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现代史》作者李安山：有必要写一本从中国视角观察和分析非洲历史的著作

【百道编按】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非洲现代史》为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非洲研究最新力作，本书以时间脉络为经，以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中心问题为纬，全面探讨了非洲人民追求国家独立、经济发展、民族建构和文化复兴的奋斗历程。李安山教授具有国际研究视野，广引中外数百种文献，力图用史实说话，改变中国读者对非洲的刻板印象，同时从中国学者的角度强调非洲在历史发展上的自主性。

2008年，李安山得知一位荷兰外交官维恩(Roel vander Veen)有关非洲的著作《非洲怎么了》(What Went Wrong with Africa?)正在译成中文出版,并希望他能为中译本写几句话。但是读完这部著作后，李安山发现，作为一位长期在非洲工作的外交官，作者对非洲有着无穷牵挂和深厚感情，然而，一种欧洲人的种族优越感也跃然纸上。他对殖民主义的消极遗产只字未提，似乎毫无认识。全书有两个观点：非洲失败了，原因在其“社会结构和文化出奇的僵化”,这种僵化以及相应的特征构成了发展的主要障碍。他明确表示:“非洲的前途并不太乐观。”换言之，非洲发展缓慢的责任全部在非洲。

李安山感到，在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学者有责任也有必要写一本从中国视角观察和分析非洲历史的著作。这是他撰写《非洲现代史》的主要驱动力。本书主要针对两种人，一种是非洲研究学者，另一种是普通民众。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一方面要求学者对非洲历史进行研究以提供知识参照系，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广大民众对非洲历史的兴趣。《非洲现代史》的目的兼而有之。

“如果说，20世纪中国与非洲共命运主要表现在列强瓜分、社会剧变、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四个方面的话，21世纪的中国与非洲可以在建构新的国际政治秩序、推进世界经济发展、塑造包容和可持续发展模式等方面通力合作。只有这样，中国与非洲才能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李安山在本书前言中这样表示。百道网专访作者李安山，请他为我们介绍自己研究非洲历史的缘起，本书的出版故事，以及中非关系的整体样貌和发展趋势。

李安山

李安山系北京大学教授、电子科技大学协议教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联合国教科文《非洲通史》（9-11卷）国际科学委员会副主席。

从看报纸读国际时事，到出版《非洲现代史》

百道网：作为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非洲现代史》的作者，您最初是基于什么样的缘由走上非洲历史研究之路的？

李安山：我与许多“文革”后第一批（77级）大学生一样，读大学之前有过各种人生经历，作为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年，经受过种种磨难。“文革”开始时我在读初中，父亲李淦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我因此被贴上“狗崽子”的标签，曾站在班里的批判台，受到“你为何不与父亲断绝父子关系”的质问。我报考大学时，父亲仍然被关在“牛peng”。我能考上大学犹如做梦，对此格外珍惜。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也是热血青年，曾经因为替中共地下党张贴新四军的传单受到国民党特务盯梢，被迫从厦门大学转到中山大学，毕业论文是关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后来，他命运多舛，但十分重视对子女道德和学识方面的教育。父亲在“文革”期间曾被长期关押，但从未中断订阅《参考消息》，我因此养成了看报纸的习惯，也有机会接触国际时事。

我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是中山大学哲学专业，却被录取在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的英语系。我当时在寝室桌上贴了一张条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忧国忧民，以为己任，不亦重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作为自勉。当时，寝室的同学也都惜时如金，千方百计地希望将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入学后，父亲建议我以英语为工具，选一门自己喜欢的专业。所谓“湘人好政”，我当时对中华民族的前途颇为关切，觉得民族主义值得研究，而非洲可作为研究起点。后来，父亲带我去见在湖南社会科学院工作的远房舅舅何光岳先生，他也鼓励我从非洲入手，认为这一领域较少人研究。这样，我从大学二年级就开始关注非洲，学习有关知识。当时长沙旧书店正好有各种关于非洲问题的黄皮书，这是为了响应中央鼓励学习世界史的号召而翻译的外文著作。我就省下钱买了一大批这种书，其中不乏非洲史名家的著作，开始自学，同时也在历史系旁听一些课程。

百道网：本书落地到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什么故事？

李安山：江苏人民出版社是国内知名出版社，出版了大量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在知识界颇有名气。我们有着较长期的合作关系。最早与我联系的是王保顶编辑（他目前担任社长职务），当时请我主持撰写《世界现代化历程·非洲卷》，这是钱乘旦先生主编的一套书中的一本。我按照要求组织学者认真完成了该社交给我的任务。我记得这本书写得比较长，有人甚至主张删掉部分内容。后来，出版社将此书以《非洲梦》（2013）为书名出了一个单行本版本。此外，我还有两本书均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非洲华人社会经济史》部头更大，但张晓薇编辑出色地完成了责编，我的印象很深。

王保顶先生是历史学博士，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很在行。他在《非洲梦》出版后，可能觉得我这人做事认真，便建议我写一部关于非洲近现代史的书，我当时因为一些因素也正在考虑此事，可谓一拍即合，双方早早签了合同，记得出版社后来主动将稿酬提高，故又改了合同。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保顶先生的建议，我可能不会这么早就写成《非洲现代史》这部书。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责编朱晓莹女士不仅专心勤业，同时细致认真。我们配合得非常默契。没有她的努力，本书不可能成功。

既说明非洲古老文明的史实，又论及奴隶贸易带来的后果

百道网：能否解释一下本书的书名，什么是“非洲现代史”？本书研究的时间段是什么时候？

李安山：非洲实际上是54个国家（非洲联盟承认55个国家，包括西撒哈拉），之所以作为一个整体来写，主要还是有诸多共性。正如本人在书中所说，这些共同点表现在四个方面：非洲是人类和文明发源地，非洲大部分地区都有过璀璨的文明史；非洲国家发展经历相似；非洲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非洲各国对平等、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的期盼相同。正是基于这些缘由，非洲往往被作为一个整体探讨。

近代以来，非洲遭遇了三百多年的奴隶贸易和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其历史具有断裂性与延续性两个特点，如何合理叙述比较棘手。“现代”是一个相对比较模糊的概念。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帕尔默（R.R.Palmer，1909—2002）等人撰写的《现代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是一部比较流行的历史著作（已有董正华等人的中译本），从古代写到当代，从欧洲的兴起（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和基督教）写到当今世界。虽然这部著作的“欧洲中心论”十分明显，但其强调历史延续性的视角值得借鉴。

我在写《非洲现代史》时，既要说明非洲古老文明的史实，又要论及奴隶贸易带来的后果，这样才能与殖民主义的历史接上去。这一点，我在“前言”中特别说明：“本书虽然书名是现代史，但由于非洲历史的特殊性与连贯性，往往有必要将前因后果联系起来叙述。除绪论介绍了现代非洲生成的历史背景外，有的章节也涉及早期历史。”基于这一点，我在“前言”中对非洲的一般情况进行了叙述，同时在“绪论”中勾勒了现代非洲形成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对现代化理论进行了学理分析批判（我一直不太赞成照搬“现代化”概念），并对非洲古代文明和奴隶贸易特别是对世界历史的贡献进行了梳理。这样就比较顺畅地理解随之而来的殖民统治。本书将当代包括在现代史时段，一直写到当今的非洲。

百道网：您在前言中提到，写这本书的主要驱动力是在看过《非洲怎么了》之后，觉得欧洲人的种族优越感跃然纸上，中国学者有责任也有必要写一本从中国视角观察和分析非洲历史的著作。为何此前中国学术界在非洲现代史研究领域上存在空白？现在《非洲怎么了》已经出版12年，目前您如何评价国外、国内对非洲历史的研究和认识情况？

李安山：《非洲怎么了》这本书确实对我刺激很大。因为这位荷兰外交官（作者）希望我写几句评论，我必须认真阅读。我没想到，欧洲在非洲实行殖民统治这么长时间，竟然对此毫无认识，通篇只用现代化理论进行分析，其结论是非洲失败了；非洲失败的原因是其“社会结构和文化出奇的僵化”，这种僵化以及相应的特征构成了发展的主要障碍。这种观点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中国学者对非洲的研究早已开始，也写过通史性著作，但研究的深度还有待提高。近年来，国外对非洲史的研究仍在继续，特别是一些身居海外（特别是美国）的非洲（裔）历史学家的研究功力深厚。例如，尼日利亚历史学家伊尼科里在一部获奖的著作中表明，非洲人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贡献巨大：“毫无疑问，大西洋商业的发展最终是英国成功完成工业化进程的核心因素。同样，毫无疑问，非洲人及其后裔的劳动使这一时期大西洋商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非洲人对英国的工业革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掩卷沉思，我们不禁要问：在英国工业革命的过程中，非洲人的作用是文明的还是野蛮的？这种扎实的历史研究正是中国学者应学习的。我参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9-11卷）也是国际学术研究不断深入的明证。

国内研究的各方面条件不断改善，但大部分集中在中非关系（史）方面。我在主持中国大百科世界历史卷的非洲部分时发现了一批潜心做学问的青年学者，让我兴奋不已。学成归国的非洲研究博士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其中有专门研究非洲历史的青年人。据中国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詹世明提供的数据，目前全国的非洲研究机构已达70个左右。当然，关注点还是集中在非洲现实和中非关系方面。然而，每年都会有各种关于非洲（史）研究的项目获得资助，如历史类涉及非洲经济史（舒运国老师）、非洲史学史（张忠祥老师）、中非关系史（沐涛老师）等。

西方学者的著述中偏见较多，我们应尽量多读非洲作者的著述

百道网：相较于其他同题材的非洲历史图书，这本书有何亮点或特别之处？您希望读者抱着哪些“问题意识”去读《非洲现代史》，希望他们从书中收获什么？

李安山：我觉得，一部著作的好坏最好还是由读者去评论较好。我在撰写过程中尽可能注意较全面地把握非洲历史，处理好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本土与外来，成就与缺陷，政治、经济、文化与民族等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非洲怎么了》将非洲看作一无是处，这完全不是事实。首先，我觉得应该将非洲放入人类发展历史长河中去考察。这样，我们会提出下列问题：非洲在世界历史上做出过什么贡献？非洲是否也出现过文明？有哪些文明？非洲为什么后来又落伍了？非洲独立后取得了哪些成就？存在着什么问题？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个人认为，西方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建构方面占有很大优势，这并不能说明它在理论上就具有优势。然而，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在国际上的影响确实很大。我们在阅读关于非洲的著作时，应尽量多读一些非洲作者的著述。西方学者的著述中偏见确实较多，我们一定要注意。读者的上述问题有些可能在本书中找到答案或部分答案，也可能根本找不到答案。本书只是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以及作者的思考，其资料、分析和结论肯定存在着诸多局限，需要大家在未来的研究中去不断探索，寻求新的解答。

非洲绝大多数国家一直秉承西方指令，未来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

百道网：在您看来，非洲国家当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本书是用中国视角观察和记录的这段历史，“中国”视角是如何体现在书中的？

李安山：我不得不再提醒一下，非洲是一个大陆，各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并不一样。有的国家发展得比较好，如卢旺达、博茨瓦纳、毛里求斯等国。埃塞俄比亚原来发展得相当不错，但梅莱斯总理去世后，遭遇到一些问题。然而，这个国家虽然存在民族矛盾和其他问题，但文化底蕴极深，我相信如果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坚持自身的发展战略，会逐渐走上正轨。

如果从整个大陆的角度看，我认为非洲国家需要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不要再任由殖民宗主国、个别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去主宰自己的命运。自从独立以来，非洲绝大多数国家一直被迫秉承前殖民宗主国或受西方国家操控的一些国际组织的指令，从社会制度到政治思想，再到发展战略，从现代化理论到结构调整。然而，成功者鲜有。非洲国家一定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制定适合国情的发展战略，发挥自身优势，吸收他国的成功经验（但切不可照搬），埋头苦干。非洲发展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所谓中国视角，应该是客观地看待非洲的历史发展。史学大家汤因比在1966年仍坚持：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非洲是文明渗透最晚的一个大陆，比其他地方晚了五千年，并将“西方人”进入非洲作为文明的标志。这一观点直到1972年才改变，他的理由是：“我们现在知道，在热带非洲，农业和冶金方面有着可与西欧比肩的历史。”

我们应该客观全面地展示非洲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分析目前的非洲局势，既要看到成就，也要看到缺陷；既看到正在蓬勃发展的非洲，也要看到不断遭遇各种困难和阻击的非洲；既看到内部的各种矛盾，也要看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各种干扰和破坏。

对中非关系的思考：中国应防止盲目自大，注重发挥华人网络的优势

百道网：能不能介绍一下近20年来中非关系的整体样貌和发展趋势？这在新形势下能为我们思考双方关系提供怎样的借鉴？

李安山：目前关于中非关系的五个基本事实已由世界所公认。第一，中非关系发展很快。第二，中国的稳定和快速发展为非洲提供了一种新选择。中国的发展模式存在诸多问题，但相对比较成功，也引起了不少非洲国家的注意。这无疑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思路。第三，中国在非洲的基础建设项目对大家有利。中国在非洲不论是架桥还是铺路，抑或水利电力，不仅为当地非洲人民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问题，也为参观者和投资者提供各种便利。第四，非洲人对中国的态度基本正面，这一点可以从历年的民意调查结果看出来，不论是非洲的民调组织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的调查，还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年度报告。最后一点，中国人与非洲人互相了解很不够。正如一位马里人所言：你们在早期帮我们建造了电视台。然而，目前马里电视台播放的却是西方人的节目。国人对非洲有诸多误解，需要学术界为大家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真实的非洲——它的历史、现状、自然与人文环境。

同时，我们应警惕一个陷阱——“中国模式”，应防止一种倾向——盲目自大，应尽量发挥一个优势——华人网络。

为何提出警惕一个陷阱？中国模式有诸多不足，取得成功却是事实。据此，一些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发展组织话语里的“援助发展—发展成功”案例以中国为指标，希望甚至强迫非洲国家学习。如果不照此办理，国际发展组织将增加对非洲进行更多干预的合理性。这套话语体系的设计者丝毫没有考虑中国和非洲两个地区的差异，特别是非洲作为一个后殖民时期的“未完成的项目”，存在着诸多不利于非洲自主发展的国际因素存在，而这些因素正是国际发展组织自我合理化的运作根本。中国必须保持警惕。中国发展过程在与国际发展组织的关系中经历了两次转变：从援助接受方变为援助承办方，再从援助承办方逐渐变为协议倡议方。这种角色转变与中国的发展历程和成就有直接关系。一些人希望用自己的成功案例来督促非洲“好好接受改造”，并可能持续输出这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因此，中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处理好中国与非洲的平等伙伴关系。

何谓防止一种倾向？中国在国际传播和经济合作中有两种表现：将交流等同宣传；强调他国向中国学习。我们应该知道，“宣传”（propaganda）一词在中国是中性词，在英语国家是贬义词，多指为获得领袖、政党的支持或政府为赢得舆论而使用的可能是虚假或夸大的想法或陈述。从实践看，与发达国家交往时多表现为自卑，易生搬硬套；与发展中国家交往时多表现为自傲，使教化成为主要手段。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造就一种文明。在交流中指望人家照搬中国经验，犹如南橘北枳，有时还使对方产生反感。例如，中国特区多建立在沿海地区，在介绍经验时，处于内陆国家的学者就提出疑问。南非学者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认为两国政治制度不同，南非应该谨慎。“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各民族有自己的价值观，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与自然互动的经验。交流的意义在于坚持自信，根据自身情况吸取他人经验和行为方式。

发挥一个优势，这里的优势指存在于非洲的华人网络。华侨华人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对中国贡献巨大。在当代的改革开放中，华侨华人的作用不可估量。在中非经贸合作中，其特殊作用也不容忽视。首先，华侨华人具有以下优势：具有强烈的爱国信念，与当地保持着友好感情；在非洲长期生活，熟悉当地政经法律、规章制度和风土人情，并能随时掌握当地舆情；与当地政府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有的华人还成为当地的地方首脑；与当地企业和商界建立了各种联系和商业销售渠道；由于有强烈的服务意识，为普通人民提供各种商业和社会服务，与当地民众建立了友好关系。更重要的是，华侨华人还成立了各种血缘（如姓氏宗亲）、地缘（如各省甚至市或县）和业缘（专业如商会）组织，也始终与国内保持着网络和实际联系。作为当地的“神经中枢”，华侨华人必然会为中非经贸合作提供更有效的服务，因为这项事业利己、利国、利民，有利于促进双方关系。实际上，在中非合作中，每个人都是一座桥梁。

西方国家一直自诩为“文明国家”，但“文明”需要被重新定义

百道网：您认为这部《非洲现代史》自身还有哪些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吗？您肯定依然关注非洲局势，目前研究方向为何？未来是否还会有相关作品出版？

李安山：本部著作的不足之处甚多。首先，这只是个人的观察和学习的结果。我真正待的时间比较长的非洲国家是加纳，后来虽然在非洲大陆跑了30余个国家，但本书很多方面只能根据书面资料。其局限性可想而知。其次，虽然是非洲现代史，但诸多方面的研究仍是空白，例如非洲的宗教，这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书只是偶尔提及，没有系统阐述。再次，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是全面的，本书只能集中论及其中一些方面。

西方国家一直自诩为“文明国家”。一位哲人说过：“一种被证明无法解决它所造成的问题的文明是颓废的文明。”我在“前言”中提到，西方的文明概念的确存在三个悖论。“文明”的国家损害自然、破坏环境的程度更高；“文明”国家残害生命或自相残杀的战争手段更高超；在那些自以为文明程度高的发达国家自杀率也高。有鉴于此，我提出实有必要对“文明”概念进行反思，并尝试从历史视角对上述三个方面重新定义“文明”：文明是指人类的生存与演进方式，或处理三种矛盾的能力，即人类解决与自然之矛盾的方式或能力，处理与他人矛盾或与他人共处的方式以及调解自身矛盾的方式或能力；文明具有多元、整体、延续和嬗变(积淀和修正)的特性。

本人最近也应邀写了两篇相关文章，一直在思考有关文明的问题，未来可能再写一部有关文明方面的通俗易读的小书。此外，在为中国大百科世界历史卷撰写相关非洲条目时，我问出版社的编辑是否有关于非洲哲学的条目，她回答说只有一条“非洲美学”，没有其他条目，我大吃一惊。后来，我查找并搜集了不少资料，撰写了一些条目，也写了一篇有关非洲哲学史的论文。如果条件允许，我也有兴趣在这方面做一些研究工作。

（责编：肖歌）

作者：刘瑞丽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