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滞后的农业乡镇,如何破解“缺产业、缺人才、缺活力”的振兴难题?鲁北农业小镇如何打破“空心化”困局,从“干部干、群众看”到农民主动扛起振兴大旗?
南开大学学者与乡镇实践者用赵镇的真实案例剖开乡村振兴的落地逻辑,讲清“关键力量”如何激活乡土内生动力,为同类农业乡镇走出发展困境提供可落地的实践范本。
《从组织农民到农民自愿参与:一个鲁北农业型乡镇的乡村振兴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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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星 高祥 宁小卫
出版时间:2025年09月
本书从多维视角对乡村振兴实践中党建如何引领、农民参与活力如何激发、“五个振兴”如何协同推进等三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实、系统的分析,本书作者包括学者和乡村振兴实践者(该镇党委书记),在内容上既有理论对话,也有实践经验总结和介绍,是一本针对本土乡村振兴实践经验模式进行深度思考的图书,适合专业学者和乡村振兴一线工作人员阅读。
王星,男,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24年),从事发展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的研究。
高祥,男,高级农业经济师,一直在乡镇工作。2020年12月调任山东省滨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长期专注三农问题研究,多篇文章在农业农村领域期刊发表。
宁小卫,女,南开大学社会学博士,石家庄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2019-2020年在书中赵镇挂职科技副镇长。
序言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就开启了走向田野、参与实践的行动研究传统。在当下国家大力推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当代中国社会学人没有理由不面向田野和实践,更没有理由将自己的研究雪藏起来,而乡村振兴实践正急切地需要社会学研究者的参与。在社会学界,过去20年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行动研究,认为非常有必要将自己的研究与干预社会结合起来。不过,现实往往并不尽如人意,干预行动通常比调研更难,常常面临“上动下不动”以及“官走事息”的尴尬境地。好在王星教授在赵镇找到了关键人,由关键人来理解和操作,同时将他们视作观察和调研的对象,为干预行动提供强有力的组织和地方智慧支持。

赵镇位于山东省滨州市博达县,是一个农业为主的乡镇,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那里的乡村也普遍存在中青年外出而老人和孩子留守的所谓“空心化”和“老龄化”问题。这样的乡镇在全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如何在经济不发达的农业乡镇中发展和振兴乡村,其难度和挑战可想而知。它们缺产业尤其是工业产业,也缺乏人才、青壮年劳动力、资金和先进的发展理念,发展的回旋空间非常有限。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赵镇领导却扎实且持之以恒地从各个方面推进乡村振兴,并在不长时间内取得了可见的效果,被王星教授所率领的研究团队概括为“一个典型农业型乡镇是如何凭借自身资源走出一条从组织农民到农民自愿参与的乡村振兴路径”。从本书中,我不但找到了进一步佐证我以往一些想法和观点的依据,也获得了一些新的启发。
乡村振兴是一场自上而下的乡村建设和发展运动,这场运动能否得到有效发动并取得显著效果,首先取决于是否出现一个有能力、有社会责任心的关键人,有的地方称之为“领头雁”。
在乡村振兴的调查中,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关键人”,同时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关键人”是怎样诞生的?
“关键人”能培养出来吗?
“关键人”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又是如何带动乡村发展的呢?
“关键人”的作用何以转化为村庄内在的、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和常态呢?
在某种程度上,“关键人”是可遇不可求的,并不是所有村庄都有“关键人”,而且有“关键人”的村庄和乡镇也是少数,从这个意义上说,“关键人”是稀缺的资源。虽然他们可遇不可求,但确实存在,并且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他们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呢?这意味着培养和培育是必要的。什么样的培养和培育是可行的呢?是否潜藏着许多不确定性呢?就博达县而言,像赵镇党委书记那样的“关键人”毕竟不多。当前有些地方在引进和培养乡村CEO,每期都有几十人乃至上百人接受理论、案例及实操等培训,他们究竟能否成长为乡村振兴的“关键人”呢?对此,我做了一些观察和分析,发现参加乡村CEO培训的人中不少已经在乡村做出了业绩,具备“关键人”的一些条件,甚至有些已经在村庄做成了产业,成为村庄发展的“关键人”;有的虽然还不是“关键人”,但是通过培训,获得了地方政府和村集体的行政、政治以及经济支持,正在或尝试成为“关键人”的角色;当然还有一些学员距离“关键人”还有很大的差距。不管怎样,“关键人”常有,而“伯乐”却不一定常有;与此同时,“关键人”作为稀缺资源,需要更多的“伯乐”去寻找和培育。乡村CEO培训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经验:乡村“关键人”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而培训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提供了一些新的实践,进一步为他们赋能。因此,乡村振兴实践要从政策、制度以及资源等方面为更多愿意在乡村有所作为的人提供机会,从中将会产生更多服务于乡村振兴的“关键人”。
赵镇之所以能够出现“关键人”,也是源于偶然性的实践,而“关键人”的作用同样切实地体现在实践中。从赵镇的“关键人”作用路径来看,对一个乡镇的乡村振兴来说,不只是一个“关键人”,而是有许多“关键人”在发挥作用,但是从“关键人”的作用路径以及成长机制上看,首位“关键人”又是乡村振兴中的关键之关键,因此首位“关键人”有着更多的功能和能力,特别是需要具备“第一推动”和寻找、培育更多“关键人”的角色和能力。这涉及另一个问题,就是“关键人”不是“孤雁”,而是“群雁”。赵镇的案例展现的是“关键人”通过“雁群”方式发挥作用的机制。首位“关键人”是“灵魂”人物,他具有谋划、决策和调度资源的权力和能力,可以说是“第一推动人”“总设计师”“总策划师”或“总指挥师”,他能够构建一个“动员”“物色”、起用和组织其他“关键人”的体系和机制。在村级层面,其他“关键人”既是接受、执行镇级“关键人”(首位“关键人”)指令者,又是动员、组织村民的带领者。这样一个系统一旦构建,意味着全镇的乡村振兴获得了组织体系的强有力保证。这就是赵镇乡村振兴实践取得成功并得以可持续的关键机制或可以称为秘诀,即通过“关键人机制”动员、组织农民转变为农民自愿参与组织的体系。这就是《从组织农民到农民自愿参与》一书最有价值的亮点。同时,该书也提出了一些需要更进一步研究的议题,尤其是有必要进一步探讨首位“关键人”的素养问题以及他们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实践路径,以为更多的地方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王春光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2025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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