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 | 洪德元回忆录：从烧炭少年到院士

走进一位中国植物学家的传奇人生

读懂藏在草木间的奋斗历程与

赤诚的家国情怀

我常想，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部书，而我的这部，恰好与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同频共振。我出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亲历过抗日战争的烽火，目睹过国民党军队的溃退；之后，经历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改革开放等大事件。我亲眼看到中国从积贫积弱到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成为全球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

我本是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童年放牛，少年干过各种农活，还当过烧炭师傅，曾五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后来投身于我国的植物学事业，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并获得两项国际学术大奖。读者或许会问：“你这条路，究竟是如何走过来的？”这部回忆录，正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我的父母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却把最朴素的道理融进了辛勤的劳作里。他们带着我插秧、耕田、放牛，让我练就了强壮的身体，养成了勤劳的习惯。家里两个哥哥早早出门当了学徒，父母本想让我留在家中务农，小学老师包仲平亲自登门劝说，我才得以继续我的读书之路。

那些年，父母在种田之外，还靠辛苦烧木炭换来微薄的收入，尽力支持我的学业。我的成长和成就离不开国家的培育和期望。国家助学金使我读完中学，在复旦大学顺利毕业，当年（1962年）考上中科院的四年制博士研究生。我有幸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交流的访问学者，当时中美尚未建交，我选择远赴瑞典深造。常有人问我何时回国，我总是坚定地回答：“两年期满，准时回国！”国家在百废待兴的年代，依然全力支持我们走出国门，使我深感祖国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与重托。198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在我心中激起强烈共鸣，也让我对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有了更深刻的体悟，让我更清晰地认识到科研人员在国家发展中的使命与责任，促使我倾注全部精力攀登科学高峰，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贡献最大力量。

在我奋进的道路上，少不了老师们的悉心教导。小学老师包仲平是我的启蒙老师。高中时的语文老师应钟，肯定并鼓励我写文章要向“主题分明、重点突出、条理清晰、文字简练”的文风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以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为首的米丘林学派把摩尔根遗传学斥为“反动的、唯心的”伪科学。当时中国的高校基本只教米丘林遗传学，而我就读的复旦大学除外，同时设立了两个遗传学教研组，谈家桢、刘祖洞等诸位先生以渊博的学识、开放的视野为我们打开了摩尔根遗传学的大门，使我们年级的同学几乎都倾心于摩尔根遗传学，“基因—突变—进化”的核心理论奠定了我学术思想的根基。教研组组长王凯基教授亲自为我选定四年级学年论文题目——“植物生长锥的发育”，并指导我把大量实验结果与参考文献融会贯通，完成论文撰写，还特意安排我在教研组全体老师和高年级同学面前做报告，给了我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钟补求先生见我的俄语功底不错，便建议我把英语作为第一外语。这促使我狠下功夫，认真阅读英语专著，钻研英语语法，就连排队购物的间隙都拿出小本子背单词、记音标。功夫不负有心人，此后我的英语突飞猛进，1978 年顺利通过了赴西方发达国家做访问学者的英语选拔考试，特别是口语这一关。 

在我的学术道路上，推动我快速而稳步前进的，还有我昔日的学生们。张大明、葛颂、周世良、汪小全、饶广远、虞泓、张寿洲、钱韦、周志钦、谭敦炎、邱均专等，是他们中的代表。我带研究生始终秉持“引导、启发、讨论、鼓励”的八字原则，力求充分调动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和积极性。许多学生的学位论文超出了我的预期，有五位学生还获得中科院院长颁发的优秀论文奖：葛颂的博士学位论文《泡沙参复合体（桔梗科）的物种生物学研究》尤为出彩，开我国物种生物学研究的先河；汪小全荣获首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我也因此在1999年获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钱韦等人的研究揭示了全国野生稻的遗传多样性在20年中下降了一半的严峻事实，提出了要切实加强野生稻资源保护的迫切建议，他们的报告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的重要批示。

令我欣慰的是，2003年中科院副院长陈竺院士曾称赞我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植物学家；如今，我昔日的三位学生已挑起中科院研究所所长的重担，他们分别是植物所的汪小全、微生物所的钱韦 （合作导师葛颂）、西北高原生物所的陈世龙（合作导师何廷农）。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当选院士以后取得的科研成果远超此前的积累，这些科研成果的获得离不开我的团队，而团队成员大多是我昔日的学生。在我科研生涯的后期，我的许多思路和方法都来自我昔日的学生，他们的参与和帮助让我始终紧跟学科发展前沿，在植物学研究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

我的学术成就，离不开铭刻于心的三条理念：“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科学报国”。自1972年投身于科研工作以来，我一直以“抢回失去的时间”的决心奋力拼搏，从而有了1986 年至1991年那罕见的“五连跳”——从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到学部委员（院士）。当选院士以后，我并没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而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在这33年里，我肩负起多项重任：担任10年研究室主任，10年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主任；主持并圆满完成6项国家级、1项院级重大科研项目；在被推选担任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期间，在葛颂秘书长的积极配合下，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成功申办国际植物学大会。

在这33年里，我几乎放弃了所有业余爱好，舍弃了节假日的休闲，全身心投入世界牡丹与芍药及桔梗科的研究中。我不惧艰辛，在昔日学生的配合下，考察了这类植物生长的数座高山，系统研究了国 内外65个大型标本馆的标本，运用综合而先进的方法对这两个植物类群展开深入研究，发表论文上百篇，独著或主编的6卷册英文专著在国际著名出版社出版，收获了“具有高度的科学权威性”、“不朽的贡献”等赞誉，也为我赢得了两枚国际大奖，其中一枚是恩格勒金奖。该奖自1987年设立至今只颁发了7枚，其中4枚授予欧洲人，2枚授予美国人。能获此殊荣，我既感受到了春种秋收的欣慰，也对自己能为国家增光添彩而倍感荣幸。 

最后，我自然要提到我的妻子——潘开玉研究员。她退休后就成了我们团队的一员和“顾问”。她不仅是我相濡以沫的生活伴侣，也是我学术征途上离不开的同行者与得力伙伴。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中国著名植物学家洪德元院士的回忆录。他出身贫寒农家，少年时当过烧炭师傅，初中曾因顽皮而致两门课不及格，进入高中方知“知识就是力量”，一步步考上复旦大学生物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更用五年时间从助理研究员完成“五连跳”，获评学部委员（院士），后又荣获恩格勒金奖、拉•麦考瑞奖等国际奖项。他将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科研追求，开放包容、淡泊名利的治学品格，熔铸于六十余载植物学研究之路。

作者简介

洪德元，绩溪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主任等。出版《世界牡丹和芍药》

（Peonies of the World）、《植物细胞分类学》等中英文专著，合作主持《中国植物志》英文版（Flora of China）、主持《泛喜马拉雅植物志》（Flora of Pan-Himalaya）等国际重大合作项目，荣获恩格勒金奖、拉•麦考瑞奖等国际奖项。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