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璜生在北京的地下书房兼画室“沁绿园”。
书房里挂着王璜生的实验水墨画。
王璜生正在读的书多与知识分子、公民社会有关。
画家王玉平即兴为抽烟斗的王璜生创作的画作《老王画老王》。
王璜生
广东揭阳人，1956年生。曾任广东美术馆馆长，现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一级美术师。
喜欢王璜生画作的人，或许对他题跋中时常出现的“绿川书屋”留有印象。那是王璜生在广州时给书房起的名字。四年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王璜生调任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这间“绿川书屋”却因体量过大，未能同他一齐北上。为了延续这份平和的诗意，他给北京的书房起了个新名字“沁绿园”。新书房由他买房时附带的一间100多平米的半地下室改造而成，门口有一个小小的花园。
能将美术馆做得风生水起，经营家中书房自然不在话下。为了解决地下室光线不足的问题，王璜生安装了各种美术馆做展时常用的灯光。每一处光必有所指，绝不滥用。至于地下室天花板上错综复杂的水、电管道，王璜生用两个层面的吊顶加以遮蔽，进而又巧妙地分割书房两块功能区：一进门是靠窗的书桌和会客、饮茶的红色沙发；往里则是靠墙的整排书架和向外扩展的画室。
写诗词的古典少年
在王璜生的书架上，码放的多是视觉艺术和美术史论的书籍。“社科类的书和文学、史料，多数留在广州陪我太太了。”王璜生说，他的阅读是从中国古典文学起步的。
王璜生出生于岭东书画世家。一上小学，就碰上“文革”，又因为是“黑五类”，读书学学停停。小学毕业后，一家人“被下乡”到揭阳炮台塘边村。心疼儿女中断学业，父亲王兰若亲自教王璜生和姐姐画画、书法以及画论。“画论一定要背得琅琅上口。”王璜生说，中国古代画论对他影响颇大，“除了对中国古典美学形成初步理解外，也得到古典文学阅读训练。”
为让姐弟俩打好古文底子，王兰若还特地请来潮汕地区的古典文学大家蔡起贤先生，教他们训诂、格律、音韵，尤其是古体诗词。“蔡老师是中山大学詹安泰先生的弟子，詹先生十分器重他。但他从五十年代起就背上‘右派’的黑锅。”蔡起贤经常深入分析不同诗人词人在格律、音韵方面的不同特点和效果。“他特别推崇杜甫、李贺、杜牧、温庭筠。除了欣赏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的豪放风格外，更喜欢分析周邦彦、姜白石、柳永等的用词遣句的音韵之美。”
到了1973年9月，一家人终于搬迁回城。又因为担心高中毕业后要上山下乡，王璜生辍学来到一个街道的机械小工厂工作。每月领着26元的工资，负责画图和抄送报表。这期间，他仍未中断写诗填词，那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心境以及“东方堂吉诃德式的美丽幻想”，至今仍历历在目。
据王璜生统计，少年时代他写了一千多首诗词，“满满一箱子笔记本”，都放在绿川书屋。有一次他将所写的部分诗词送给在广州的父执、著名诗人黄雨。“老人家看完后哈哈大笑，说真想不到你这样的年轻人能写出这样的古典诗词。”
“乱读书”的80年代
1978年后，汕头地区各种门类的“学习小组”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当时王璜生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就跟爱好文学、诗歌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开学习班，交换读书，讨论问题。到了1981年，他们组织的一批青年团体如“汕头青年美术协会”成立，出版刊物、举办讲座，风潮更盛。
除了开始大量阅读汉译名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的那套《走向未来》丛书深刻影响了包括他在内的一代人，“特别是对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现代性问题的论述”。1985年，王璜生到北京补习外语，正好赶上“八五新潮”，外语没怎么学，倒是接触了当时活跃的“星星画派”及不少中国现代艺术群体和活动。回想八十年代初的阅读经历，王璜生坦言有点“乱读书”的意味：“想到什么读什么，信马由缰，很难说有什么知识体系。”但他也强调，“这份人文冲动还是挺重要的”。
1987年读研后，王璜生把学问的重心都放在中国古代画论和美术史论上。他曾一度热衷于接受美学、阐释学等，希望在了解批评方法论后，对研究中国美术史找到新的路径，对现代艺术有更多介入。吊诡的是，沉迷“现代”的他突然被导师拉去编写明清美术史，他负责研究的对象是明末国画大师陈洪绶。“明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阶段，不只是陈洪绶，很多人都是处在变革、社会动荡阶段，文化需要变革，人的思想也比较奇特。”某种程度上，对陈洪绶的研究的那几年，恰好帮助王璜生去思考当代文化的转型和去向等问题。
美术馆应推进知识发展
1996年，王璜生入职广东美术馆。谈及为何选择美术馆，王璜生说，之前的阅读经验告诉他，国际上很多美术史研究都是由美术馆主办的，抱着“美术馆肯定也能做事儿”的心态，他将大量时间都放在具体工作当中，系统研究和思考美术馆学的方方面面。
王璜生最近在读《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他认为，像哈贝马斯和福柯探讨知识结构和公共空间等理论，对反思美术馆管理很有借鉴意义。这几年，王璜生一直“鼓吹”美术馆应该是生产知识的机构。他说，美术馆不是灌输者，而应是知识的提供者和对话参与者。“中国的美术馆恰在这一功能上特别薄弱。谁来做展览几个作品一过就完事了。无论是做展览还是做研究，都是一系列的知识建构。而同时，美术馆也应该提供和鼓励公众包括知识分子的参与，甚至对话和解构所谓的已然的‘知识’。这些都是美术馆应该思考，也可能做到的。”他最近刚出版的著作叫《作为知识生产的美术馆》，是其《美术馆的台前幕后》系列文集的第一辑，主要阐述的就是这个问题。
王璜生一直重视对史料的搜集和图书资料室的建立工作。他计划着未来不久，自己能建一个小小的私人图书馆，或许就叫“绿川书馆”，将全家这么多年来有意无意积累下来的书拿出来与周围人分享。“我的藏书主要是视觉方面，我太太主要是文学方面，我儿子现在购书最多，他读历史的，而我们共同的是人文社科方面的。这可能会构成一个很有意思的图书收藏。图书是需要与人分享的。”
广东揭阳人，1956年生。曾任广东美术馆馆长，现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一级美术师。
喜欢王璜生画作的人，或许对他题跋中时常出现的“绿川书屋”留有印象。那是王璜生在广州时给书房起的名字。四年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王璜生调任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这间“绿川书屋”却因体量过大，未能同他一齐北上。为了延续这份平和的诗意，他给北京的书房起了个新名字“沁绿园”。新书房由他买房时附带的一间100多平米的半地下室改造而成，门口有一个小小的花园。
能将美术馆做得风生水起，经营家中书房自然不在话下。为了解决地下室光线不足的问题，王璜生安装了各种美术馆做展时常用的灯光。每一处光必有所指，绝不滥用。至于地下室天花板上错综复杂的水、电管道，王璜生用两个层面的吊顶加以遮蔽，进而又巧妙地分割书房两块功能区：一进门是靠窗的书桌和会客、饮茶的红色沙发；往里则是靠墙的整排书架和向外扩展的画室。
写诗词的古典少年
在王璜生的书架上，码放的多是视觉艺术和美术史论的书籍。“社科类的书和文学、史料，多数留在广州陪我太太了。”王璜生说，他的阅读是从中国古典文学起步的。
王璜生出生于岭东书画世家。一上小学，就碰上“文革”，又因为是“黑五类”，读书学学停停。小学毕业后，一家人“被下乡”到揭阳炮台塘边村。心疼儿女中断学业，父亲王兰若亲自教王璜生和姐姐画画、书法以及画论。“画论一定要背得琅琅上口。”王璜生说，中国古代画论对他影响颇大，“除了对中国古典美学形成初步理解外，也得到古典文学阅读训练。”
为让姐弟俩打好古文底子，王兰若还特地请来潮汕地区的古典文学大家蔡起贤先生，教他们训诂、格律、音韵，尤其是古体诗词。“蔡老师是中山大学詹安泰先生的弟子，詹先生十分器重他。但他从五十年代起就背上‘右派’的黑锅。”蔡起贤经常深入分析不同诗人词人在格律、音韵方面的不同特点和效果。“他特别推崇杜甫、李贺、杜牧、温庭筠。除了欣赏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的豪放风格外，更喜欢分析周邦彦、姜白石、柳永等的用词遣句的音韵之美。”
到了1973年9月，一家人终于搬迁回城。又因为担心高中毕业后要上山下乡，王璜生辍学来到一个街道的机械小工厂工作。每月领着26元的工资，负责画图和抄送报表。这期间，他仍未中断写诗填词，那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心境以及“东方堂吉诃德式的美丽幻想”，至今仍历历在目。
据王璜生统计，少年时代他写了一千多首诗词，“满满一箱子笔记本”，都放在绿川书屋。有一次他将所写的部分诗词送给在广州的父执、著名诗人黄雨。“老人家看完后哈哈大笑，说真想不到你这样的年轻人能写出这样的古典诗词。”
“乱读书”的80年代
1978年后，汕头地区各种门类的“学习小组”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当时王璜生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就跟爱好文学、诗歌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开学习班，交换读书，讨论问题。到了1981年，他们组织的一批青年团体如“汕头青年美术协会”成立，出版刊物、举办讲座，风潮更盛。
除了开始大量阅读汉译名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的那套《走向未来》丛书深刻影响了包括他在内的一代人，“特别是对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现代性问题的论述”。1985年，王璜生到北京补习外语，正好赶上“八五新潮”，外语没怎么学，倒是接触了当时活跃的“星星画派”及不少中国现代艺术群体和活动。回想八十年代初的阅读经历，王璜生坦言有点“乱读书”的意味：“想到什么读什么，信马由缰，很难说有什么知识体系。”但他也强调，“这份人文冲动还是挺重要的”。
1987年读研后，王璜生把学问的重心都放在中国古代画论和美术史论上。他曾一度热衷于接受美学、阐释学等，希望在了解批评方法论后，对研究中国美术史找到新的路径，对现代艺术有更多介入。吊诡的是，沉迷“现代”的他突然被导师拉去编写明清美术史，他负责研究的对象是明末国画大师陈洪绶。“明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阶段，不只是陈洪绶，很多人都是处在变革、社会动荡阶段，文化需要变革，人的思想也比较奇特。”某种程度上，对陈洪绶的研究的那几年，恰好帮助王璜生去思考当代文化的转型和去向等问题。
美术馆应推进知识发展
1996年，王璜生入职广东美术馆。谈及为何选择美术馆，王璜生说，之前的阅读经验告诉他，国际上很多美术史研究都是由美术馆主办的，抱着“美术馆肯定也能做事儿”的心态，他将大量时间都放在具体工作当中，系统研究和思考美术馆学的方方面面。
王璜生最近在读《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他认为，像哈贝马斯和福柯探讨知识结构和公共空间等理论，对反思美术馆管理很有借鉴意义。这几年，王璜生一直“鼓吹”美术馆应该是生产知识的机构。他说，美术馆不是灌输者，而应是知识的提供者和对话参与者。“中国的美术馆恰在这一功能上特别薄弱。谁来做展览几个作品一过就完事了。无论是做展览还是做研究，都是一系列的知识建构。而同时，美术馆也应该提供和鼓励公众包括知识分子的参与，甚至对话和解构所谓的已然的‘知识’。这些都是美术馆应该思考，也可能做到的。”他最近刚出版的著作叫《作为知识生产的美术馆》，是其《美术馆的台前幕后》系列文集的第一辑，主要阐述的就是这个问题。
王璜生一直重视对史料的搜集和图书资料室的建立工作。他计划着未来不久，自己能建一个小小的私人图书馆，或许就叫“绿川书馆”，将全家这么多年来有意无意积累下来的书拿出来与周围人分享。“我的藏书主要是视觉方面，我太太主要是文学方面，我儿子现在购书最多，他读历史的，而我们共同的是人文社科方面的。这可能会构成一个很有意思的图书收藏。图书是需要与人分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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