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身世钩沉》,寓真著,三晋出版社2013年8月版,48.00元。
寓真
1942年生,1966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研习法律之余,涉猎金石文字,尤好诗词文学,自谓第一是诗人,第二是学人,第三是法官。作品有《聂绀弩刑事档案》、《六十年史诗笔记》、《体味写诗》等多部。
寓真原名李玉臻,上世纪80年代,他就开始用笔名“寓真”发表诗歌作品。他长期从事司法工作,曾任山西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现已退休。
寓真的所有作品都从诗词出发,他说自己喜欢聂绀弩的诗歌,“被那一脉诗魂感深肺腑”。他从聂绀弩的档案中,以事实为依据,系统揭示聂绀弩冤案的真相,汇成《聂绀弩刑事档案》一书。“我在他的刑事档案卷中辗转了几年,听了他许多剖心析胆的坦言,才算是对他熟悉化了。读懂了他这个人,才能读懂他的诗,也才懂得了他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与这人世间其他的人有何不同之处。”
《张伯驹身世钩沉》也是从诗词出发。从为张伯驹的父亲“正名”,到重新解释“张伯驹捐献书画”,寓真不是想为张伯驹作传,而只是“透过行为现象,观照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他发现流行书刊中对张伯驹有诸多不准确的描述,觉得需要“钩沉历史,道出真情”。
近日,在山西太原举行了《张伯驹身世钩沉》一书的研讨会,会上他简短发言:“我这本书自认为写的不是很成功,正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研讨会之前,寓真接受了南都记者的采访。他告诉记者,一直感兴趣的题材是“郁华大法官”。郁华是郁达夫的哥哥,对郁达夫影响也很大:“郁达夫的知名度更大,但是,是郁华把郁达夫带去了日本。郁达夫接受新事物比郁华快,但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他比郁华差多了。郁华是被特务暗杀的,是爱国人士,但知名度远不如郁达夫,这是我有一点不服的地方:为什么我们做法律的人要比做文学的人低啊?”
但是寓真说他老了,写不动了,写这样的作品太难了。他现在准备出的书,是他在当法官期间写的关于法律的文章,表达对法制建设的见解,另外也有关于他的收藏的内容,写起来比较轻松。“不像这种书这么费劲”,他指着《张伯驹身世钩沉》说。
张伯驹站在什么角度看父亲和家庭问题?
南都:《张伯驹身世钩沉》前言里写道,你最初读到张伯驹的一本诗词是在朋友的家里,具体内容是什么?
寓真:那是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去北京。花鸟画家王雪涛的儿子王珑跟我熟悉,他是研究美术史论的,我陪他考察过山西的天龙山等古迹,可惜后来他有了间歇性的精神病,就得住院,他的夫人温瑛基本就跟他分居。当时我去的时候,王珑家里有很多王雪涛的画作,还有很多手抄本,张伯驹的诗抄本就是真迹。我看了特别喜欢,可以读出很多古人的遗韵。如果当时我要拿的话,他也会给我,但我没有拿。现在他家的东西都不知道给谁拿走了。
南都:1990年代你还在法院任职,就开始热衷收集材料了?
寓真:对,那是法院最艰难的时候,压力太大,你要摆脱不出来的话就觉得心情很不愉快。这时我就去逛古董市场了。直到现在我基本上礼拜天都去,跑了这么多年收藏挺有意思的,收到一些民国时期好版本的书,像鲁迅、巴金他们早年的版本,还收集了一套1936年的初版《新文学选集》,全套收录了20位名家。
南都:法院的工作经历给你的研究提供了帮助么?
寓真:在法院时,北京曾搞过一个建院周年纪念展,展出了法院档案馆的资料,里面就有张伯驹20世纪五十年代自己手写的“自述材料”,写得非常好。后来我就把全部档案调出来看,这些档案都是关于他离婚和家庭事务的,不是保密的。我本来想写小文章,把他这个自述材料介绍一下,结果放着也没有精力写,耽搁了几年。后来又翻出来了,我对他的诗词早有研究,所以我想还是增加一些历史资料,把它写得宽一点。
南都:之前关于张伯驹的研究也不少吧?
寓真:我开始研究之后,也很注意报纸杂志上对他的一些资料介绍,还有之前几本书,包括东北一位女士写的《一代名士张伯驹》,我觉得他们都在编故事,迎合读者;还有,他们对张伯驹挖掘得不是很深,把他为国家捐献文物政治化了,好像张伯驹是个多么爱国的人士。我觉得从他的词里头看,他对时局的观察和个人的感触,不是那么回事。后来我把资料进一步收集就开始研究。
南都:全书用前三章的篇幅来写张伯驹的父亲,为什么?
寓真:材料收集了,我就注意到正式出版的中国近代史里,对张伯驹父亲张镇芳的介绍很不符合事实,很多是概念化的,或是从阶级斗争这种观念出发的。原因有三个:第一因为他是清末封建时代的官僚;第二他跟袁世凯是亲戚,又是袁世凯重用的人物;第三点,他参加了张勋复辟。从我们传统的政治观点看,张镇芳绝对是个反动人物,但是从张伯驹文章里头看,他对父亲特别爱戴和尊重,而且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里,张伯驹写了文章等于是为他父亲辩解,这个关系要理清楚。如果说张镇芳是个历史反动人物,那么张伯驹是站在一个什么角度上来看待父亲和家庭问题?我一直想把它搞清楚。
过去很多写张伯驹的书,都回避他父亲这一点,组织专家写的中国近代史都把张镇芳写得很糟糕,而我不能回避,因为张伯驹的整个思想形成、爱好和修养等方面,和父亲有很大的关系。张镇芳其实纯粹是传统的孔孟思想,所以我就在书里用很大的篇幅来写这部分。
张伯驹为何弃政从文?
南都:资料搜集上有哪些困难?
寓真:上海博物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馆我都去了。故宫的资料不多,南京的多一些,张镇芳的资料都在那。去南京的时候,馆长很热情,有一些档案还没整理出来,但我谈了意图之后,馆长亲自给调了一批资料。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比较谨慎,一般不提供很多资料,一些资料要给你盖一个章,表示不得向外引用。我回来斟酌了,有些尊重他们的意见就不引用,有一些我觉得不妨碍大局,就用了。我也去了天津和西安,最后还去了他老家河南项城,结果没有发现什么材料,都没保存。因为根据张伯驹的回忆,他家里是大地主,有3000亩土地,但项城县史志办的同志都不了解情况。后来我还联系了张恩岭,他是张伯驹的本家,他写的《张伯驹传》最近也在花城出版社重新出版了,但是我也没有从他那拿到新的材料。他的书是想表述自己观点,不赞成以前对张伯驹的说法。
南都:写《聂绀弩刑事档案》的时候,你开篇就把聂绀弩和杜甫诗中的“庾信”类比,而《张伯驹身世钩沉》开篇,你就把张伯驹和李白类比,这都源自你对诗词的热爱?
寓真:我中学是在长治二中读的,百年老校。“反右”以后,一批北京等地的文化人都下放到学校当教师。语文室的教研主任是陶訏,精通古汉语。教我高中三年的语文老师叫陈封雄,他的祖父是陈三立,父亲陈衡恪,他的叔父就是学贯中西的陈寅恪,在我们心目中树立起让人肃然瞻仰的形象。有一次陈封雄老师从北京回来,把他在西单旧书店买的一本《论衡》送给我,当时是看不懂的,但是对学习文言文是有帮助的。
中学时我就开始写旧体诗。一直没有间断,现在有两千多首古诗词作品,另外,我一生从事政法工作,在法院感受很多,比如在《张伯驹身世钩沉》第十四章《终于成了无产者》中,我也援引了我所亲身经历的文物捐赠的纠纷案件,两起案件让我对张伯驹捐献古代书画的事迹产生了疑虑。
其实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是传记作家,并不是意图写张伯驹或是聂绀弩的传记,我真实的想法就是想借助研究他们,来表达一些自己这么多年生活和工作上的感受,还有读书中的感悟。我也没有想到出版社、读者喜欢与否,我只考虑如何表达我自己。我的人生经历并不顺利,是个吃苦的人,所以回顾起来感慨很多,《张伯驹身世钩沉》也是表达自己的思想。
南都:除了张伯驹的自述材料和他父亲的“正名”之外,还有新发现的哪些材料?
寓真:另外一点是解释了张伯驹为什么成为一个文物、书法爱好者。其实他开始不是。他读书时是有政治抱负的,在军队上任过职,为什么转向?就是因为他父亲参与了张勋复辟,政治上的失败,让张伯驹彻底看清了这条路的风险,然后他才从政治上退出来,转到文学艺术上。
借说他父子关系的历史,我觉得有必要也把中国近代史上的法律也强调一下。我是学法律出身的,所以非常侧面地写这一段历史。我们的法制史没有说清楚民国前期的法治状况总体还是一种前进趋向的状态。张镇芳因为复辟受到刑事处罚,但这不是段芝贵、吴鼎昌等人可以左右的,检察长可以对判决产生影响,但是判决权在大理院,推事的独立审判权是受到法律保障的。我在法院工作多年,司法不公正的现象是大量存在的,老百姓对法院非常不信任,打官司没有不走关系的,只要我们真正设定了司法独立,建设现代的法官和法院制度,它就不存在这样的不公。这些其实都是我个人工作的感悟。
给张伯驹捐献文物“正名”
南都:对张伯驹捐献文物是爱国行为这段“历史佳话”,你也做了“正名”。
寓真:对。1952年,在郑振铎的商谈下,张伯驹将《游春图》捐给故宫,然后,他通过统战部将李白的《上阳台帖》赠送给毛泽东,还有八件珍贵的古代书画捐献给了文化部。这是出于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知识分子追求进步,他为了表达这种心情;第二个,确实是文化部找他要了,要充实故宫博物院;第三个就是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买公债,这是爱国行为,大家都认为张伯驹有钱,实际上他拿不出现金来,他就回去和潘素商量,只能把书画拿出来,买公债了。
按照张伯驹自述,他收集字画“宗旨是为保存研究国家的文物”,“研究工作终了,将来是贡献于国家的”。这是他的真实意图也是最终目的,但是他的研究工作何时终了呢?他捐献的时间,似乎比他所说的“将来”大为提前了。“自愿”是无可怀疑的,但那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如果他不主动捐献,就可能会按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若干政策”,判决“国家收购”。
按照张伯驹的意图,他捐献全部文物的时候,应该是他研究成果发表的时候,而且应该有一个捐献的仪式吧?做一个展览或是公告?在新闻上有所表示?这些都没有做到。他的捐献等于是最终心愿,但不是他当时的心愿。
南都:哪些材料是舍弃的?
寓真:比如当时他在吉林写过一份检查,非常长,这个材料在吉林的一个教授那里,章诒和曾写文章透露了一点内容。“文革”中的检查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自述材料”不是一回事,可想而知。1950年代进入新社会,张伯驹会有新奇的思想,知识分子从内心想走进新社会,他说自己有罪恶,有一种真诚在里面,但“文化大革命”时就是应付政治形势了,并不是真心话。这个材料跟我这本书的思路也不一样。我书中的结尾是京剧,张伯驹对京剧的痴迷超过了诗词,特别能反映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那种从骨子里的爱好。
南都:对张伯驹诗词的喜爱会影响你的写作么?关于历史的钩沉还是需要很理性的判断,是吗?
寓真:我觉得我不善于从理性方面挖掘历史人物,我也没有刻意来对哪个人做出整体的评价,只不过是通过这些历史材料来呈现,我这本书不是历史著作。我更愿意选一些细节来说明一个人的品格。
南都:写张伯驹跟写聂绀弩有什么可以类比的地方?
寓真:两本书贯穿的东西都是“文化”。他俩所处的时代不同,张伯驹我着重是写民国时期的事情,而聂绀弩主要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他们的经历也有所不同,但完整看下来,两个人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诗词、京剧、书画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精粹,这些都集中在张伯驹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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