通过自己，又通过别人来完善。所以每个人又都有帮助别人完善自己的倾向，就是这个需要。我们通常讲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接受各种知识的时间先后不一样。你先学到了，在某一个方面先知先觉，在另一个方面你是后知后觉。所以，人要相互帮助学习，共同进步。费希特是从人类自身完善的角度来讲的，刚好与我对人思想性需求的想法相吻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第三，学者的社会责任。
如果说学者的社会责任，大家可能说学者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如果改成学者就是作者，就跟大家大大有关系了。
人类一切的活动都是在有组织内的政治活动，没有脱离政治的纯学术。如果明白了我刚才所说的，大家认同我刚才所说的，人离开了组织就没有办法生存就会知道，我这里说的政治不是指争权夺利的政治，是指人类的组织，是人类自身形成的一张大网，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这里面进行的，学术活动也同样如此。
古希腊最著名的一个信条，可以说是公民的一切权利和活动要符合城邦的准则，就是公民共同体的准则，公民共同体的准则就是公民共同体的利益。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城邦的动物，离开了城邦，人要么成为神，要么成为野兽。城邦是至高而广阔的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人类的每一种活动想要取得善的结果，都是在这个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内进行。大家知道，最早的城邦就是国家的意思。所以说我们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在国家这样一个组织内进行的，都带有国家这一组织内的要求和色彩以及特点。学术研究同样是这样，如果你的学术研究不能以促进国家的利益，不能以促进公众的利益为前提的话，学术研究就是没用的。
我们是出字典的，我做什么事情善于刨根问底。 “政”是什么？《说文解字》是这样讲的，政，正也；正，守一以止也。迄今为止，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社会有序、国家有序的时候文明发展、经济繁荣，老百姓得享国泰民安。历史上古往今来，所有一切的灾难来自于战争所造成的混乱。战争造成的混乱首先是人类头脑的混乱，思想的混乱。所以保守住国家内的秩序可以说是每个人，包括国家的统治者共同追求的目标。
所有的学术都是有观点的，所有的观点都是有价值取向的。“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是有国界的。”当斯诺登事件被揭示出来的时候，谁还敢说科学是无国界的？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竞争力，而所有的国家都在努力开发和保守着这个竞争力。钱学森先生的经历就告诉我们，他回国之途是多么坎坷和艰辛，甚至还冒着生命的危险。所以，我们不要再很幼稚去讲这些话。所有的活动都是以国家利益、公民利益、群体利益为最高原则和准则的。因此，在这里我们能够知道，学者的使命是什么？费希特是介于康德和黑格尔之间承上启下的，是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说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学者就是知识分子，如果把人生下来一直到死的过程就是让你有知识、有文化的过程，要用知识来完善自己的过程的话，那么学者是优于其他人的，就应该对这个社会承担更大的责任。
我国现代化进程当中涌现出来的一些启蒙的资产阶级学者也告诉我们，包括我们现当代的学者也同样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种共识。梁启超就讲，学术是天下的公器。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讲做学问不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为社会、为大众做学问。我们可以说，做学问这件事不是单纯地由某个学者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追求所谓的自身价值和研究能力的建设那么简单。
做编辑的职责就不用说了，如果大家能够理解和赞同上面所讲的那些，还是引述我上次在南昌演讲时候的一句话：保证图书内容的思想性，对于编辑而言，不是一般的责任，是天职，我们做编辑的，上天就赋予我们这样的责任，我们就是要选取好的内容，传播好的思想、有价值的思想，让这些思想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乃至人类社会的进步。
谢谢大家！
（本文编辑 吴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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