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图书馆越来越买不起学术资源了，一方面是其获得的资金支持越来越少，造成预算紧缩，另一方面是出版商的要价越来越贵。根据媒体报道来看，显然人们将主因归之为后者，拿着放大镜去挑出版商的不是，然而事实如何呢？采购资源并非图书馆开支的大头，真正极耗预算的是人力成本，因此学术传播和交流遭遇危机的原因也许该从内部找起。
几年来，报道学术出版的记者用的都是同一套陈词滥调，套路是这样的：
1，学术交流陷入危机，图书馆不再能够购买读者想读的一切。引用愤怒的学术圈人士、哈佛大学图书馆和学术出版、学术资源联盟（the Scholarly Publishing and Academic Resources Coalition，SPARC）等个人和机构的看法为佐证。
2，这种危机源于出版商的贪婪。励德爱思唯尔的盈利就是证据。
3，呼唤“救星”的出现：开放存取出版、免费资源库、先刊后审、Overlay期刊、非法共享等等。
4，那么，是什么在妨碍解决方案的实施？任期制委员会、投资者、各自为营的出版商。
最后，呼吁社会行动：个人力量有限，业界要通力合作。
这种套路编织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中的受害者是图书管理员、贫穷的学者，反派是贪婪的出版商，扮演英雄的通常是一个研究生或有理想的年轻教授，他们愿意冒着风险去做正确的事情。道德占优势的一方会将愤怒化为行动——拒绝为爱思唯尔做评审，把论文上传免费资源库，花钱进行开放获取出版，典型的“劫富济贫”的剧情。
这种叙事并没有抓住学术出版市场的复杂性，实际上存在与这个“英雄解救受害者”故事相反的叙述，但并不常被提起，支撑这种叙事的证据也很难获取。其主要内容是图书馆慢慢地正在被其母机构“饿死”，这当然不足以成为精彩的故事素材。然而，看一下数据就会发现这一事实，图书馆从母机构获取的资金支持越来越少。
2003-2016年ARL图书馆支出
遗憾的是，自2011年起，美国研究型图书馆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ARL）就没有更新过这个曲线图了，而且以后他们也没有制作的打算了。重制图标并非不行，只是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而且也不太可能再挖出新东西来了。从中可以看出每年，图书馆只能分到总机构的小小的一杯羹。
ARL还在统计一些大众消费数据，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图书馆投资指数（Library Investment Index），也被叫作“ARL排名”。ARL排名类似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大学排名，是几项图书馆衡量标准——图书馆总经费、专职馆员薪酬、图书馆资源总开支、专职和辅助馆员——的综合指数。
我们将图书馆投资指数中的每一项都作为一个指标，令2003=100，这样就能比较图书馆不同时期的表现。同时，我们引入了两个比较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高校教育价格指数（HEPI）。尽管精准性和适合度都有所欠缺，但CPI还是经常用来与ARL比较。HEPI则是一种更适合测量高等教育成本的指数。
ARL支出和CPI、HEPI指数的比较
图中可见，115个ARL成员机构的图书馆总支出（绿线）不断超过一般通货膨胀（基于CPI标准），但与HEPI曲线更为一致，自2003年以来上升了31%。意料之中的是，图书馆材料采购支出（棕线）超过了CPI和HEPI两个通货膨胀指标。2014年ARL图书馆在材料开支上的中值与2003年相比增加了52%；专职馆员薪酬（紫线）自2003年来上涨了53%，而且比一般通货膨胀率高24%。和其他国家图书馆馆员不同的是，美国的学院图书馆馆员能通过机构任期制等获得职业保护。就像斯坦利?怀尔德在ARL的人口统计报告中写到的那样：“美国的图书馆馆员大多年老，而且迅速地老龄化。”
有一个真正有趣且新颖的趋势似乎一直都没人注意，即图书馆在减员（黄线），尤其是在美国国内经济衰退之后。虽然专职和辅助馆员被归为一类来统计，但是事实是图书馆大量招收辅助馆员，还为年老的专职馆员提供财政补贴鼓励其退休，至少在康奈尔大学是这样。不管每个ARL机构用什么策略，形势很明显：ARL图书馆的馆员人数减少了15%，2008年人数中值为204位，2014年减少到了173位。
所以，这些数据告诉了我们什么？
有些人可能认为，在其他各项支出疯涨的大机构里图书馆在控制花费方面做得很好。也有人认为，研究型图书馆将越来越多的预算用在馆藏上，这也是大多数读者想要见到的。或者，有些愤世嫉俗的人会说，虽然图书馆变得更有效率了，但他们在拒绝退休的老职员身上花了太多钱，也不利于“新鲜血液”的注入。在美国教授群体中也存在相同的趋势，康奈尔大学就雇佣了一批美国国内年纪最大的终身教授。
图书馆和教授群体面临的问题同样是其他很多机构面临的问题，它们都依赖于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而招募、培养、留住专业人员都需要花费很多资金。而且在机构中，我们喜欢奖励那些经验多、资历老的专业人士。遗憾的是，随着专业人士年龄的增长，他们个人的产出率并不会提高——一个教授在2016年并不比在1966年的时候产出的成果更多。这意味着花在他们身上的成本会越来越贵。除非根据CPI调整教授和图书馆员的工资，否则我们只能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专业人员的人力资源成本很难抑制。
图书馆资料是机构总支出中极小的一部分。但图书馆仍被视作机构的核心功能，可能正因如此，没有人愿意因为在财政上忽视这一板块而担责，而责怪别人则容易多了。
解决危机就需要问责。一旦出现问题，总要有人来担责，如果责任归属不明，那么很容易出现替罪羊。归咎于体制问题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为什么信息流通有障碍？为什么有些机构资金不足、人手不够？或者原本用意很好的政策和法规为何会导致意料之外的结果？这些事情都很现实，但还不足以唤起追究责任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心。
也许这才是为什么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到现在一直存在学术交流危机的原因。
（本文编辑 晨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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