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朱晓剑专栏】薛先生在书里记录下与饮食的种种故事，读来让人心酸而又欣慰。不过，造成饥不择食的原因，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并非是源于自然灾害，而是有着相应的历史缘由。这本书并非是在忆苦思甜，正如薛先生所言，此书“至少可以作为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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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像我这样的70后出生的人，没有经历过被称之为自然灾害的“六〇年”，自然无从体会到那种艰难与困苦，乃至于看电影《一九四二》，也觉得两段苦难史，相差不远。多数时候，这苦难只能靠想象。我最近读到南京著名学者、作家薛冰的饮食随笔集《饥不择食》时，为书中所记录的故事感到心酸。
薛先生在序言里说：“这里与大家一起分享的，主要是六十余年间，有关吃饭的若干实录与感悟。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委实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片断；时过境迁，某些细节甚至已经开始模糊，然而情绪的记忆，面对食物的人生体验，却越发清晰。”因之，他把这段人生体验概括为四个字：饥不择食。
在我的童年时代，关于“六〇年”的口述史，可谓层出不穷，野菜、树皮也都成为一时流行的饮食，偷吃田地里的红薯、玉米，在今天听来颇有传奇故事，至于吃人的现象似乎也曾发生过。那段岁月虽不如薛先生讲述的具体，却也让人感受到一种对食物饥渴的氛围。不过，后来我查阅临泉大事记时，对“六〇年”记录与饥饿相关的如下：
（1959）夏秋，百日无雨，出现大旱，秋季农作物基本无收。加上浮夸风的影响，上调过头粮，冬天农村出现缺粮断炊、人口外流现象。政府除向界首购50万公斤酒糟发放作代食品外，并动员城关、黄岭、姜寨、迎仙4个公社搜集红芋秧、爪，支援老集、滑集、艾亭、宋集4公社以充民食。
（1960）1～5月 饥荒日渐严重，机关干部每月供应成品粮标准减到9公斤，提出“低标准，瓜菜代”，号召群众挖野菜，做淀粉，弥补口粮。农村浮肿病蔓延，省派医疗队携带药品进行防治。这一年的年底，解散农村大食堂，恢复户户分灶吃饭。
幸运的是，这段苦难历史如今参与书写的人群在增加。毕竟“六〇年”是抹不去的记忆。与乡村生活不同的是，《饥不择食》所记录的是城市生活状况，如果说这是普遍记忆的话，相信经历过那段困苦历史的人不会忘记。薛先生在文章中说：
当其时不吃胡萝卜就必得挨饿，二者必居其一。母亲将胡萝卜在饭锅上蒸熟，初时规定，饭前先吃一根胡萝卜；后来粮食愈紧张，遂改变政策，吃完两根胡萝卜才许吃饭。两根胡萝卜下肚，胃口彻底败坏，饭都不想吃了。尽管当年，可能就是这胡萝卜维系了我们的生命，我还是由此落下一个毛病，此后二十年，看到胡萝卜就犯恶心。
南京人原本就有爱吃野菜的习惯，然而此时，平素常吃的荠菜、椿芽、菊花脑、豌头苗、苜蓿头之类，早已踪影全无。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尽管“自然灾害”导致粮食歉收，野生植物倒生长得蓬蓬勃勃。周围像我这样大的孩子，都曾结伴到清凉山去打槐花、挖野蒜。夏天暴雨后再经暴晒，五台山体育场上的洼地中，可以捡到地皮菜。近年有一回，偶然同年轻记者说起，她大感惊讶，以为雅事，完全想象不出那后面的心酸。母亲只活了七十三岁，晚年常常叹息，这一辈子，苦吃得太多了，一点精气，都熬光了。
能吃的都吃完了，于是有人弘扬神农尝百草的精神，试着吃那些不认识的野生植物，结果不幸中毒以致送命的，时有所闻。
薛先生在书里记录下与饮食的种种故事，读来让人心酸而又欣慰。不过，造成饥不择食的原因，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并非是源于自然灾害，而是有着相应的历史缘由。这本书并非是在忆苦思甜，正如薛先生所言，此书“至少可以作为一面镜子。一方面，只有摆脱了那种潜在的饥饿恐慌，才有可能让中国人的思想境界上升到新的层面。另一方面，也提醒中国人时时警惕，当蛊惑人心的乌托邦改头换面再出现时，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至轻易跟风上当。”
薛先生不仅是著名作家，他也是城市文化的坚定维护者，当南京假古建筑出现，或某项建筑被拆除时，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在我认识他的时间里，曾听他摆谈各种故事，如今又从《饥不择食》这本书里，再次对他的印象加深。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他的思想是丰富的。而这本饮食书所呈现出来的价值，则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编辑 陈大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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