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这部书断断续续做了十年,无名无利,到底是为了什么?

作者:刘瑞丽   2024年01月17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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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弼是20世纪著名的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他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门,于1918年毕业留校,任职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致力于宋明理学和目录学的研究。1924年,北京大学成立考古学会,他是最早的会员之一,学术兴趣也转向新兴的考古研究。1927年以后,他的学术人生与中国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的考古活动联系在一起,他一生四次到新疆考察,成为新疆考古事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黄文弼不但在西北地区做了重要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从1930 年起,还撰写了大量考古报告和研究论著,其成果在中国考古学的许多领域具有首创性和开拓性。他早年的几部新疆考古报告,以“三记两集”为代表,即《高昌砖集》、《高昌陶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记述其在新疆各地考古调查、发掘的经过,并对所收集的文物资料做了尽可能详细的考释。其中,“三记”提供了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参与西北科学考察最为翔实的考古学范本。黄文弼的新疆考古实践与研究成果扩大了传统史学研究的范围,开启了新疆考古史的新篇章,他更是被学界誉为“新疆考古第一人”。

大量文字文物的出土与征集,是黄文弼西北考古活动中的重要收获,其中包括简牍、碑志、印章、钱币和纸质写本、印本等丰富的载体。以往,在许多外国探险家的中国西北收集品中,这些文书类别总是被专门收藏,并多以探险家及其团队的名字命名,在彰显这些获得者本身的采集之功外,也使得这批文书的归类和研究具有了比较清晰的边界。但是,在中国西北考察获得的这些文献资料,作为中国学者的黄文弼却没有享受到这样的殊荣。战乱年代的动荡不安,使得黄文弼的西北考察采集品也饱经流离,甚至部分毁于战火。长达三十多年的西北考察历程所采集到的文物,其最后留存下来的部分分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台北“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地。不同的管理体制和命名方式,使得学者很难再次综合利用这些原件,这不仅降低了这些文献材料的价值,也遮掩了黄文弼原本应当拥有的荣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主编之一在十年前提出了“黄文弼文书”的概念,希望以黄文弼的名义,将其历次采集而分藏各处的文书予以统一编号,在学术得以推进的当下,再度释读,汇编成集;以此纪念黄文弼西北考古研究贡献的同时,也将黄文弼采集文书作为一个综合体,方便于进一步的研究。在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的邀约之下,两位主编荣新江、朱玉麒启动了《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这一工作。

《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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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西书局
作者:荣新江 朱玉麒 主编
出版时间:2023年06月

十年一剑,《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终于结集成书,由中西书局出版。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敦煌 吐鲁番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的出版,是对于整理者在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领域总体水准的检验。百道网专访主编之一朱玉麒,请他介绍《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背后的编撰故事和它的出版意义。

朱玉麒

这是黄文弼一生西北科学考察活动中所获西域文书的第一次完整结集

百道网:您是西域文化研究专家,请介绍一下有关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的发掘、搜集、整理和研究起源及过程。

朱玉麒:《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的缘起是1927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合组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这是一个由中外科学工作者平等合作、在世界范围都享有盛誉的科学考查团体,也是中国人以科学考察的方式从事丝绸之路研究的第一次出征。

黄文弼以北京大学教员的身份参加了此次考察,是首批中方考查团成员10人中唯一的考古工作者。此后,他的学术人生与中国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的科学考古联系在一起,成为20世纪著名的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他一生四次到新疆,是新疆考古事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他走遍天山南北,在新疆的各个历史文化区域都做过考古挖掘和调查工作,在罗布泊、吐鲁番和环塔里木盆地、天山北麓,都留下了他的考古足迹。大量文字文献的出土与征集,是黄文弼西北考古活动中的重要收获,其中包括简牍、碑志、印章、钱币和纸质写本、印本等丰富的载体。尤其是中古时期书写在纸本上的汉文文书类别,反映了印刷术发明之前一个阶段的文化传承方式,更是西北考古学中最难得的载体形式。黄文弼每次都是及时将他的研究心得表述在考古报告的精审录文和著录中,但是没有来得及做出进一步的系统梳理。我们这次广泛寻找他的出版物以及未出版的文书采集品,从1927年到1958年,在长达三十年的新疆考古现场,他所获西域文书的数量有130件、涵盖了差不多10种语言文字。

百道网:十年前出版的《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和这次出版的《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的之间有什么关联?两部书各有什么侧重点和异同?

朱玉麒:《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和《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是围绕共同主题的不同目的著作。《论集》是黄文弼文书的前期研究成果汇总,《文书》则是黄文弼文书本身的最新整理成果。

黄文弼采集的西域文书从195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后,就迎来了世界范围内对这些文书的研究热潮。十年前由荣新江教授编辑出版的《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就是对2012年以前黄文弼所获以文书为主的西域文献研究成果的汇总。这些研究文献散在国内外的论著中,《论集》把它们拣选出来,将英、法、德、日文的论著全部翻译成汉文,加上中文论文,洋洋洒洒,有26篇、50多万字,体现了黄文弼文书在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与典籍,回鹘语文书、碑记和佛经,以及塔里木盆地周边出土的胡语文献、印章的学术价值,初步揭示了黄文弼文书在研究丝绸之路、西域史特别是吐鲁番古代史上具有的重要意义。

而《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是黄文弼一生西北科学考察活动中所获西域文书的第一次完整结集,目的就是为了将散在不同的报告、分藏在不同的机构中的黄文弼采集文书作为一个综合体,以目前最好的出版方式提供给学界,方便于进一步的研究。

在《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中,以之前的整理和研究为出发点,对这些文书都做了新的详细的题解,其中部分拟题、解读,就吸收了《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中的成果。在每件文书和最后综合的参考文献中,都将《论集》中的论文作为一种前期成果,做了著录,便于今后的研究。

百道网: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等黄文弼的各种采集品,分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地。这给整理出版过程带来了哪些困难,是如何解决的?

朱玉麒:我们的前言在交代黄文弼文书的背景时,提及黄文弼的所有采集品如此分布,譬如故宫博物院主要收藏的是黄文弼采集的墓砖、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的是罗布淖尔汉简和其他文物。我们整理的文书,主要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地,这在前言里也是这样说的。

考古采集品要集中一处收藏,并尽可能不间断地进行研究,是考古报告能够不受干扰、最大限度地完整提供考古现场信息的重要保证。但是黄文弼的西域考古采集品由于历史的原因,如工作变动、抗战和内战、收藏机构变迁等一系列的变故,造成了分散各地、难以归总的现状。譬如说他采集的罗布淖尔汉简,因为在抗战前运送南京参加展览、抗战后经费紧张未能及时返运,在解放前夕就被运抵台湾,与额济纳出土的居延汉简一起收藏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学者最新的整理成果,是将罗布淖尔汉简作为《居延汉简》的附录出版,对于外界来说,就无法知道这批黄文弼所获汉简的来龙去脉和最新整理状况。好在我们这次的文书整理,没有包括这些汉简。但是我们这里的纸本文书,如原本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黄文弼解放前采集的部分,就被分配到了1958年新成立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国家博物馆收藏,与黄文弼解放后采集、仍藏考古所的西域文书分藏两地,编号和归类都不一致。

我们的整理工作,首先是调查黄文弼文书每一批、每一件的采集、记录、流传、收藏情况,再与收藏单位联络。有些就很好地落实到了高清的图版,有些因为编号在递藏中发生更改,就无法落实;也有一些不知收藏地,如据史德语文书,而仅凭照片进行整理的。

所以这次整理,并没有全部找到所有已经公布的文书,部分仍旧只好利用过去的图版再版。希望这个遗憾,将来可以得到弥补。不过好在每件文书都能够用图文对照的方式予以整理,甚至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如国家博物馆收藏品中,就有当时黄文弼先生可能无法释读而暂时没有公布的文书,这次我们也将这些文书收入了《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中,属于首次面世。

百道网:为什么说不同的管理体制和命名方式,使得学者很难再次综合利用这些原件,降低了这些文献材料的价值?将黄文弼采集文书作为一个综合体研究,有哪些优势?

朱玉麒:不同的学术理念和收藏方式,会带来管理体制和命名方式的改变。黄文弼采集品分藏在不同的机构时,综合利用的可能性当然就不复存在,如对于《吐鲁番考古记》中文物的研究,我们必然就需要在考古所、故宫、国博之间分别提出申请,而如果不是对于考古所调拨历史博物馆文献档案的了解,我们可能根本无法知道编入国博系列的黄文弼采集品现在国博的编号,对于一个普通学者的申请,国博可能就无法对应这种要求。

此外,考古采集品的场景还原,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重要的背景知识。分藏黄文弼采集品的单位,即使能够很好地做出馆藏的文物著录,却难以链接黄文弼考古历程中的历次采集记录,这就为这些文书的研究设置了障碍,需要研究者首先解决文献来源和背景知识的解读。此外,我们如果从中国学者采集西域文书的角度研究西北科考的学术史,仅仅黄文弼文书的这种分离状态,就会成为研究的前期障碍。

《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将黄文弼采集文书作为综合体的研究,就解决了这种分散收藏、编号不一的文书收藏现状,对于复原西域文书早期的采集、传递,提供了完整的线索,也使得无论是黄文弼与西北考古学术史的研究,还是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的研究,就有了方便的渠道。

《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的出版,必将以崭新的面貌,推动西域文明史研究的深化

百道网:《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的出版,有哪些价值和意义?

朱玉麒:黄文弼文书公布半个世纪的研究情况来看,它们推动了以文书为核心的西域文史研究。我们在从事这部文书结集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黄文弼文书作为一个整体,对于西域史地和丝绸之路研究的贡献。

首先是这些文书的年代,从有纪年的《白雀元年(384)衣物疏》到《元至元三年(1266)文书残片》,涵盖了中古时代西域将近九百年的历史,如在吐鲁番盆地所发现的文书,从高昌郡、高昌国、唐代西州、西州回鹘时期、察合台汗国到蒙古统治时期,几乎都有体现。

其次是发现的地点,在环塔里木盆地的重要绿洲,从丝路北道的吐鲁番、焉耆、库车、拜城、图木舒克,到丝路南道的麻札塔格、若羌古城遗址,黄文弼都采集到了相当有表现力的文书。

再次是语文的种类,包括有汉文、回鹘文、龟兹语、据史德语、梵语、粟特语、摩尼文、藏文、蒙古文、阿拉伯文等不下10种的语文种类,为丝路语文的研究提供了多样性的材料。

最后,也更重要的,是这些文书表现出历史的丰富性。以数量最多的汉文文书而言,有传统的经学、小学和子部、集部文献,也有世俗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书,而大量的佛教残片又将丝绸之路上宗派林立的信仰世界缀合在我们眼前。数量仅次于汉文文书的回鹘文文书,也将更为多样的佛教、摩尼教世界,以及回鹘语社会的卖地契、兄弟分家书、借钱契、纳粮抄、站赤文书等社会生活尽收眼底。

总之,在敦煌吐鲁番文书出土的总体数量中,黄文弼文书虽然不多,却富有表现力地展现了将近千年的西域历史文化现象,展现了多民族共同建设西域文明的场景,展现了丝绸之路东来西往的交流面貌。《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的出版,必将以崭新的面貌,推动西域文明史研究的深化。

百道网:这批文献搜集于数十年前,为什么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评价与利用?

朱玉麒:确实,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陆续发表以来,只在很小的学术圈范围内被有限了解。

这个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与中国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和学术体制有关,以往,在许多外国探险家的中国西北收集品中,这些文书类别总是被专门收藏,并多以探险家及其团队的名字命名,在彰显这些获得者本身的采集之功外,也使得这批文书的归类和研究具有了比较清晰的边界;而中国缺乏这种保存机制,战乱年代的动荡不安,使得黄文弼的西北考察采集品也饱经流离,甚至部分毁于战火。长达三十多年的西北考察历程所采集到的文物,如前所述,其最后留存下来的部分,也与黄文弼本人脱离了关系。

另一方面是新中国以来,因为各种时代原因,黄文弼所参加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受到冷落,黄文弼本人的被否定,使得黄文弼的考古工作也不可能被正视,采集品的命运也因此收到冷落,甚至分藏各处。

第三是黄文弼先生的考古报告受到中国当年出版技术的限制,无法更加清晰地识读,影响了研究者辨识的水平。

最后,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中的胡语文书,在中国也缺乏相应的专业研究者。

百道网:本书收录了目前所知的130 件黄文弼文书,为此你们做了哪些努力?最花精力的工作是什么?请给我们介绍一些“十年磨一剑”过程中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朱玉麒:黄文弼所获文书,大部分在《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中曾经收录。本书除悉数收录以上三种考古报告中刊布的文书之外,也收录有此前未刊布的一些文书,如1959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调拨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内的19件文书,可能因为过于残破或难以确定性质等等的原因,在前此提及的《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没有能够刊印发布。此次得到合作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力支持,我们首次影印了这些文书,并由整理小组进行了释读和录文工作。

我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早年刊布的基础上,尽可能联系到收藏单位,将部分在之前出版著作中并不清晰的图版,替换为高清的照片,便于研究者进一步释读。二是在黄文弼先生早年录文的基础上,凭借以往研究成果和整理者的最新研读,做出最新的录文和解题。其中最花精力的当然是精准的录文,在每一个准确录文后面,凝聚了整理团队各位成员的辛勤和汗水。

譬如,汉文文书是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中的最大宗,也是黄文弼先生整理最为完备的部分,但是我们的整理工作并没有因此懈怠。如在《武周长安三年(703)状上括浮逃使牒》的背面,有一些叠压在抄写的《孝经》下面的文字,难以识别,黄文弼并未给出录文,只是在《上括浮逃使牒》的解题中提了一句,说是“阴阳书”。整理小组的刘子凡通过仔细识读,认为这是一份《唐神龙元年历日序》,这件文书对于复原唐前期历日序文的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通过比定可以进一步确认吐鲁番出土的两种唐代历日与同是依据《麟德历》编造的日本《天平胜宝八岁历日》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这为研究唐代历日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胡语文书整理的背后,就更是花费了不少的精力。譬如由段晴教授录文的两件据史德语文书,是1929年黄文弼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后在图木舒克获得的。他曾经委托当时在北京的语言学大师俄国的钢和泰、德国的葛玛丽予以释读,也请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外方团长斯文·赫定和理事长胡适在欧美寻找解人。但在当时的国际语言学界,据史德语尚未能够破解,这两件文书在将近百年的时间中延宕着,也被历经战乱的黄文弼所遗忘,直到与段老师邂逅。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段老师在忙碌的研究工作中,时不时地考究着这两件文书,最终,她写出了《黄文弼发现的两件据史德语文书》,也第一次精准地录出了这两件文书,使得黄文弼文书百年重生、据史德语千年梦回!

但是,很遗憾,2023年我们的《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出版,段老师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

百道网:原件不存而仅凭照片保留至今的两件据史德语文书(H111、H112)也被收入《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为什么说它们“为我们厘清了黄文弼文书发现的学术史上曾经发生的疑误”?

朱玉麒:由于岁月动荡,黄文弼先生在1958年出版《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时,距离他在1928-1929年的考古工作已经相隔30年之久,文物资料的记录,难免失误。其中记录在图木舒克“托和沙赖”遗址发现的4件非汉语文书,据庆昭蓉博士的最新研究,其实是龟兹语的世俗文书,因此其出土地点应该是库车某地。她通过文书内证做出的结论非常坚实,但也招到外行的质疑。如果能够找到黄文弼在图木舒克获得的真正的文书呢,那就证明确实是黄先生误记,这个疑问就涣然冰释。

我请刘子凡博士根据线索,首先做这一调查。他果然不负所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档案馆的胡适与黄文弼的通信中,发现了附录其中的未经刊布的两件非汉语文书照片。这正是所谓的“托和沙赖”文书,也就是后来由段晴老师破译的据史德语文书。很显然《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用错了文书图片,庆昭蓉的推断无疑是正确的。

百道网: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与众多有关西域的文献资料相比,有哪些独特性? 

朱玉麒:考古发掘资料中,文字的表现力在判断考古遗址的时代、人物、性质方面,是最“会说话”的文物。在考古学中,关于文字文物与其他器物和文献相比,应该有比较科学的辨析。

关于西域文书,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干旱)以及一些独特的习俗(如吐鲁番盆地中国时期以纸张代替衣物、棺木的丧葬习俗),使得西域地区大量被无意识埋藏到地下的纸本文书被保存至今,它们成为印刷术发明之前中古社会传播信息和知识的重要载体,又因其保留未经历史学家的“编辑整理”,是遗留性史料,其现场性、客观性、公正性,最为有效地展现了丝绸之路上民众的社会生活状况,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情况。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正是这样的一批文献资料。

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在我的理解中,也就是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在之前已经说过,即使比起同类型的西域文书,首先是这些文书的年代,其次是发现的地点,再次是语文的种类,更重要的是这些文书表现出历史的丰富性,使得它的数量不大,但表现力却特别惊人。

百道网:整理《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的编撰思路和编撰体例是什么?

朱玉麒:以黄文弼的名义,将其历次采集而出版零散、分藏各处的文书予以统一编号,在学术得以推进的当下,再度释读,汇编成集,以此纪念黄文弼西北考古研究贡献的同时,也将黄文弼采集文书作为一个综合体,方便于进一步的研究。是我们的编撰思路。

具体的编撰体例,有以下几个重要原则:

1、为方便后续的研究,是与以往已经公布的黄文弼文书衔接,文书编号,依次按照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中刊载的图片顺序编排,下接未刊布的文书。

2、文书以语种为单位,分为汉文文书、胡语文书两编,典籍类按传统四部书分类编排,同时根据新疆出土文书的特性,立佛教文献类和文书类。胡语文书按语种分类,计有回鹘文、龟兹语、据史德语、梵语、粟特语、摩尼文、藏文、蒙古文、阿拉伯文、未比定语言文书等类别。

3、每件文书,均据其内容,参考前人成果,予以拟题,其断代、定性及文书特征等均做出解题说明,列于标题、编号之后。所有文书大体依原格式照录,并加标点。文书本身字句问题则作简要注释。

4、全书之后附有按H字顺序编排的《黄文弼文书编号索引》、K字顺序编排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今藏黄文弼文书编号索引》,以及图版新旧编号对照的《黄文弼文书图片新旧编号索引》。本书上册为录文,下册为对应的图版,分册出版,便于“左图右文”式的翻检对照。

百道网:它们以黄文弼所获西域纸质文书为主,也包括少量属于龟兹、焉耆绿洲的胡语简牍。这些不同语言的翻译过程是怎样的?在转译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朱玉麒: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中纸质和简牍的胡语文书的全面释读,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胡语文书的真正破译,为我们从事多民族聚居的西域地区文明史研究提供了最基本而重要的资料。新世纪以来,一批在北京大学工作和学习的年轻学子在胡语文书研究领域成长起来,成为从事丝绸之路文明史研究的生力军,也成为本书全面整理胡语文书的重要力量。本书胡语文书的整理,都严格按照历史语言学界的规则,进行转写、译文,部分佛经还附录有相应的平行文本对照。当然,也有部分胡语文书残断不可识读,我们也尽量做了字母的转写。

当时觉得比较大的困难是,由于各种胡语文书的整理研究已经在国际学界形成了各自固定的模式,所以很难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在最初的凡例中除了有“总则暨汉文文书整理凡例”之外,对遵循不同原则进行转写的语种,也分别确定有各自的“补充凡例”,从而解决了互相之间的特殊情况。这种多语种的出土文书整理工作,在国内还甚少其例。

《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的出版,是对整理者在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领域水准的检验

百道网:在主编《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的过程中,您收获了哪些“自下而上”的认识?对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者或爱好者来说,您对他们使用这套书有怎样的指导性建议?

朱玉麒:《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是丰富的历史文献宝藏。在黄文弼文书陆续公布的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似乎“越来越”无法忽视这些文书对于“越来越”丰富的丝绸之路文明研究,前此我们所说10年前出版的《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已经展示了2012年以前专门研究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的成果,在我们编纂《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而征引相关文献时,发现引用黄文弼文书从事研究的论著,其实是《论集》中那些成果的很多倍。即使在我们从事整理的今天,年轻的同事们也不断地产生着新的研究成果。

正因为黄文弼文书也是作为西域史研究者的我们经常引用的对象,所以我们整理《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更多地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力图全面、立体地让这部书为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的使用带来工具书的性质。所以,除了专门的西域史研究者可以将这部书作为案头必备之外,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在任何论著中看到引用黄文弼文书的信息,都应该会在《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中以最快的速度看到文书的原图以及2023年以前关于该文书的相关研究信息。

百道网:站在一名学者的角度,您希望行业还能为《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做哪些工作?这次整理工作之后,您还有哪些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将继续深挖?

朱玉麒:这本书,在图版方面,由于无法全部找到原件文书进行扫描,所以部分图版依旧还是用了早年间出版物的翻印版;而为了缩小高清图片和这些翻印版之间的视觉差距,全书的图版我们也选择了黑白印制。对照卷前若干幅彩印图版,其间的差别不言而喻,这是我们深感遗憾的地方。所以我期待不久的将来,黄文弼文书都能够被各家单位找到原件并做出精美扫描,一本全彩的《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增订版,应该是它最美的样子!

《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的第一主编是荣新江教授,他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目前正在主持的“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以《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出版为起点,也正在走入一个“全彩”时代!

《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还是我们从事“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的计划中的一个构成部分。完成百年前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文献史料的全面整理,展现中国科学家在丝绸之路上科学考察的破冰之旅,是我们在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

百道网: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西书局给予您怎样的帮助?这次合作,您有怎样的体会?

朱玉麒: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是10年前成立的科研机构。2012年5月,为了纪念黄文弼先生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奉献的一生心血,其家属将黄先生生前使用和珍藏的图书文献,无偿捐赠给新疆师范大学。以此为契机,经新疆师范大学校党委会决议,成立“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10年以来,他们开辟了黄文弼特藏馆,并筹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博物馆”,以纪念西域研究的开创者们;并将“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作为该校重点科研项目,进行持续的西北学术史研究。《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是十年前我们在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的邀约之下开始启动的工作,除了中心的成员参与共同的整理研究工作之外,他们也利用“2019 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资助了本书的出版,并与吐鲁番学研究院、中西书局合作,在今年8月的“第六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举行了“《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首发仪式”,宣传此书的学术意义。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是我们两位主编共同的工作单位,《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的多位整理者也在这里工作和学习,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以荣新江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敦煌西域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成员。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也是高校古委会直接联系的科研机构,多年来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卓有成效。在本书启动之前,荣新江教授在中古史中心主持从事《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的工作有年,黄文弼所获出自吐鲁番盆地的最大宗西域文书,本来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此后,这一部分的初稿从《散录》中分离出来,成为了《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的工作底本,本书能够在十年中顺利进行,是《散录》时期的录文工作,为本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中西书局和黄文弼中心一样,是中国出版行业中的后来者,但是在短短的十来年中,他们身体力行“融汇中西,学术立社”的志向,使中西书局在中外典籍的出版领域,已经累累硕果。世界文明的其他语种文献,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在中西书局走出了整齐的队列。之前,它们在疫情期间出版了《黄文弼画传》,图文并茂;此次《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却困难重重,有着意想不到的编排问题。和之前所做的精品图书一样,中西书局处理此书全然不计成本,校样一遍遍改,不知出了多少遍。最后,干脆带着排版老师一起扛着机器进京与整理者当场过版。排版的华老师是第一次来北京,我们特地留出半天时间,希望她到处逛逛,但是两天半的紧张工作,留出的下午累得她只想睡觉。我很感慨,留给她的北京最深刻的记忆,究竟是什么?

《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的工作,就这样断断续续做了十年,合作是愉快的,不过可以想起的辛苦,还历历在目。尤其是最近这两年临近定稿的时分,疫情来袭,各自忙碌,“内卷”风气之下,年轻的整理者却必须不时放下手头的最紧要的科研,去一遍遍校订排版中的枝枝节节。这部书,无名无利,图的是什么呢?

我心里暗自宽慰,也许我们是在接受一种学术的“担当”,那就是:《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的出版,是对于整理者在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领域总体水准的检验!我们在“编纂人员”的行列中排队,等待着学界的考试。

作者:刘瑞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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