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正进入第四个发展阶段

作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华栋在2021年底从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职位上调至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后简称“交大社”）党委委员、总编辑，现任交大社社长、总编辑、党委副书记。

陈华栋是个特别有条理和逻辑的人，不管提到哪个话题，他都能很快捋出一二三来。他最初工作的岗位是在理工科学院，后来从管理学博士毕业后走上了思政宣传的岗位，现在又来到了企业的管理岗。理工人的理性思维与条理性，加上管理专业的结构性和战略思维，给他的社长工作增添了不同的思考维度。他是一位80后的社长，交大社是一家成立四十年的大学出版社，按中国的传统说法，都已到了不惑的年纪。在他那份属于自己清晰的思维导图里，交大社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面临着新的挑战，也可能迎来新的机遇。

交大社走到了第四个阶段

今年是交大社成立40周年，但从更远的时间看，交通大学的出版历史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纪末，那就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出版机构——南洋公学译书院，其在设立之初就确立了宏伟的目标，即“为成才之助”、“周知四国之为”，出版了严复的《原富》（即国富论）等风行一时的书籍。

但陈华栋说，那些都是属于陈旧历史的故事，在交大社发展历程中是荣誉和过往，而新的上海交大社历史要从1983年开始说起。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各大出版社应运而生，陆续成立。交大社也于1983年由文化部批准成立。从1983年到1992年，这个阶段属于出版社的摸索期，主要工作是转变思维模式，增强国人开放思想的意识。当时交大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总结了上海交通大学改革的实践经验，编成《上海交通大学管理改革初探》这本书，出版之后在国内的影响力很好。这是新交大社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从1992年到2006年，这个阶段是整个出版行业的市场调整期，同时也是交大社发展的第二阶段。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变化在于整体的转型意识逐步建立起来，出版业面向市场、走向市场的信心和决心都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看到了未来大学扩招、人口快速增长、教育市场迎来蓬勃发展的机会，开始积极布局各细分领域的出版。

2008年，曾任河北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韩建民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博深造后，开始担任交大社社长。陈华栋对韩建民的社长生涯给了极高的评价，“是他带领交大社走上了十年的辉煌发展期，把交大社从一家大学出版社、一家学术教材为主的出版机构推向了大众出版的一个黄金发展期，实现了向大众出版的转型发展。”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国内出版机构对品牌和市场的意识都逐步加强，品牌出版成为共识，例如“大飞机出版”、“东京审判出版”等一系列大工程。陈华栋说：“正如当年上海交通大学的兴办口号是‘为图强而生’，交大出版社的定位和使命也是为国家而富强。” 这也是交大社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十九大’前后，融合出版和融合发展的概念逐渐成型，我认为出版社大概就是进入了第四个阶段。”但出版业这么多年的图书业务已经固定了大家的思维，融合出版成为引领了行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以后，整个行业都面临着转型的问题。在今年济南举办的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书博会）上，陈华栋在现场的一个演讲中提到，中国的数字出版、融合出版发展趋势非常惊人，10年期间整体市场体量涨了10倍，但是在这10倍当中，70%以上的贡献率是网络游戏和广告，真正的文化出版并没有体现出来。出版业和出版机构应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在融合出版的市场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和营收比例，是整个行业都需要关注的问题。“只有真正把出版的价值在数字经济中提升到一定的阶段，我们的数字经济才有可能有核心竞争力。”陈华栋说，“目前的融合出版还停留在营收规模上，没有起到对读者价值观的引领，也没有体现出出版业的价值观。”

数字环境和生态下，需要思维的转变

“十九大”之后，国家非常重视融合出版，出版融合发展已成为行业共识。交大社紧跟国家趋势，在“十三五”期间将数字化和转型升级作为重点工作，在“十四五”规划中将融合发展作为主战略之一。

“现在有很多的新技术、新手段，但是数字出版或者融合出版不能单用新媒体的手段去辅助出版，而应该思考在数字的环境和生态当中如何做出版，这是一种思维模式的转变。”陈华栋说。他给数字出版的发展也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把数字技术当作传统出版发展的一件工具，辅助和促进出版；第二个阶段是建立了数字业务的生态，在这个新的生态中做出版；第三个阶段，则是从思维上彻底转变，用数字思维来思考出版，推动和促进出版的转型变革。

陈华栋认为，目前交大社仍处于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转型的过程中，但真正的要形成数字出版的竞争力，是在第三个阶段。为了努力达到第三阶段，社内做出了中长期的规划和布局。

首先，数字强调的是介质，融合强调的是思维，所以他们把原来的“数字出版中心”改名为“融合出版中心”，引领编辑从观念上改变。其次是在选题申报的过程中，给编辑增加方向性的选项，引导编辑把纯纸质书出版做成融合出版，支持和扶持出版的形式、载体多样化。为了支持社里的编辑部门出精品、做好双效统一，交大社还特意设立了融合出版基金，从经费上、资源上给予全力的支持。“我们想从好中选优，争取做好品牌，做出影响力，做真正能够对国家人才培养起到促进作用的事情。”

融合出版中心的业务工作主要有三大类：第一大类是传统的电子音像工作，包括电子书、有声书以及电子出版物、音像出版物等产品。第二大类是数据库，包括地方历史文献、“东京审判工程”、“平易近人”语料库等。第三大类是对新型教材出版的布局和扶持，引导融合出版的载体多样化，除了纸质书、电子书，还有说书、二维码、智能互动等形式。“我们的规模虽然还不大，但从开始就实现了盈利，也减轻了社里的压力。”陈华栋说。

在明确目标、踩准节奏、稳步推进的基础上，交大社的融合出版项目也得到了正向的回馈：“东京审判”数据库和“东京审判出版工程”相配套，先后斩获了中国出版政府奖、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等奖项；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这个项目对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保存、挖掘和弘扬起到很大的作用；今年济南书博会上发布的中医疫病古籍整理数据库，也是国内首个对中医疫病古籍进行数据整理的项目，能够为中医药学专业的学生人才培养做贡献。

截至目前，交大社深耕学术出版的数字化融合，立足学术资源优势精耕垂直领域，以此作为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数据库云平台》整合七个学术数据库，发挥学术出版数据库“集群”优势，成为交大融合出版品牌特色。入选“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电子出版物专项规划的《大飞机立体化知识服务平台项目》，以“大飞机出版工程”系列丛书为基础开发，逐步向学术领域知识的结构化、关联化目标迈进。参与共建工信部“十四五”规划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以“融合出版资源中心”为基础，开发“交我学”课程出版平台，打造新形态教材出版示范项目，助力母体大学学科建设。

做出版就是三个圈，作者圈、朋友圈、读者圈

“依托交大，教材为本，弘扬学术，市场优先”是交大社的办社方针。不管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大学学科综合竞争力的角度，教材出版的重要性都毋庸置疑。交大社依托高校学科教材，在出版方面有一定的基础和优势。新中国成立以后评选的第一届全国优秀教材出版单位中只有六个大学出版社获奖，交大社就是其中之一。

在2016年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三大体系，加强国家自身的学科教材建设，归根到底就是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陈华栋解释说，“因为之前我们国家一直沿用的高等教育学科的教材来源和经验大多数是从西方学科引进的，所以从国家战略的布局和政策来看，大学出版社教材的重要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今年5月，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教材建设的决策部署和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教育部发布了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交大社入选教材数量排在第八位。据了解，目前交大社主要出版高教、高职的教材，除了理工科专业教材以外，还有很多如传播原理、数字传媒、医学生系列教材、智慧法学等优势学科教材。

“国家对教材编写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在每一轮的学科评估中，教材都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而且优质的教材出版资源会被集中到中央级别的出版社。”陈华栋说。不过，面对缺乏优质资源的压力，交大社拿出了足够的诚意。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交大社有一本教材叫《材料科学基础》，是徐祖耀院士牵头主编的，这本教材已经出版了好几年，后来也有其他出版社过来‘挖墙脚’，但交大社编辑和作者在重印以及后续的合作的过程中主动提出修订和设想，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共同体。

另外，交大社的社领导带领教材出版中心的负责人、编辑挨个拜访上海交通大学的各个学院，给老师们做演讲、做汇报，希望大家能够更好地形成合作关系，共同发力，把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著作留在交大社。“我们作为交通大学的一份子，就应该跟上交通大学的步伐，率先和交通大学形成一个圈。”陈华栋风趣地总结说，“做出版其实就是三个圈：作者圈、朋友圈、读者圈。”

依托母校资源，交大社陆续推出了“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钱学森系列图书”“国之重器”“科学家精神”等系列品牌，出版了《查医生援鄂日记》《科技成就中国》《海菜花开——洱海边的重托与守望》《翱翔：中国大飞机在崛起》等好书，紧扣时代特征，凸显上海特点，弘扬交大特色；《质量简史》《重大工程建设中的新中国》等图书，通过扎实的理论研究阐述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和中国方案，进一步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结合上海和交大优势，打造“新时代大思政课”主题图书，深入诠释“大思政课”的内涵，打造“大思政课”图书品牌。

“为什么人家会把作品放到交大社出版？是因为我们的出版质量好、口碑好，出版的教材确确实实受到师生欢迎。而且教材出版之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同步提升，作者对出版社的认可度也就自然提升了。”陈华栋自信地说。

 近年来，交大社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教材相继获得多项国家级及省市级的教材图书奖项，包括获国家及部级奖项33项，华东地区奖项103项，上海市及其他省级奖项30项，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先进集体”奖，其中《材料科学基础（第三版）》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一等奖，《船舶原理（第二版）》（上册、下册）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二等奖。

 

学术出版仍然是大学出版工作的重头戏，现在各大出版社都在布局新工科、新文科、新农科、新医科，但学术出版的一个新趋势就是跟各行各业结合。“学术出版是大学社的一个特色，因为我们本身就依托了背后的大学资源。但现在仅仅依靠大学的资源已经不够了，我们还需要走出去。学术出版如果不能跟行业和社会的需求结合，并转化成生产力，那再往后走的路就会越来越难。”陈华栋认为，学术出版应该“走出去”，但这个“走出去”不仅是走出国门、走向海外，而且还是走到社会各行业中，扎根于中国社会实践。

2008年大飞机商飞在上海落户，2009年交大社就和商飞、交大航空航天学院合作，开始做“大飞机出版工程”，对大飞机进行学术研究，一直到现在做了14年。“核能与核技术出版工程”“能源与环境出版工程”“精准医学出版工程”“转化医学出版工程”等大型出版项目，多次获得国家出版基金、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等，在市场上形成交大辨识度，塑造交大特色的学术出版品牌。今年，交大社又推动了另一个工程——“大海洋出版工程”，与“大飞机”形成双轮驱动。“国家现在对于深远海的技术需求很大，而高校里面有技术研发优势，这些成果发布出来之后及时转化为出版项目，按照大飞机出版工程的模式去推动工作，大概也会做10年甚至更长时间。”在陈华栋的规划里，这是一种从遴选到转化的过程，“我们不是为出书而出书，更是一个立体打磨转化成知识的多样化服务平台，这也是我们新的出版理念”。

新营销时代，要集中资源、与时俱进

说到如何做教材推广，陈华栋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教材本身的质量好、口碑佳。而在把控质量方面社内主要做到以下这三点：第一是精准定位，突出本社的优势和重点，“每个出版社都有自己的定位，如果我们什么都做的话，一个是精力有限，另一个是同行都要分一杯羹，反而体现不出本社的强项”；第二是加强质量的监管力度，所有人都要认真负责；第三就是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因为书籍具有很强的传播性，如果政治导向有重大错误，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出版人不能只看经济效益，也要注重社会效益，做大学出版社更要注重把牢舆论的导向。” 陈华栋说。

近几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产品的不断迭代，传统出版业的内容价值、渠道营销都受到了全新的挑战。营销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渠道，新媒体直播营销的渠道，销量大、折扣低，加上出版物的盗版问题非常严重，对传统的出版营销冲击很大。 

陈华栋说，之前交大社做学术出版偏多，做大众出版较少，营销方面相对没有优势，因此今年社内专门成立了市场部。新成立的市场部主要有三个作用：第一是书籍出版以后，配合做新媒体宣传和营销工作。第二是做大数据分析，找准市场对拟出版和想出版的图书趋势进行分析。第三个是加强编发融合，在谋划数据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把编辑和发行链接起来，全流程参与。

作者：陈洁

编辑：李子木

终审：李星星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