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夭折的记忆》 吴亮著 商务印书馆 2012年8月
1999年，千禧年之夜，吴亮对着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发泄了一番，甚至在几年后，他还 念念不忘，接连用了好几个丑陋来形容对岸，“丑陋的电视塔，丑陋得毫无特色的高楼，丑陋的球形加丑陋的矩形”。这不禁让人联想起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游历圣保罗市的时候，对欧洲与美洲的新旧世界比较后的感慨，“欧洲的城镇，几个世纪时间的消逝使之更为迷人；美洲的城镇，年代的久远只带来衰败。理由不是后者是新建的；理由是当初建造时即准备不久后重建，因此建筑简陋随便……新市区太俗丽、太新、太愉快”。或许，那倒霉的电视塔只是吴亮笔下的替死鬼。
相比于《八十年代琐记》，在《九十年代小纪事》里，吴亮提到最多的恐怕是他与上海的关系。吴亮说他不热爱上海，但也不至于讨厌，这种“不相干”的关系，让他对这座城市保有一种距离。显然，这座城市已经让吴亮不太适应，让他觉得很陌生。北岛在《城门开》里说，面对阔别十三年的城市，发现自己成了异乡人，面对这个陌生的城市，他要用记忆来重建他的北京。用北岛来引话题，可能吴亮并不喜欢，何况他们都试图用记忆来重建他们所珍视的东西。不过，与北岛相比，吴亮在《夭折的记忆》中所展现的东西，恐怕要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吴亮毫不隐晦地说，他要写的“微观历史”，就是一种用不可靠的个人记忆来对抗“大词历史”的尝试（第143页）。那么，吴亮所说的“微观历史”是指什么呢？他为什么又要用“微观的历史”来对抗“大词历史”呢？
如果从吴亮的角度看，他对新上海的不满，恐怕还不仅仅限于各种过度商业化的都市生活以及奇形怪状的建筑物，说到底是对这座没有记忆的城市的失望，因为吴亮多次提到他在寻找老照片，多次被邀请谈谈上海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太新了！新到让吴亮感到陌生和“不相干”。没有记忆，自然就忘却了历史。只有现在，而且是不断更新和变化的现在，似乎有一股野蛮的力量在流行，不入流则被抛弃，而这种被抛离的感觉，让私人回忆录蔚然成风，因为唯有通过回忆才能确认自身，重获生命感。吴亮在描写生活在这个都市的人群时，这么写道，“‘不知为了什么，现在的人跟丢了魂似的，整体忙得焦头烂额’，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对那些最重要的事情一再拖延不做，或只说不做，或不做不说，可还是忙碌得一塌糊涂。也许，忙碌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安慰，说明那些忙碌的人们至少还‘被需要’” （p217）。私人记忆的重要性在于，“个人经历是独一无二的，渺小日常才是生活的真谛……自己写自己，即便零零碎碎、庸庸碌碌，也是基于对个人生活的热爱和肯定”（p313）。通过私人的记忆，可以重获被这个庞大野蛮力量所冲散掉的对自己生命的感觉。尽管吴亮也批评昆德拉关于用“我感故我在”代替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的说法，但在面对生命的态度而言，吴亮骨子里还是赞同昆德拉的。
个体经验是独一无二的，其价值在于他只跟自身有关，是确认“我在”的根本。吴亮谈论这个问题，显然是有深意的。实际上，吴亮有点狡猾，因为就在你漫无目的、不知不觉地读完他那些被命名为琐事和小纪事的时候，在你脑海里已经形成他所要给你讲述的那个时代和他所理解的有关个体、生活和历史的意象。通过这些意象，吴亮无言胜有言。《夭折的记忆》远不止是琐记和小纪事。如果仅仅从词频的角度看，吴亮无非就是聊聊他跟那些哥们、朋友和同事之间的八卦嘛，而且内容单一，他们在一起无非就是吃各种好吃的、喝各种酒，每次都喝醉和玩单调的麻将。用吴亮自己的话说，“写了许多无关紧要的，好像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偶尔有点弦外之音，朋友肖像，一点点趣事加一点点幽默”（p179），但吴亮却给这些片段式的回忆以重要位置，因为正是这些记忆勾勒出了他们这些“小人物”的世界，这种与“大词历史”迥然不同的世界。
在大词历史看来，微观历史是微不足道的，不重要的，正是这种对微观历史的不足道却限制了个体的记忆，限制了作为个体生命的活力和自由。所以，对于吴亮来说，他的怀旧应该有着更深的意义。通过上世纪80年代的个人记忆，吴亮试图建立起有关个体价值的尝试，即还原个体和社会的真实，换句话说，在集体主义之外，生命本应如此，个体是活生生的，不应被遮蔽和消解。这是一种历史哲学。
80年代在吴亮的笔下是甜蜜的悲哀（借用萨林斯的一本书名），而90年代的吴亮却只能在亚热带忧郁（借用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我想吴亮从骨子里应该是不喜欢黑格尔的，即便他读了很多黑格尔的书，也曾饶有兴趣地想写一本体系化的著作。就像克尔凯郭尔不喜欢黑格尔一样，吴亮对生命的追求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使得他不可能像黑格尔讲精神现象学那样，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黑格尔也有扼杀个体性的嫌疑。然而，在日益兴盛的技术治理和本雅明笔下所描绘的机械时代，个体生命遭遇着更多的挑战和压抑，仅凭“不相干”式的个体逃逸似乎仍然难以逃离“大词历史”。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