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俞晓群:双雄
书香故人来

2018年01月22日   作者:俞晓群

【百道网·俞晓群专栏】历史存在的合理性,使中国出版史上出现一个双雄并立的景象。无论谁是谁非,无论谁强谁弱、谁先谁后,历经一百多年峰回路转,两者的旗帜都在,传统都在,我们已经要感念那几位伟大的创业者了,他们是:张元济、陆费逵、高梦旦、……

上世纪中叶上溯五十年间,中国出版以商务印书馆一家独大。论其竞争者,有名望的出版机构很多,诸如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和儿童书局等,其中最值得称道者是中华书局。

那时的中国出版界,常让我想到两位文化竞跑者:商务印书馆如领跑的巨人,步履稳健,胜券在握;中华书局如不屈的斗士,顽强追赶,成就卓然。他们时而摩擦,时而并进,时而变换身位,但共同的目标始终未变。

今天人们谈论起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往事,赞誉之声很多,疑问之声也不少。单说中华书局的创办者陆费逵(一八八六——一九四一),他曾在商务印书馆从业五年,后来因故自立门户,成立中华书局,原因何在呢?

一九〇八年,陆费逵二十三岁投身商务印书馆,很快显露才华,期间著文如《缩短在学年限》《改用阳历》和《小学堂章程改正私议》;著书如《新编国文教科书》《新编算术教科书》《新编修身教科书》《伦理学讲义》和《最新商业教科书》等。如此青年才俊,自然得到张元济、高梦旦格外赏识,第二年即任出版部长兼交通部长(相当于今天的公关部),师范讲义社主任,创刊并主持《教育杂志》月刊。如蒋维乔文章所言:“商务待陆氏之优,超出同侪。虽年久资深之馆员,皆不能望其项背。”据言高梦旦“欲坚其心”,将侄女高君隐介绍给陆费逵,他们于一九一〇年成婚。

但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陆费逵突然宣布离开商务印书馆,与戴克敦、陈寅、沈颐、沈继芳联合创办中华书局,在《申报》上发表《中华书局宣言书》,提出“教科书革命”的号召,宣言声称:“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同时立即推出《中华教科书》初小八册、高小四册,出版宗旨:“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采取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意实际教育,四、融和国粹欧化。”当时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被禁用,通行的教科书来不及修改,所以新编《中华教科书》风靡一时,几乎独占市场。以后陆续出版小学课本四十四种,中学、师范课本七十二种。

面对如此突发事件,商务印书馆最受打击。因为创办于一八九七年的商务印书馆,正是靠扶助教育、编印教科书起家。正如王云五所言,与商务印书馆同时的出版社,有文明书局和南洋公学,主要出版教科书。不过编印全套中小学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是第一家。民国之前登记的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的书占到一半以上。主持这项工作的人是张元济,他当时组织成立编译所,自任所长,创编的第一套书即为《最新教科书》。参与编写的人有高梦旦、蒋维乔、庄俞、杜亚泉,还有一位日本顾问。

如今陆费逵突然离开,突然推出新教科书,自然让“晚清教科书”一家独大的商务印书馆措手不及。尤其是陆费逵在“教科书革命”的旗帜下,为了商业竞争,还喊出一个“完全华商自办”的口号,这让当时有日本人股份的商务印书馆更为被动。两年之后即一九一四年,经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努力,将日方股份全部购回,转而售诸国人。是年一月十日登报布告股东,当日晚上夏瑞芳被狙击手暗杀,至今凶手下落不明。

另据赵俊文章《怀念雄才大略的出版家陆费逵先生》,此后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竞争教科书市场,曾实行“购教科书一元,赠购书券五角;购杂书一元,赠购书券一元。中华书局只好照办。商务高董事有云,这样下去,乃是两败俱亡。”高董事即高梦旦,此时陆费逵已是他的侄女婿,蒋维乔曾嘲笑他“赔了夫人又折兵”。

那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孰是孰非呢?归结起来,大约有两种说法:

说法之一,见郑逸梅文章《中华书局是怎样创始的》,一九一一年推翻清朝的革命洪流汹涌澎湃,商务印书馆对于发行下学期教科书大为踌躇,到底是印“龙旗向日飘,皇帝万万岁”,还是冒险编印革命教科书呢?为此求计于“智多星”陆费逵,当时陆费逵在商务印书馆就职,他分析说,革命不会成功,教科书还是一仍其旧,不必改动。商务印书馆听信此言,按兵不动;但陆费逵自己却在家中集合几位好友,将“新教科书”预编出来。如郑逸梅所言:“他一方面若无其事的敷衍商务,一方面秘密地邀请了几个关系比较密切的同事,如戴克敦、陈协恭、沈颐、沈知方等,每晚集合在宝山路宝兴西里他的家中,商讨编撰新教科书事宜。”翌年,他从商务印书馆辞职,成立中华书局,立即推出《中华教科书》,销路很好,商务印书馆春季教材不及修改,遂成废纸。

说法之二,据言陆费逵看到时局将变,劝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等应时而变,但如蒋维乔回忆张元济:“彼本有保皇党臭味,提及革命,总是摇头。遂肯定的下断语,以为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加上陆费逵本人才华超群,气度不凡,自然不会久居人下,总会有与商务印书馆分道扬镳的事情发生。

对此,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说法。

一是因为商务印书馆股东多,历来坚持商业第一,做事保守谨慎,回避政治。比如一九一九年,孙中山将著作《孙文学说》拿到商务印书馆出版,遭到拒绝。这让孙中山一直耿耿于怀,他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批评商务印书馆为“保皇党余孽”。张元济自己也曾刻闲章“戊戌党锢孑遗”自嘲。再者想到陆费逵在家中私编“共和国教科书”时,大清王朝尚在,他们编印“革命书册”的行为,属于大逆不道,如果暴露是要被杀头的。连普通的印刷所都不敢接受这样的书,他们只好到日本人的工厂偷偷印制。以商务印书馆一贯的做事风格,这样的风险,他们是断断不肯冒的。

二是因为张元济作为大清旧臣,虽然远离庙堂,但对朝廷还有依恋之情。比如在一九一一年初,他还向内阁大臣、庆亲王奕劻上手折,希望能从教育入手,力挽大清败局。奕劻受摄政王之托,让学部尚书唐景崧成立“中央教育会”,任命张謇为会长、张元济为副会长。六月时还由张元济主持召开会议,形成十二条决议,其中包括“废止小学生读经讲经课”等内容。

无论如何,历史存在的合理性,使中国出版史上出现一个双雄并立的景象。无论谁是谁非,无论谁强谁弱、谁先谁后,历经一百多年峰回路转,两者的旗帜都在,传统都在,我们已经要感念那几位伟大的创业者了,他们是:张元济、陆费逵、高梦旦、……

来源:百道网·俞晓群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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