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张伯驹，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大收藏家，捐献了众多极品文物，最著名的就是晋陆机的《平服帖》，其次便是他与潘素才子佳人的浪漫爱情故事。但这本《张伯驹身世钩沉》（三晋出版社出版）却是一本沉静的书，不煽情，不编故事，也不放噱头，以确凿的史料，冷冽的笔调，钩沉辨伪，为醇儒立传。
作者寓真，本名李玉臻，曾任山西省高院院长、人大副主任，但骨子里却是一个有着士大夫情结的文人，他自诩首先是诗人，而后是学人，再是法官。文人的气质使他与那些传主惺惺相惜，而数十年法官的工作经历和业务训练，使他对那些容易为人忽视的档案资料异常敏感，且有着爬梳整理的耐心和毅力，于是才有了《聂绀弩刑事档案》 和 《张伯驹身世钩沉》 两本与一般意义上的传记迥异的书。
寓真写笔下的人物喜欢以古诗做引，将传主与古诗作者做比较，写《聂绀弩刑事档案》如是，写《张伯驹身世钩沉》亦如是。引出聂绀弩的是杜甫的名句：“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寓真将聂绀弩与南北朝时期的大诗人庾信做比较，认为其一生比庾信更萧瑟。而引出张伯驹的则是李白的名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寓真认为张伯驹有着“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气，传承了李白的豪逸洒脱。他还提到张伯驹所收藏捐献的极品文物中有一件便是李白的书法 《上阳台帖》，两人冥冥中颇有渊源，虽所处之世相差逾千年，却都“是真名士自风流”。
这样的写法大约与他酷爱诗词有关。寓真说他中学时曾有幸师从陈寅恪先生的侄子陈封雄先生，打下了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也埋下了热爱传统诗词的种子。虽然后来蒙陈先生指点，没有选择中文而是从事了别的职业，但这种子却生根发芽，持续生长，终于枝繁叶茂。因为热爱诗词，他曾以一己之力编著了近二十万字的《六十年史诗笔记》，以四百多首诗词反映了自1949年至2009年六十年的时代风云； 因为热爱诗词，他对聂绀弩情有独钟，并利用工作之便，查询档案，以独特的视角为其立传；也因为热爱诗词，他对张伯驹景仰有加。寓真回忆，他是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偶然看到了一卷张伯驹手写的词稿，立即被吸引被震撼。喜好读诗也喜好作诗的寓真一直以当代人所作诗词多词语生硬、意味贫乏为憾，却在张伯驹的词中读出了古人的遗韵，心生仰慕，从此便处处留意其生平事迹及有关他的著述评介。但市面上有关张伯驹的传记大多哗众取宠，纯粹是为了迎合读者的猎奇心理，遮蔽了张伯驹的真实人生命运，失望之余，寓真决定重新为张伯驹立传。
史料仍是这本传记的亮点，寓真在整理聂绀弩档案时，也接触到了一些张伯驹的档案。为了写这本书，他又北上故宫博物院，南下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并辗转天津、西安、上海，以及张伯驹的老家河南项城等地搜集资料。这些尘封已久的史料穿插于书中，连缀起了张伯驹的一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张伯驹缘何弃功名而转文艺，他被绑架后营救过程中的世态炎凉，解放后他的思想脉络，他捐献文物的心路历程……一封封书信、一张张字据、一页页文件，白纸黑字，真实而厚重。
但这本书不是史料的堆砌，寓真在这些史料中贯注了自己的悲悯情怀和忧患意识，从而使这些史料具有了生命力，变得鲜活。常年的司法工作经历决定了寓真冷静自持的性格，但内在的诗人气质又让他变得敏锐善感，于是，写作成了他情绪宣泄的出口。在铺陈史实的同时，寓真常常联系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感悟，发一些议论。比如，他在翻阅研究聂绀弩的刑事档案后，对什么是真正的诗人、真正的文化人发了一通感慨；在说到张伯驹捐献文物时，他会结合自己审理的两桩文物捐献纠纷案进行一番分析； 在陈述张伯驹离婚及分家产案时，又谈了自己对法律的认识。史实、资料、议论的有机编排，也使这本书体现出了高雅的文学性。
如今的寓真，不受职位所累，不以写作为生，纯粹是为了兴趣而创作，也因此有了更多的自由。接下来，他又将目光转向了郁达夫之兄郁华，这个有着深厚文学造诣的大法官的人生经历，让寓真心有戚戚。也许，他也是写郁华的最合适的人选。期待着寓真的“传记三部曲”能够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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