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百道编按】1945年9月3日，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2025年，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为表纪念，山东友谊出版社重磅推出作家丁建元的呕心之作《官桥刃》。该书聚焦全民族抗战爆发初期，以山东枣庄滕州的官桥车站为焦点，以地方武工队的抗战历史为线索，揭露了日军在滕南一带的暴行，描写了地方武装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壮举，弘扬了伟大抗战精神，彰显了中国人民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的伟大贡献。
《官桥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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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山东友谊出版社
作者：丁建元 著
出版时间：2025年08月
丁建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长，曾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有文集十二部，另有各类散文发表在多种报刊；曾获第二届齐鲁文学奖、第四届泰山文艺奖等省内外奖项若干。其读画散文较有影响，远及海外。
在散文界深耕多年后，再次执笔撰写长篇小说，对丁建元来说是“完全起于偶然”。在一次与山东友谊出版社时任社长何慧颖的闲聊中，何社长给丁建元讲述了八十多年前的一段历史：在滕县官桥，曾有两列火车发生碰撞。一列是军列，百余名日本军官全部死亡，还有整车厢的日本兵。出手的是三名铁路工人，其中一人的家就在官桥。
“这是何社长去枣庄公干，邓淇先生讲给她的。她说这个故事很精彩，希望我能写出来。”丁建元说。
丁建元
丁建元对何慧颖所说的故事很感兴趣，初步定下了创作的想法，为此专门去咨询了邓淇，得知这位家在官桥、让日本军列相撞的人，就是他的祖父。
邓老先生曾以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参与抗战。某次，在看到电视上播放的《铁道游击队》时，老先生问邓淇：“电视里的火车相撞事件，是不是在咱们这里发生的？”在得到否定答案后，不经意间说出，“在我们这里也撞过。”
这句话中透露出的信息，引起了邓淇的重视。随后，通过查找资料，他获知了官桥列车相撞事件。
从邓淇处得知事情原委后，丁建元立即查阅了地图，发现官桥距薛城仅十七公里，而薛城，就是当年铁道游击队战斗的临城。如此大规模的撞车事件，在刘知侠所著的《铁道游击队》里，竟未着一字，着实令人不解。于是，他与何慧颖一起前往滕州市官桥镇，继续查证这段历史。
然而，在官桥镇，无论是走访文史专家，还是咨询当地相关部门，都只能得到有限的资料，不足以支撑系统的故事。直至前往收藏家李存建的博物馆，才在他收藏的六本抗战老人的回忆录中，找到了几篇提及官桥的文字。其中清楚地记载着，羊庄镇大赵庄是滕州农民抗日武装成立的谋划地，李姓家族不少青壮都参加了队伍。由他们组成的武工队，始终围绕着官桥进行抗日斗争。
如今，大赵庄武工队队长的老宅院内房屋早已坍塌、腐叶遍地，残垣断壁中长出了一丛丛翠竹。老宅的主人就埋葬在村东的麦田里。丁建元去时正逢清明，坟头野草冒出了新芽。看着祭奠过后的冷灰，他油然而生一种责任感，下定决心，哪怕素材不多，也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用文字将这段历史记录、传承下去。
“官桥的老人都知道，当时撞车以后，光从车上抱下来的日军指挥刀就差不多捆了三捆子，证明上面全是日军指挥官。这是当地抗战中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知侠先生曾在这里停留四十多天，或许因为这里不属铁道游击队的活动范围，所以未着笔。他没有写这一事件，我来提笔书写。”
《官桥刃》的故事是以事实作为基础的，大的事件框架有了，细节情节即便需要虚实结合，也不能脱离实际。丁建元形容自己的创作过程是“边烧火、边找米”。
“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包括敌伪，大都有原型。当时的几支队伍，主要活动在官桥铁路以东，领导他们的是一位叫丁一的地下工作者。虽然素材不是很丰富，但大事件都是有据可查的。”
丁建元将整本书分为四部分，在每部分着重写出一个亮点。他介绍，在第一部分写的邓宝安的故事是引子。邓宝安逃难时，惦记家中小麦收割，就回乡收麦。可刚一进村，被日本兵怀疑他是八路军，用刺刀捅死了他。邓宝安死后，媳妇上吊，孩子无奈被送进庙里当了道士，由此引发了后面的故事。第二部分记述了一个真实的以少胜多的战例。当地一位老中医召集十名“敢死队”队员，在官桥车站击杀二十名日军，在当时引起轰动。后面两部分则分别有两场精彩的刺杀，将整个故事一步步推向高潮。
在挖掘武工队事迹的过程中，很多英雄都给丁建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书中，时年18岁的武工队长张西奇和知识分子孙兆谦，则是让他迫不及待地想将他们诉诸笔端的英雄人物代表。
“当初很多人之所以走上抗日之路，并不是出于大义。”丁建元讲，就像武工队长张西奇，他是地主家的独子，自小衣食无忧、备受宠爱。他接触的世界就是住的小村子，一开始他跟日军也没有直接的仇恨。后来他听说日本人很矮，出于好奇，就带着伙伴到日军兵营看。因为没给日军鞠躬，他被打了耳光，才跟日军结了仇，慢慢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他的这种情况，很符合当时的实际。
知识分子孙兆谦则代表了因为信念坚持抗日的那部分人。孙兆谦曾是一名留学日本的学生，回国后参加了八路军。在护送干部过微山湖时，顺路回家探望。爷爷看到他衣衫褴褛的样子十分心疼，不准他继续从军。为了阻止他离开，甚至给亲孙子下跪。但孙兆谦以自杀相反抗，爷爷只好放他离开。
想起这些故事，丁建元依然满心激荡：“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故事，是这些热血英雄在不断推动我的写作。”
《官桥刃》的创作过程堪称艰辛。从列提纲到最后成稿，他手写了近百万字，经过无数次的修改、增减。每写完一遍，都要放在一旁沉淀一下，等有了新素材、新想法再进行修改，或干脆重写。丁建元在后记中说：“我是笨人笨办法，写完一稿，经过思考后再写二稿。三年过去，我手写了三稿，都是推倒重来，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写过来的。”
这样的“推倒重建”好处显而易见，完稿后的作品情节更加紧凑精彩，虚实更加相生相济，语言更加凝练准确。
写作时，丁建元始终在追求“两股气”的结合，一是“文气”，一是“接地气”。
“文气”，是在作品中融入作者本人的精神气质和个性特点，这是中国文人自古以来的创作追求。从深耕散文到撰写长篇小说，丁建元深知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几十年来的文学积累让他对哲学、宗教、社会学和心理学都有所涉猎，并最终领悟：好的作品要“见山还是山”，化繁为简、回归生活、贴近人心。
三易其稿的过程是贴近生活的过程，也是越来越“接地气”的过程。无论是语言风格还是生活细节，丁建元都进行了反复打磨。在他看来，故事就发生在官桥，必须紧扣当地，贴近细节。
在书中，多次出现一个字——“挒”。这个字在滕州方言中很有代表性，被本地人视为万能动词，可以表示多种含义。喝酒叫“挒一杯”，打架叫“挒他”。引入比较通俗易懂的本地方言，是为了展现出地域特点。但不过多引用生僻方言，则是为了不给非当地读者造成阅读困难。
《官桥刃》的另一大亮点是人物对话。丁建元十分擅长以环环相扣的对话来推动故事，展现人物个性。如在文中，大李庄抗战组织缺少武器，小姑李颖自告奋勇找杨庄保安团团长要枪的情节中，他只用了一些简短的对话，立时便将当时的紧张氛围，以及小姑李颖的勇敢坚定生动描画了出来。
除了对话，丁建元还格外注意虚实结合的处理。当地的资料有限，他就在搜集素材的同时，想方设法调动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对故事进行合理且有益的补充。例如，在写到孙兆谦被鬼子包围抓捕后，关于下一步的营救方式总也找不到好的切入点。在外出寻找灵感时，他忽然想起以前看过别处的一个材料，里面有武工队抓捕敌方军官送去解放区的情节。他顺着这个情节想下去，“既然鬼子抓了我们的指导员孙兆谦，我们当然也可以抓几个鬼子军官来把他交换回来！”如此一来，故事便又能顺利向前推进了。
“小说的创作必然会有虚构，不虚构反而不完美。尤其是官桥这次事件，时间久远，记载不多，很多老人即使知道，在讲述时也会漏掉很多东西。我就通过合理的想象，把这些被漏掉的东西圆满回来。”
和平年代，有关抗战的事情似乎有些淡化，这个题材远不如其他题材更能获得年轻人的喜爱。但历史永远不该被忘记。
为了更加贴近当下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阅读喜好，丁建元选择以人物塑造和故事情节反映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摈弃“喊口号”，而是着力润物细无声地触及读者心灵，唤醒他们内心的爱国情感。他在书中着重塑造了敌我双方多个性格鲜明的人物，角色定位准确，描绘细致生动，忠奸善恶具有复杂的人性表达，笔墨独特出彩。全书以“模块式”的框架，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将人物群像串联于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并借鉴电视剧中“蒙太奇”的手法，穿插叙述了多个人物间既个体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故事。
为了符合当前快节奏的阅读体验，丁建元在作品中加快了故事的叙事节奏，用简练明快的语言，充满镜头感和画面感的文字描绘，让一段段影像、一幅幅画卷映在读者眼前，跃入读者脑中，让人获得极佳的阅读快感。在讲每一段故事时，他也能用劲道的笔力，把握多种语言风格间的切换，注意该悲壮就悲壮，该轻松绝不严肃，以“说书讲段子”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写的故事是否足够有趣和吸引人。
他写日军强奸少女，也写路人路见不平杀了日军后一溜烟逃走躲起来，跑了半年才敢冒头；他写蝗灾时喜鹊用骸骨搭成白色鸟巢的苍凉，也写老大爷跳着脚在街上大骂蝗虫，坚信这样就能把蝗虫骂走的憨直。
如丁建元所言，抗战精神的内涵厚重，并非一句话可以概括。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铸就了国人的家园意识。人们重血缘、重情义，对故乡的土地有着深沉的爱。古老的文化基因让中华民众重视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并把“保家卫国”四个字深深地刻在骨子里，成为中华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精神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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