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王府井大街36号史记——中国出版业第一文化地标那些年那些事儿

2020年07月17日   作者:卢仁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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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王府井大街36号”,是建国以后诞生的一个文化地标,是一个半世纪以来,古今学术文化精品和字典辞书传播的核心文化高地。“王府井大街36号”这个名字从何而来?它何以成为我国文化界、学术界所景仰的圣殿?本文作者卢仁龙,用他温暖有力的笔触,叙写他与“王府井大街36号”的那些年那些事,带我们跨过岁月的阶梯,一同走进这座文化传承与构建的最高殿堂。

 

作者卢仁龙(左一)与导师杨明照(左三)先生旧照

“王府井大街36号”—— 一座文化地标的兴起 

 “王府井大街36号”,是建国以后诞生的一个文化地标,是包括北大在内的文化界、学术界所景仰的殿堂,是一个半世纪以来,古今学术文化精品和字典辞书传播的核心文化高地。

王府井大街36号

 “王府井大街36号” 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口,北侧是首都剧场,往南边200米是一东正教堂。原来为王府大街64号,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建造的办公场所。“文联大楼”落成于1956年,是一栋青砖西式丁字楼建筑,主立面坐东朝西,总面积为七八千平米,五层大楼,含有地下一层。

1965年,王府井改为“人民路”, 1971年,为了承接和完成毛主席重视的国史《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的推进与出版的具体落实,以及《现代汉语词典》的定稿,中央决定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合并为一个单位,已经解散的文联机构其所用大楼交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使用,从原办公地翠微路迁入这栋大楼,地址是“人民路36号”。

1978年,人民路复名王府井大街。1979年,两大机构经历了八年共署合并后,经国家批准,恢复独立建制,并进行出版分工:中华书局承担古籍整理与传统学术文化,商务印书馆承担西方学术的引进与翻译、字典辞书的出版。从此,两大出版机构在各自规定的领域里得以重建。于是我们就看到,两大出版机构所有出版物上同时出现一个醒目的地址“王府井大街36号”。

自七十年代起,大楼正面悬挂着由郭沫若题写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两个白底蓝字的匾额,左右并列。

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两家机构一直合署办公到1997年,期间,中华在一、二楼,商务在三、四楼,五楼及顶楼部分共用(部分改为两家单位的生活用房)。1998年底,中华书局迁入太平桥西里38号,“王府井大街36号”就完全成为商务印书馆独立的办公场所。 

这栋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建设起来的办公大楼,墙体都是用青砖、平直双排的,比其他一般普通建筑要厚一倍,用材是当时一般建筑至少两倍甚至超过两倍以上。主楼中有一个相当规模且带舞台的大礼堂。大楼每层空间都很高,走廊十分宽敞,给人视觉上的敞亮与舒适,胜过新建的各类公共建筑。自建成以来,只有商务印书馆创业一百周年馆庆时内部装修过一次。

今天,我们走进这个有多层台阶的大楼,外表看上去没有多大的改变,依然保持原样,有厚重之美,雅洁之感。

在二十一世纪之前,这栋大楼可能是中国出版业最大规模的办公场所了。

传承历史接续未来,铸就最高文化学术殿堂

“王府井大街36号”,是四十年来一座万众瞩目、辉煌灿烂的学术文化最高殿堂。

一个地名及大楼并不重要,比比皆是,但能成为文化胜地乃至文化殿堂则是一个机遇与创造。编辑队伍在1971年陆续从湖北咸宁干校开始归队,包括中华书局老领导金灿然、宋云彬,老编辑杨伯俊、傅彬然、刘起釪、储斌杰,集聚在“王府井大街36号”楼。由著名出版家陈原先生负责两个出版机构的领导工作。第一批是整理《二十四史》的核心团队和《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编辑团队,开始从翠微路来此上班。他们是启功、张政悢、王仲荦、唐长孺等老先生,从北大及全国各地文革前分配到中华、商务的年轻一代也开始重拾业务。但随后八年,众所周知的原因,老专家或故去,或抛荒不用。除《二十四史》项目因为要全套出版,工作比较紧张忙碌外,其他的一直也没有多少动静。商务承担编印了一批外国史与翻译著作,白皮书,仅供内部发行。

1973年春点校组部分学者与中华书局工作人员在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中华书局楼顶合影。启功先生亲笔。中华书局供图

以1979年标注“王府井大街36号”作为产品地才真正开始新的时代。中华书局推出众所周知的《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全唐诗,古典诗文集、名家学术专著《古代汉语》教材及《文史知识》月刊;商务印书馆推出《现代汉语词典》(正式版)《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辞源》、各类外语词典、外语读物,许国璋《英语》教材、《英语世界》月刊等。这些产品,如水银泻地一般,发行到全国各地,为满足全社会一时书荒、大学教材提供、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并以严谨、高规格的文化学术产品而著称于世。从此,“王府井大街36号”一时成为全国读书人的文化灯塔,源源不断推出的中外经典的产品,填充着每个读书人的书包、案头空间。可以说,当年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他们所读、所用的书籍,绝大部分都必印有 “王府井大街36号”这行小字,包括使用最广泛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的每一册书上都有。

就这样,“王府井大街36号”从一个出版物通讯地,变为作者、读者的文化驿站,成为广大读者心目中的文化圣地。她在出版物上的出现频率之多,可能只有《人民日报》上“金台西路2号”这几个字可以相比。现在作为商务印书馆总馆办公地,各分机构编辑出版物依然写着“王府井大街36号”。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王府井大街36号”这个地址应该都会持续出现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上。

文化殿堂的建构是有分量的作品与知名的作(译)者所垒成的。如果打开两家机构的书目,就会发现古今中外一流的学者、作者、译者占据着最大份量,换言之,几乎所有的一流学者大师都为此奉献了最精彩的著译、名家名译。

今天,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也可预见的是,学术界、文化界有自信和成就的人,无不希望能跻身这两个文化殿堂,出版自己的代表作为盼、为期。是啊,作为学者、文化人,谁又不愿和大师比肩共舞呢?

在我曾经所接触的作者中,无论是取得多么高的成就和影响力的名人,他们对自己的作品在这两家机构出版都怀着谦卑和诚恳之心,甚至担忧,一旦雀屏中选,则无不颔首称庆,心中释然。我亲历过的王利器先生大部分著作,顾廷龙先生、徐梵澄先生、钱钟书先生手稿,李学勤先生作品,厉以宁先生诗词集,台湾严灵峰先生作品,无不如此。

这座辉煌的学术殿堂,数十年来,推出的出版物受到一代又一代的的读书人乐求、赞誉。严谨的学者,在自己的著述中,对学生的培养中,最突出并强调的就是“中华版”“商务版”,这已成为中外学术界的共识与标准。在出版繁荣的今天,两家机构的出版物很少受到物议。文化的力量和学术尊严,在“王府井大街36号”得以彰显、弘扬、光大。完全可以说 “王府井大街36号”承续了历史,接续着未来,最终铸就出人们心目中最高大、最庄严、最敞亮的学术殿堂,因为那是这个时代无数精英共筑的丰碑。

“王府井大街36号”作为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它代表着一个时代学术出版的最高标准,自然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心目中最向往和自豪的地方。当人们有机会走入这个大楼,或者收到来自 “王府井36号”的信函,甚至一册心仪的书,都会产生一种独有的快乐和满足,乃至无以言衷的自豪感。

中华书局十年历练,硕果累累感念于心

“王府井大街36号”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出版从业者最令人称道的文化与学术的乐园。自七十年代以来,这里堪称是中国学术界来往最为密切和出版界人才最为集中的地方。

为提供文化精品的作嫁衣者是这两大机构中几代编辑及出版人,就我所见所知,我们的这些编辑师友绝大部分都是学有专长,甚至为行业内出类拨萃的学者,从事产品生产的人,也都是精通业务或从业数十年的专家。

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先生

在这两大机构中,为学术界、文化界众所周知的人物数以百计,在《商务印书馆一百二十周年大事记》(2017)和《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12)中都可以检索到其名。如果你有兴趣翻看,一定会十分惊讶,诸多名震中外的学者,曾在这栋大楼内工作、奋斗过。当然也会发现,在数以百计的名单中,全国各地、全社会文化行业乃至全世界具有影响力的人士是从这里走出。 

专业的训练与发展平台对一个人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我深感在这两者之间均有最多的受益。开始受恩于导师杨明照先生的培养而奠定我专业所长,而工作第一步迈入中华书局这个大平台,更是人生的第一次飞跃。

我与“王府井大街36号”的缘分可以追溯到大学读书时代,研究生阶段因为专业方向是古籍整理,所读的绝大部分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每天离不开手的《辞源》(当时正在陆续分册出版),这些书上都印有“王府井大街36号”。

1987年7月底,二十四岁的我有幸受到中华书局副总编陈金生先生的邀请,从成都来到北京,登上了中华书局这个大舞台。记得报到之前,我已经将物品发送到“王府井大街36号”,记得电报挂号是6454。入职中华书局,我被分到陈金生先生分管的哲学编辑室,开启了我生活与工作的第一个文化里程。中华书局十年的经历,给我滋养、培育,尽管那段时期正处于古籍出版之低谷,但我所获得的经验和人脉是常人无法比拟的,而且许多经历都是“王府井大街36号”独有的。

首先是接触到中华书局几代编辑,名家人才众多,而且几乎个个都是专家,如近代史权威李侃先生,古史专家赵守俨先生,文学史大家周振甫先生、傅璇琮先生、程毅中先生,古文字学专家赵诚先生,中外研究史专家谢方先生等,以及北大文献专业文革前三届、改革开放后三届多半在中华,这批人才所受到的专业训练和具体工作结合,加上敬业精神,所形成的学术文化力量是巨大的,而且和我们这些晚辈均以同事相称,不像学校有师承门徒辈分,互相帮助,对我而言,获益无法形容。

其次是中华书局有一个不为外人知、收藏十分丰富的图书馆,楼上的商务印书馆图书馆也很丰富。对面又有中科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也相距不远。举例来说,我一个人就可以使用两套道藏(一套精装,一套线装),一套放家,一套放办公室,作为编辑加工《云笈七籤》等工作而用。我到局的时候,主管这个图书馆的先是后来成为专家的老干部、福建人方南生先生(出版有点校本《酉阳杂俎》),之后是北大图书馆专业毕业的南丽华女士、梁静波女士。一次,方南生先生想让我看元版的《通鑑纪事本末》,结果掌管之人未上班,就没看成,之后也没有再续前缘。

第三,和作者的联系,来稿的处理以及各路神仙的往来,让人感到完全是进入一个神仙世界。如王世襄先生,一不留神就骑着自行车来了,有时还带着骑伴——故宫的朱家溍先生。办公室坐一会就走,也没什么事。北大哲学系的楼宇烈先生,因为《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辑》连续做,他会定期来取校样。《读书》杂志的赵丽雅(扬之水)女士是个书痴,凡中华出的书籍必读,让我们内部七折代购(我离开后她又找到了新的代购方)。只有陈鼓应先生来时比较特别,有车、有司机帮着搬书。

此外,更为难得的是,我们同批入职的有十五人,均是从各地高校来的不同专业人才,也是中华首次大批从非北大文献录用(只录了北大一人),和同一楼的商务年轻编辑群体也相处甚欢,加上前几批从北大文献专业分来的二十多位,共同工作生活,所以大家无论是生活、工作都其乐融融。

在这个舞台上,我虽然没有机会表演,但却作为一个编辑,十年间,编发了《新编诸子集成》《清人十三经注疏》两大系列其中的一些古籍经典之作,包括《管子集校》《颜氏家训集解》《盐铁论校注》《抱朴子外编校笺》,策划启动了《道教典籍选刊》,还编辑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如《古佚书辑本目录》《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老子臆解》《孝经译注》。不过,我最多的工作是审读来稿,受部门主任梁运华先生器重,承担哲学室几乎所有来稿审读,之后写成审读意见。十年间,至少写了数十份,每一份至少千字以上,应该还保存在中华书局档案中。这项工作在梁运华先生严格要求下,每一种书稿都要下功夫,因为,几乎每一部书稿都是作者一生的心血,但我们又必须按中华书局的要求与标准,提出完全可信的意见。如我退过潘雨庭的著作,还有些作者的作品有价值而不完整,如李永晟先生点校的《云笈七籖》。正是这些工作的推动,我在十年间,发表了几十篇学术论文,同时也成为了一个作者。

我在这个文化学术乐园,得益于宽松的管理环节,十年的历练,让我获得前所未有的文化营养,包括学术、见识、工作经验,得以成长。此事唯有感恩,感念终生。

携手商务二十载,文津永流芳

1997年底,中华书局从“王府井大街36号”搬到太平桥西里。尽管新的领导班子全体人员专门与我交流,但我受时代的影响和个人原因,给班子留下一份长达万字的发展策划方案,选择离职,时年三十四岁,正是王云五执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年龄。从此,我开始在体制外从事出版工作至今,已三十三年了。

1998年,我离职中华书局,加盟社会力量投资的大型文化出版工程——《传世藏书》,因为也是古籍出版,我首先曾力促与中华书局的合作,因各种原因未果,但诸多的老专家、老编辑都积极支持参与,如王文锦、陈金生、许逸民、梁运华诸先生都是《传世藏书》点校者。我的老领导,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先生是总主编之一,也是对我参与新事业的最大支持。

大约在1999年,当时年青的编辑室主任常绍民兄同我讲,古籍出版这块一直没有恢复,可以合作从《传世藏书》选择出单种,并冠以商务印书馆原有品牌《国学基本丛书》推出。这自然是好事,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先生十分支持,迅速签约合作,又拔选出专门的办公室两间。就这样,不到两年时间,我又以一种“身份”回到了“王府井大街36号”。

2002年,我开始筹划影印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刚刚萌发此议,商务印书馆常绍民兄热切相邀,与商务一起完成大业。我们马上就找杨总谈合作此事。杨总当机立断,《四库全书》出版是商务前辈没有做完的事,做完是我们的责任,如果实现,我这一任就可以做到两件事:一是把《新华字典》发行量超过《圣经》世界第一,还有就是出版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书——《四库全书》。杨总还十分关切地对我说,你曾是中华书局的人,不要有顾虑和我们合作而没有给中华书局,大家都是一个楼的朋友。这个苦事、难事让我们一起做吧!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 影印四库全书开始工作纪念照

2004文津阁四库全书工作会议

经过两年的筹备,2004年,在得到国家有关批复后,我们合作成立了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商务印书馆在办公大楼配设项目办公室(专门挑选108室),安排专门班子合作,“王府井大街36号”又成为我行走的落脚点。2005年年底,首套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本问世,商务印书馆为此在大楼二层最好的位置,用近百平米的空间,设“文津厅”,专门展示这一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王府井大街36号”大楼内布置有“二厅一室一斋”,另一厅是“新华厅”,以“新华字典”冠名,主要用于馆务重要会议。面积与“文津厅”大小相近,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完成首次工作会就在这个厅召开。“一室”为馆史陈列室,是利用一处不可作办公场地的过道空间,“一斋”则为菊生斋,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字菊生)而设。

 “文津厅”内空间高大,气势恢宏的一墙排开36组专制的红木书柜。这些书柜都是由时任副总经理的江远先生专心请人设计、督办的,每组书柜上都雕刻着“文津阁四库全书”与“商务印书馆”,这实际上也体现了一种领导人气概。每组书柜庋藏着“十二合一”与“四合一二个版”全套及《清史资料汇编》等。其他三面墙,悬挂着名家题辞书法。东墙主位是任继愈先生所题“文津阁四库全书”墨宝,书柜对面是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兄,台湾知名学者龚鹏程兄的题辞。自“文津厅”设立以来,就成为商务印书馆的贵宾接待厅,凡领导视察、贵宾来访,都是首站。关心、支持《四库全书》的重要朋友来访,我也是一一陪同参观,十多年了,我每次走入“文津厅”,都有一种释然与快慰之感。

文津阁四库全书

随着文津阁《四库全书》各大版本与专题、单种的陆续推出,产品总量已近三千册。“文津厅”,36组书柜总容量只能放二千册左右(每柜三层,每层放20册),只好外溢。在寸地寸金、办公空间有限“王府井大街36号”,商务印书馆历任负责人,都将最好的位置留给了文津阁《四库全书》。全馆各部门,上下员工都是以最大的关注文津阁《四库全书》新品。在“王府井大街36号”大楼附近,商务有第二办公区(“王府井灯市口100号”),又设专门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新品展示区”,环境典雅,布置极其用心。《四库全书》(典藏版)(200册)及许多专题、单种、文创,均展示于此。

文津阁《四库全书》原大全套三万六千多册推出后,当然无法腾出五百米以上,而且空间要求很高地位置来陈设。最后选择在“王府井大街36号”大楼前面,商务印书馆建立了“涵芬楼”,在这个完全对外开放的文化空间,二楼最主要的位置,部分陈列的就是文津阁《四库全书》原大原架12个(全套120架),让每一个步入“涵芬楼”的人,都可以领略,感受这一再生的文化国宝。

如今,“王府井大街36号”呈现出巨大的历史辐射作用。印有“王府井大街36号”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原大原函,2016年成功地进入故宫,恢复了文渊阁这一中国历史、故宫文化坐标。用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话说,我们不仅寻回了失落的历史,更是为五百年以后留文物。

在总经理于殿利的策划与整合下,商务印书馆和福建省海峡两岸博物馆合作,在福州长乐合作存设了全套文津阁《四库全书》原大、原架、原函。令人感慨的是,于殿利兄在任内最后的时候,在疫情下成功展出。我们相信,这一地方文化地标不仅拥有了真正的灵魂,而且,通过与古今对话,两岸交流,《四库全书》将发生无法替代的价值。

近二十年间,得馆方支持,除共有的《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外,我们还合作创建了商印文津公司、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诸如,我们一道策划,我负责辑录创始人张元济的诗——《涉园诗录》,用雕版线装方式问世,既是对张元济的礼敬,也成商务印书馆周年纪念的文化珍品。

总之,商务印书馆历任领导都视我为商务印书馆之一员,商务印书馆集体照里有我,我的员工也参加商务工会集体活动。就这样,走到今年,未来也许可期。

希望过往一切,皆成序章,就我个人而言,十年在书局,近二十年与商务印书馆近似合体。今后,仍会继续不断到“王府井大街36号”访友、说事。再过三年,我就出入其中36载了。

最后,我有一个梦想,“王府井大街36号”如未来成为“商务印书馆博物馆”,或陈设全套文津阁《四库全书》原大原架原函,最好是二者合一,那将是时代的荣光,历史的永恒。

 

(本文编辑:杨婧)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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