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在保留小说的手法以及大致情节主干外，放大了爱情故事，也狭隘化了小说原来的立意。“爱如此的小，它可以穿过针眼”，没错，但电影恰恰丢掉了这段话的下半句：“但它穿不过人类所绘的地图。”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加拿大]迈克尔•翁达杰 著，丁骏 译
出版时间：2012年10月
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之前只是文艺圈中小有名气的诗人和小说家，《英国病人》走红后，他一跃成为国际文坛炙手可热的名家，但他并未如畅销书写手那样一发不可收拾。现年69岁的他迄今只推出了6部长篇小说，笔耕不算勤快，但本本都是精品，而且一如既往，他的小说走的仍是小众路线。《英国病人》之后，他再无大红大紫的作品。
于是《英国病人》的成功便显得耐人寻味，也使我们在讨论小说时无法绕开它的电影。从某种程度来说，电影在保留小说的手法（如蒙太奇、多线叙事等）以及大致情节主干外，放大了爱情故事，也狭隘化了小说原来的立意。“爱如此的小，它可以穿过针眼”，没错，但电影恰恰丢掉了这段话的下半句：“但它穿不过人类所绘的地图。”电影将小说中当题材使用的爱情变成了主题，可谓有点本末倒置的意思。
先回到小说。《英国病人》时间背景为1944年末至1945年8月，地点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山区一幢遭罹兵燹之灾的别墅。这样的时空设定别具重要性，因为彼时二战已向欧洲内陆拓展，托斯卡纳山区成为一个相对安谧隔绝的场所，除了偶尔出现的流民与盗匪，这个场所近乎一个意识形态褪尽、权力尽数抽离、以至自成一体的世外桃源。
小说共有4条线索，就如书名所示，“英国病人”是主线，其他3条分别对应小说中的加拿大女护士汉娜、意大利间谍卡拉瓦乔、印度锡克族扫雷兵基普。这4个来历、背景迥异甚至冲突的人物，便在这个恒定的真空状态中舔舐各自的战争创伤，并褪去伪装、还原自身，“他们谁也无法模仿，除了真实的自己，除了探寻他人身后真实的故事”。
翁达杰通过汉娜为“英国病人”注射吗啡所制造的梦呓幻觉，以如分岔小径般旁逸斜出的叙事手法，勾连起当下与过往、现实与虚幻、沙漠与都市的灰色叙事地带，于极为飘逸凌乱的情境中探究战争与和平的虚妄、爱的远遁与复归、文明的失落与再现，以及时空的流变与矜守。形式的散漫与主题的高度统一，诗化语言的大量使用，克制、内敛的含蓄文风，以及寥寥若干短句勾勒极富内涵的意象，正是电影无法企及而为小说所独具的艺术魅力。
小说突出了“英国病人”的神秘性，其不可探究的履历与极为渊博的知识，形成鲜明的对照。“英国病人”的神秘也铸就了他与其他人物的关系，如果将他比作恒星，那么汉娜和卡拉瓦乔便是围绕其运转的卫星，而印度人基普则是“星系边缘上一颗若即若离的星星”。这样的“星系”构成具有极强的隐喻性，“英国病人”代表了西方核心文明，汉娜和卡拉瓦乔是承继和分享者，基普则是不同质的异域文明。小说最后表明，西方文明内部即使纷争不已，最终都能达成和解，而代表异质文明的基普与汉娜再是热烈相爱，也难以跨过两者之间的鸿沟。
电影淡化了小说的时空定位，取消了“英国病人”的神秘性——卡拉瓦乔一下揭穿了他的真面目，架空了那个微妙亲和的“星系”——并且，还以部队换防这样的平庸桥段结束了汉娜与基普的恋爱，使得“英国病人”与有夫之妇凯瑟琳的恋情因失去现实映衬而成为无的放矢的跛脚鸭——当然，这也成就了《英国病人》伟大“爱情”电影的终极地位。
但是，让我们想想翁达杰为何如此大费周章地描写北非沙漠：“沙漠是一片布，随风飘扬，永远不会被石头钉住，早在战争和协约拼画出欧洲和东方之前，沙漠已经有过一百个不同的名字。”想想他又是如何描写古老的壁画：“沙漠中的旅行队，那些奇奇怪怪行走中的盛筵与文明，什么都没留下，连一块篝火的余烬都没有留下。我们消失在风景中。”
北非与南欧的环地中海地区，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多少国家、军队、民族与文明驻跸于此，又顷刻灰飞烟灭。对沙漠来说，英国人、德国人、匈牙利人、非洲人都是无足轻重的，但栖息此间的生命却不得不与国界、信仰、肤色同声呼吸，即便反抗也徒唤奈何。“英国病人”与凯瑟琳的恋情既受制于人伦纲常，也为世俗的地图所不容。他不能爱也无法拯救自己的恋人，因为即使同出一样的国界、信仰和肤色，也无法自证不是德国人。所以，他祈求不属于任何人，不属于任何国家，因为“民族、国家使我们变得畸形”。
小说中，世外桃源的崩坏来自美国在广岛、长崎丢下的两颗原子弹，预示着“英国病人”的悲剧将在现实乃至未来继续上演。就此而言，纯属虚构的小说反而比以所谓“现实”布景搭建起来的电影更“现实”——电影中的“英国病人”与凯瑟琳驾机同赴天国，电影外的人间则是地狱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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