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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始终具有跨国元素，从跨文化角度关注童年书写，是近年来学界受到广泛关注的一大趋势。7月27~29日，2023年国际儿童文学论坛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举办，主题为“儿童文学研究的跨国转向”，四十余位发言嘉宾分别来自中国、波兰、土耳其、乌克兰、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和地区，涵盖了文学、教育、传媒、翻译等领域的学者，以及国内外一线作家、插画家、翻译家及阅读推广人，以国家视角和全球视角，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讨儿童文学的历史研究、全球市场、跨国传播与交流等命题。
国际儿童文学论坛发轫于2012年起举办的中美儿童文学高端论坛，首届国际儿童文学论坛于2016年与中美儿童文学高端论坛同期举办。自2016年起，论坛已在中国海洋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南卡罗莱纳大学等知名学府举办过三届，在业内颇具影响力。前三届的主题分别是：“理论”与“实践”交织的儿童文学研究（第一届）、跨文化儿童文学研究（第二届）、儿童文学跨学科拓展研究（第三届）。
英国国家儿童文学研究中心首任主任、2013年国际格林奖获得者金伯利·雷诺兹（Kimberley Reynolds）教授发言指出：童书能推动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量欧洲的艺术家移民到了美国，其中的一些开始从事儿童读物的插画工作。1942年开始在美国陆续出版的“小金书”系列（Little Golden Books）就吸纳了一批移民画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来自匈牙利的Tibor Gergely，以及沙皇俄国的费奥多尔•罗扬科夫斯基（Feodor Rojankovsky）。罗扬科夫斯基曾在莫斯科学习美术，后来流亡欧洲后，又受到野兽派的影响，他的艺术风格融合了多元因素。其绘本代表作《三只熊》中，既有传统的俄式民间艺术元素，例如粥碗就是典型的霍赫洛姆木制漆器，也有美国本土化的处理：熊在政治漫画中代表苏联，苏联本土的插画作品中，熊是一种充满野性与力量的形象，但罗扬科夫斯基笔下的熊，穿戴得体，彬彬有礼，对儿童的行为养成，有正向的教育意义。
“小金书”系列薄利多销，每本仅售25美分，出版50年来，总计销售超过15亿册，商业上的成功，也带动了欧洲前沿艺术在英美儿童中的普及，使美国成为跨国主义的温床，这些具有童书艺术家故乡的情怀和新家园的哲学、地域文化所结合，让童书具有多元性，虽然多元性并不一定带来公平，但融和了不同文化的童书通过翻译，流动到各国。儿童通过阅读，有了跨国的审美经验，多元文化变得正常，也就是说儿童文学能让儿童知道更多人类的共同感受，也促进了和平和文明。可以说，童书文化属于全世界。
本次论坛作主旨发言的还有来自中国的儿童文学理论家朱自强、作家秦文君，以及英籍画家郁蓉、资深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翻译家汪海岚（Helen Wang）等。他们针对目前国内童书在走出去中遇到的文化认知不同步、翻译如何做到信达雅、中外文化差异、童书的生命力等实际问题做了阐述。
郁蓉谈到她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求学期间创作的中国红剪纸作品，得到了Walker Books出版社的赞赏，希望能与她合作，但是出版社却并没有兴趣出版她的传统剪纸作品。她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于，东西方信息交流的不同步，给文化交流带来了时空差异。她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西方儿童对“剪纸”的认知，还停留在18世纪流行的剪影——一种用黑色的纸裁剪出来的侧面人像。欧美的孩子很难理解中国纯色剪纸，及其所表达的丰富而生动的内涵。郁蓉的图画书绘画《云朵一样的八哥》，采用蓝黑色剪纸，搭配铅笔画。后来这本图画书在中国出版，获得上海国际童书展金风车“国际原创图书奖”，并斩获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获得了国外出版社和小读者的喜欢。但郁蓉希望自己的创作能被更多国家的孩子接受，于是后期的图画书绘画如《我是花木兰》、《寻找声音的女孩》、《迷路的小孩》，均采用彩色剪纸，把颜色作为一种推进情节、传递跨国感情的表达载体。
中国这40年的童书发展颇为传奇。据资料显示，1977年中国总共出版192种童书，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童书腾飞，每年新出版的童书一度激增到45000种，出版童书的出版社从个位数激增到300多家，童书出版数量及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推动童书全球化的进程。各国文化的互鉴特别有利于童书的蓬勃，中外作家之间沉浸式的碰撞伴随着交融，作品的视野和格局、版权交流的力度也在成长，这是童书国际化实质性的跨越。但跨国出版中更有各种复杂的、不可确定的因素和原因。
秦文君认为近五年内，中国儿童文学的版权输出工作做得蒸蒸日上，比如《我是花木兰》这本原创图画书已在英国、美国、瑞典等10个国家出版。但文字类的儿童文学跨国出版有个瓶颈，那就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翻译水准，其衡量标准不仅包括语言的流畅、表达的地道，在翻译过程中，还要适应文化、风俗的差异。在保留中华传统文化色彩的同时，兼顾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社会风俗，才能让本土的童书走得远，走得稳。翻译过程中，如何在文本中搭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有赖于译者的经验和编辑的判断。
澳门大学的青年学者尤呈呈表示，为了尊重目标语国家的阅读习惯，有些源语中独特的情节是不可译的。她用小说《青铜葵花》中的一段描写举例说明：7岁女孩葵花的父亲给她洗澡，充满怜爱地观察女儿无瑕的肌肤，希望她不要受到一丝伤害。这段描写在小说的特殊历史情境下并无问题，葵花早早丧母，父母又都是孤儿，女儿和父亲在干校相依为命，父亲必须同时承担母职，导致性别教育暂时缺失。然而，除了一些“非常时期”，古今中外的主流思想强调性别意识，如《礼记•内则》篇称“七年男女不同席”。在当下，儿童保护和性别教育更是重要命题。因此，《青铜葵花》的英文翻译里特意删除了这段话，以免西方读者联想到一些负面的社会新闻，对作品本身的旨趣和意境产生误读。
翻译家汪海岚近年来翻译了中国的原创童书《青铜葵花》、《幸福课》、《红豺》等，她认为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地域广大，各地方建筑、方言都不同，就是一些食物、植物都形成翻译上的挑战。有的美食有地方特色，但她没吃过，还要介绍给从没吃过的外国读者，植物也是同理，所以译者要做大量的调查。有些西方罕见的中国本土植物，她会结合发音、特色、果实味道等，用法语、拉丁语等语言，创造出一个达意的新名词。随着翻译的深入，汪海岚翻译时会找寻中英文化中相似的地方。比如翻译《幸福课》时，她留意到书里精明、强势的女管家木太太，似乎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与英语文学作品《蝴蝶梦》等书中的女管家形象，有共通之处，引起了她的兴趣。她翻译《幸福课》期间，正值疫情期间，她经常想：木太太今天在做什么呢？于是静下心开始翻译。她认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里的一些优美的情节是超越国界的。《幸福课》里云起母女去的那片海滩，可以是任何国家的。
如何理解跨语种、文化环境下的童书阅读？英国著名作家大卫•阿尔蒙德（David Almond）曾获国际安徒生文学奖，他的代表作《当天使坠落人间》（Skellig）在意大利和日本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基础教育重视神话和宗教的介绍。他也认为，德国的孩子也能对他的代表作进行很多有意思的解读，这也让不同国家的小读者和儿童教育者，可以带着自己的文化背景，对童书进行再创作。
英国儿童阅读推广人杰克•霍普（Jake Hope）谈及家长对于一些儿童文学作品中“不恰当”的内容应当有所警觉。英国出版社对少儿读物都会提议一个适读年龄的范围，这点和中国的出版界非常相似，但英国的家长并不会盲目信奉“分级阅读”的概念，而是参考出版社、图书馆的建议，根据孩子的认知和能力，选择读物。无论是不是跨国童书，作家都要以读者为本，畅销书作家杰奎琳·威尔逊（Jacqueline Wilson）的一些小说涉及的情感问题过于复杂，主人公的行为举止也大胆前卫，并不适合少年儿童阅读，在社交网路引发了争议，甚至受到一些集体性的强烈抵制。
中国海洋大学的程诺副教授指出，当下翻译、出版传统文学，富有中国基因的系列绘本不少，但其中有些并不成功。跨国童书需要有生命力，不能做僵化的文化输出。有的原创绘本，为了刻意追求跨国合作，同时又想节约成本，请来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插画家，描绘一种理想化的美好生活，不仅脱离现实，矫揉造作，而且错误百出，画的孩子拿毛笔的手势都是错的。程诺认为，文化输出必须走出这样的困境。但她也发现，有一些国外插画师悉心创作的中国元素的绘本，让人颇为惊喜。比如Demi的《老子传奇与道德经》，把老子画得儒雅睿智，“很仙”，就画风而言，体现了中华神韵，从审美的角度，看不出是非华裔画家的作品。在童书出版的中外合作中，应该抛开成见，提高门槛，精心打磨一些接地气、有品味的作品，用真情实感打动中外读者。
翻译、合作是跨国文化的桥梁，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对于作品会有自己的解读，但对于小说中“成长”这一话题的关注是全世界共有的。中国海洋大学的朱自强教授指出，对于儿童文学的艺术发展而言，关于成长的书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艺术命脉。国外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是以主人公的年龄定义的，传统意义上包含了从童年到成年的过渡。在他看来，真正的成长文学应该体现少年儿童的身心发展，克服精神磨难，寻找突破之路。他希望国内优秀的成长小说，譬如《你是我的妹》、《天棠街三号》、《纸人》、《俄罗斯娃娃的秘密》等作品，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充分的认可。朱自强还介绍了中日两国对儿童文学的定义与定位，他表示，有些人考察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竟然将《酉阳杂俎》里的《叶限》，以及《搜神记》里的《李寄斩蛇》，判定为中国早期“童话”，这是一种牵强附会，因为这些志怪故事的目标受众，并非是当时的儿童。朱自强认为，好的儿童文学都有“儿童本位”观，家长和老师应该警惕一些过于商业化的儿童文学，给中国孩子一个优美的阅读启蒙和美好的精神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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