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理念》 （印）阿马蒂亚·森 著 王磊 李航 译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6月版
1917年，当年轻的维特根斯坦写信给保罗·恩格尔曼（Paul Engelmann）说他希望自己能更好（better）和更聪明（smarter），并认为这两者本就是一回事的时候，他的言外之意也许是说：许多坏事都是出于种种原因被蒙蔽才做出的，而智力不健全是导致道德缺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维特根斯坦的脑瓜里，似乎只有聪明人才能成为好人。
现在，渴望成为“更好和更聪明”的读者有福了！继维特根斯坦之后，思想界又横空出世一位大师，他将论证并传授给我们变得聪明（理智）并成为好人的秘笈。不光如此，他还要将这个道理运用于由个体组成的社会，并主张若想达到社会正义（或曰建成好社会），就必须进行理智思考（或曰变得聪明）。我们可以把这当成是“只有聪明人才能成为好人”的2.0版本。而这位大师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他的智慧集结于这本《正义的理念》中。
单从书名来看，这本书很容易让我们联想成一部催眠的哲学“砖块”，可事实正好相反。这本书不仅观点新颖、角度独特，而且深入浅出，以最鲜活的、最平易近人的案例讲述关于聪明与好、理智与正义的辩证道理，虽然信息量极大，令人应接不暇，但其散文风格甚是亲切可人，读来如沐春风。
“好”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才是“正义”？森在书中显示了体贴的一面：他并不首先追问正义的本质是什么，而是依据人们对其反义词“非正义”的常识理解来“曲线救国”：将消除现实中明显的非正义作为出发点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这种曲线救国的“逆向思维法”尤其能帮助我们理解抽象的理论概念。那么，我们具体该怎样消除不可容忍的非正义呢？在探求正义之前，森首先批判了我们探求它的工具（即理性）。他认为，若想变得“聪明”并进行“理性的思考”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不要让屁股决定脑袋。换言之，我们不能让自己的籍贯、身份、既得利益、喜好倾向以及占有的资源来决定我们的想法。此外，我们还需要敞开心扉去收听不同频率发出的“电波”，并与各方互动讨论，这会让我们看到各种观点背后所隐藏的问题。森反复强调，我们应将更大范围的他人和异质文化纳入到关注范围之内。
其次，不要让大脑取代心灵。如果说大脑负责思考，那么心灵则负责情感。一个聪明理智之人绝不会排斥感情在决策环节中的发言权。除了负责情感，心灵还负责良知。而良知的刺痛常常“逼”我们超越自私自利。森认为，理性绝不意味着自私自利；主流经济学界的理性和理性人概念是由于狭隘地理解了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据说这种人只爱自己）才导致的。森指出，在斯密的著作中，经济人的“爱自己”还包括：“同情、慷慨大方、热心公益的精神”。如果一个人只信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哲学，照森看来，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理性的、聪明的人。而一个信奉这种哲学的民族，则不可能建成一个正义的社会。
刀不光要磨得亮堂，切入正义的手法也要有所讲究，这都是聪明人所必须具备的。这下刀的手法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契约论方法，以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所需的社会契约为核心；另一种则是比较方法，以对不同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为核心。森不主张寻求绝对的公正或完美的正义，而是在各种相对的正义与非正义当中进行比较。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中华民族因为生存之不易，故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重实际，轻玄想。因此，森的现实主义格外适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另外，森的著作提醒所有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的同胞们，不要只将眼光盯在被奉为理想的美国政治制度上，而是应脚踏实地从逐步减少明显的不公正现象做起。例如，户籍制度、医保双轨制、三公巨额消费等。理想主义只有落实在可操作的层面上，才有意义。
当我们做到聪明和理智之后，正义的实质内容也就迎刃而解了。森在余下的篇幅中展示了他已经形成的革命性创见“可行能力”理论，并主张一个正义的社会应旨在提高人们的行动能力而不是简单的幸福或福利。在这个过程中，森揭示了人作为“病人”和“能动的主体”的两种存在方式，我们要不断地给“病人”提供食物、住宿、性以及物质福利；而作为“能动的主体”的人，像“痛苦的哲学家”一样向往那在决定价值判断和其实现方式的自由。
中国人常常要在聪明人与好人、“病人”与“痛苦的哲学家”之间做非此即彼的艰难抉择，而森则启发我们打开思路，去看到另一种可能。可以说，小聪明仅仅把人当作“病人”，因此看不到做一个好人以及建设一个正义社会的享受和意义。而只有当个体和社会真正能够变得聪明并进行理智思考的时候，作为公共理性的民主与作为自有主张的人权这两种森笔下的“正义”才有实现的基础。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只有聪明的人才能成为好人并建成一个好社会。
现在，渴望成为“更好和更聪明”的读者有福了！继维特根斯坦之后，思想界又横空出世一位大师，他将论证并传授给我们变得聪明（理智）并成为好人的秘笈。不光如此，他还要将这个道理运用于由个体组成的社会，并主张若想达到社会正义（或曰建成好社会），就必须进行理智思考（或曰变得聪明）。我们可以把这当成是“只有聪明人才能成为好人”的2.0版本。而这位大师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他的智慧集结于这本《正义的理念》中。
单从书名来看，这本书很容易让我们联想成一部催眠的哲学“砖块”，可事实正好相反。这本书不仅观点新颖、角度独特，而且深入浅出，以最鲜活的、最平易近人的案例讲述关于聪明与好、理智与正义的辩证道理，虽然信息量极大，令人应接不暇，但其散文风格甚是亲切可人，读来如沐春风。
“好”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才是“正义”？森在书中显示了体贴的一面：他并不首先追问正义的本质是什么，而是依据人们对其反义词“非正义”的常识理解来“曲线救国”：将消除现实中明显的非正义作为出发点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这种曲线救国的“逆向思维法”尤其能帮助我们理解抽象的理论概念。那么，我们具体该怎样消除不可容忍的非正义呢？在探求正义之前，森首先批判了我们探求它的工具（即理性）。他认为，若想变得“聪明”并进行“理性的思考”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不要让屁股决定脑袋。换言之，我们不能让自己的籍贯、身份、既得利益、喜好倾向以及占有的资源来决定我们的想法。此外，我们还需要敞开心扉去收听不同频率发出的“电波”，并与各方互动讨论，这会让我们看到各种观点背后所隐藏的问题。森反复强调，我们应将更大范围的他人和异质文化纳入到关注范围之内。
其次，不要让大脑取代心灵。如果说大脑负责思考，那么心灵则负责情感。一个聪明理智之人绝不会排斥感情在决策环节中的发言权。除了负责情感，心灵还负责良知。而良知的刺痛常常“逼”我们超越自私自利。森认为，理性绝不意味着自私自利；主流经济学界的理性和理性人概念是由于狭隘地理解了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据说这种人只爱自己）才导致的。森指出，在斯密的著作中，经济人的“爱自己”还包括：“同情、慷慨大方、热心公益的精神”。如果一个人只信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哲学，照森看来，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理性的、聪明的人。而一个信奉这种哲学的民族，则不可能建成一个正义的社会。
刀不光要磨得亮堂，切入正义的手法也要有所讲究，这都是聪明人所必须具备的。这下刀的手法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契约论方法，以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所需的社会契约为核心；另一种则是比较方法，以对不同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为核心。森不主张寻求绝对的公正或完美的正义，而是在各种相对的正义与非正义当中进行比较。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中华民族因为生存之不易，故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重实际，轻玄想。因此，森的现实主义格外适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另外，森的著作提醒所有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的同胞们，不要只将眼光盯在被奉为理想的美国政治制度上，而是应脚踏实地从逐步减少明显的不公正现象做起。例如，户籍制度、医保双轨制、三公巨额消费等。理想主义只有落实在可操作的层面上，才有意义。
当我们做到聪明和理智之后，正义的实质内容也就迎刃而解了。森在余下的篇幅中展示了他已经形成的革命性创见“可行能力”理论，并主张一个正义的社会应旨在提高人们的行动能力而不是简单的幸福或福利。在这个过程中，森揭示了人作为“病人”和“能动的主体”的两种存在方式，我们要不断地给“病人”提供食物、住宿、性以及物质福利；而作为“能动的主体”的人，像“痛苦的哲学家”一样向往那在决定价值判断和其实现方式的自由。
中国人常常要在聪明人与好人、“病人”与“痛苦的哲学家”之间做非此即彼的艰难抉择，而森则启发我们打开思路，去看到另一种可能。可以说，小聪明仅仅把人当作“病人”，因此看不到做一个好人以及建设一个正义社会的享受和意义。而只有当个体和社会真正能够变得聪明并进行理智思考的时候，作为公共理性的民主与作为自有主张的人权这两种森笔下的“正义”才有实现的基础。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只有聪明的人才能成为好人并建成一个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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