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物采真:中国古代游戏史》一经再版便荣登了2025年6月中国好书的推荐书目,这本聚焦“玩乐”主题的著作,为当代读者开启了一扇洞悉中国古代文明的全新窗口,作者蔡丰明作为民俗学家与历史学者,凭借其敏锐洞察力与严谨治学态度全方位构建起中国古代游戏史的完整架构。
《玩物采真:中国古代游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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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作者:蔡丰明 著
出版时间:2025年03月
在《玩物采真:中国古代游戏史》全书中,蔡丰明摒弃晦涩难懂的理论堆砌,借助大量生动故事与轶事串联全书内容,将文言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使读者仿佛置身于“唐戏弄”“藏钩戏”等趣味场景之中,真切感受到古代游戏背后所承载的娱乐精神与深厚文化底蕴。书中既涵盖了十万年前的石球,又有明清时期的骨牌;既有清明时节的秋千摇曳,又有闺阁之中的棋戏对弈,蔡丰明广泛搜罗各种正史、笔记、考古发现以及博物馆馆藏中的零散史料,不仅生动还原了古人丰富多彩的“玩”之图景,更深度挖掘出游戏作为独特文化载体所蕴含的深层价值。
尤为重要的是,该书填补了民俗学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对古代娱乐精神关注不足的空白,让“玩”这一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在文化史长河中终于占据应有的重要地位,读懂其义,也就读懂了中国文化那既生动活泼又博大精深的独特魅力。
蔡丰明
撰写一部中国古代游戏史,首要难题便是史料的极度匮乏与零散分布,正如蔡丰明所感慨:“在我国以往正统的文化与艺术研究中对于游戏的关注是不够的,甚至是不屑一顾的,主要是认为游戏会玩物丧志。民俗学中已经有了‘游艺’这一专门的类别,非遗学中也已经把游戏与体育、竞技列为一个专门的门类,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但是把游戏作为一种专门的研究对象,并将其放置到宏观的文化史研究框架之中的研究方式,目前还是不多见的。”
面对这样的研究现状,蔡丰明并未因此退缩,而是如勤勉的考古学家一般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与实物遗存中悉心寻觅线索。蔡丰明的史料来源堪称多元融合,既有《史记》等正史中偶尔提及的游戏相关记载,也有文人笔记里不经意间记录(下)的市井玩乐场景;既有考古发掘出土的十万年前石球等珍贵实物证据,也有博物馆精心收藏的骨牌、棋具等历史文物。蔡丰明特别提及:“崔乐泉先生所搜集的一些博物馆珍藏资料对我的研究助益良多。”这些实物不仅有力佐证了文献记载,更使古代游戏的具体形态变得触手可及,鲜活可感。
史料的丰富积累仅仅是研究的基础,全书真正的学术突破在于对游戏本质的精准剖析,在蔡丰明看来,游戏绝非传统认知中玩物丧志之举,而是兼具三大核心特质的独特文化载体。他解释道:“作为游戏,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娱乐性。游戏能够让人产生愉悦、舒适、兴奋的感受,获得精神层面的满足,这无疑是其最原始最强大的吸引力所在。其次是规则性,所有游戏都必须遵循事先设定且为众人所共同遵守的规则来进行,否则便不能称之为游戏。”游戏更为深刻的本质是其所蕴含的文化性,蔡丰明表示:“人在从事游戏活动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的主观精神和价值取向融入了游戏之中,人常常按照着自己的要求、目的来设计和从事游戏活动,体现了一种人的本质力量,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化学意义。”
为了让这些学术研究成果被更广泛的读者所理解与接受,蔡丰明在通俗化方面下足了功夫,他舍弃了学术著作常见的艰涩论述风格,通过大量的故事、轶事来架构书籍内容。这种以故事讲述历史,以通俗传递深刻的独特方式赋予了这部严谨的学术著作以更多的温暖的人文关怀与盎然的阅读趣味。蔡丰明表示:“我的《游戏史》一书则注重中国古代游戏史的整体建构,是一种从纵线的角度来串接各个时期的中国古代游戏内容与形式的叙事方式。在这种写法中,我较为注重的是对于游戏时代性特点的把握,也就是把游戏放置到当时的时代特点与历史文化环境这样一个宏观的框架与背景中去进行书写。这样一方面是可以使人看到一条中国古代游戏发展的完整脉络,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古代游戏发展史体系,另一方面又可以使人看清游戏与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之间的联系,揭示出隐藏于这些游戏形式背后的历史文化动因。”
在民俗学研究的漫长历程中,娱乐领域长期处于被忽视的边缘地带,蔡丰明表示,民俗文化既然是一种研究民间生活与民间性情的学问,就必须要研究广大民众是如何“玩”的,以及这些看上去很普通的“玩”的背后所蕴藏的文化价值与文化意义。
游戏在文化基因层面的紧密关联性,在“戏”字的丰富内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蔡丰明阐释道:“在中国古代,‘戏’这个词的含义极为宽泛,它不仅仅指现代意义上的演戏、表演,同时也包含着戏耍、玩耍的意思。”他以自己的两部著作《江南民间社戏》与《玩物采真:中国古代游戏史》的学术脉络为例,指出社戏这一民俗活动中既蕴含着祭祀仪式的庄严神圣,又洋溢着民众戏耍时的欢快热烈,这与游戏的本质特征高度契合。正是基于对“玩”的这种深刻认知与重视,蔡丰明的研究从社戏领域自然而然地延伸至游戏史范畴,成功填补了民俗学研究中娱乐精神板块的空白。
游戏不仅是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更宛如一面镜子清晰映照出古代社会的秩序与观念,在这方面,骨牌游戏与宋明理学之间的微妙呼应堪称典型范例。蔡丰明经过深入考证发现,北宋宣和年间诞生的骨牌共有32扇,227点,这一设计对应了星辰布列之位,天牌24点象征着天之24气,地牌4点代表地之东南西北,人牌16点寓意人伦中的仁义道德,和牌8点则对应太和元气。这种精巧的设计与程颢、程颐所倡导的“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以及朱熹主张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准则皆为天理的反映”等理学思想高度一致。
蔡丰明分析指出:“这一游戏的产生深受当时时代观念的重要影响,同时也表明当时推出这种骨牌游戏具有明显的宣传、推广理学思想的意图。”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游戏如何在不经意间成为社会主流思想的有效传播媒介。
在性别秩序建构方面,游戏规则同样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在古代社会,女性大多被幽禁于闺阁之中,日常娱乐方式极为有限,主要通过下棋、猜谜语、藏钩等室内游戏来排解寂寞,而诸如相扑、马球等开放性较强的游戏则被视为男性专属领域,这种游戏在性别上的显著差异正是古代社会维护封建伦理道德与社会秩序的鲜明体现。蔡丰明在研究中敏锐捕捉到历史的细微裂缝,许多女性实际上并未完全遵循这一严苛的道德标准束缚,她们常常能够像男性一样参与相扑、马球等游戏活动,甚至有些女性还能在舞台上或广场上进行公开表演。这些珍贵的历史记载有力打破了人们对古代女性的刻板印象,让读者得以窥见礼教重重束缚之下鲜活灵动的人性光芒。
看似简单的儿童游戏同样承载着深刻的伦理教化功能。唐代路德延在《少儿诗》中描绘的“抛果忙开口,藏钩乱出拳”“斗草当春径,争球出晚田”等诗句生动展现了藏钩、斗草等儿童游戏的热闹欢快场景。这些游戏不仅是孩子们的肆意玩乐,老鹰捉小鸡、官兵捉强盗等游戏都具有鲜明的扶弱抑强、惩恶扬善等教化意义,而跳房、抓子等游戏则能够启发儿童智慧,锻炼儿童形成机敏、灵活、应变、判断的能力。在这些充满欢笑的游戏过程中,游戏悄然化身为美教化的隐形课堂,将传统伦理观念代代相传,融入民族文化的血脉深处。
要说到哪些游戏最能体现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的智慧,蔡丰明认为还是棋戏,尤其是围棋与象棋。“围棋是一种绵延时间极为久远的棋戏活动,早在先秦时期,围棋就已有所流传,到明清时期围棋的发展达到巅峰,并涌现出了大量的围棋高手与围棋流派。直至今日,围棋这种游戏依然在我国盛行不衰,这是中外游戏史上所少见的。”
“玩物丧志”的传统观念长期笼罩在中国游戏史的发展进程之上,蔡丰明通过研究发现,游戏所蕴含的正面价值被严重低估。
古代大量的季节性游戏,如清明荡秋千、端午斗百草等均为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通过参与这些游戏,人们不仅能够强身健体、磨炼意志,还能有效协调人伦关系。对于古代女性而言,游戏不仅能够排解其长期被幽禁闺阁所产生的郁闷情绪,更能激发她们对生活的信心以及对自身价值的认同。儿童参与游戏则可以启迪心智,锻炼思维能力。这些研究成果打破了人们对游戏的片面认知,为重新审视游戏的价值提供了全新视角,对于现代社会具有尤为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当今时代,电子游戏沉迷问题日益严峻,蔡丰明认为古代注重“物我互动”的实体游戏或许能够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有益思路。他指出:“我国古代虽然游戏种类繁多且深受民众喜爱,但倘若过度沉迷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同样会产生诸多负面后果。”古人对游戏过度会产生丧志、失财、伤身、破家等不良影响的深刻警惕,与现代社会对电子游戏沉迷危害的担忧本质上是相通的。但蔡丰明同时强调,解决之道并非简单粗暴地批评、反对与强行堵截,而是应当借鉴古人智慧,把握好玩的合理尺度,让游戏回归到愉悦身心、完善自我的本真价值。
蔡丰明坚信传统游戏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备重焕生机的巨大潜力,他特别提到了两种十分有趣的古代游戏形式:一是唐宋时期的“步打”,它实际上是一种中国古代版的“高尔夫球”,其玩法与欧洲的高尔夫球极为相似;二是唐代的“木射”(又名 “十五柱球戏”),其玩法类似现代保龄球,玩家用木球从场地一端滚出,命中红色笋状目标者获胜,击中黑色目标则判定失败。这些古老游戏若能经过精心挖掘与合理改造,极有可能引发当代年轻人的浓厚兴趣,
蔡丰明认为,推动传统游戏的现代化转型,需要社会各界形成合力。比如,加大对传统游戏的挖掘与推广力度,让如六博、双陆等已经失传的古老游戏重见天日;积极营造游戏文化与场景氛围,设立传统游戏体验馆、传习馆,通过精心还原与古代游戏相关的各种元素,如具有古代风情的各种建筑风格、服饰装扮、游戏用具等,增强人们对传统游戏的体验感与沉浸感。尤其是要充分借助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如元宇宙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对传统游戏进行创新性开发与改造,使其更好地契合当代人的文化娱乐需求。
“我认为,游戏是一个应该永远值得被传颂与称道的话题,在经济繁荣、信息发达的今天,大量存在的传统游戏不但不应该被遗忘、被抛弃、被湮灭,而且还要更好地发扬广大,广泛传承。当然,要想使传统的游戏在当今时代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弘扬,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原来的水平上,而是应该不断有所创新与发展,使它们在当代社会中重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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