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丨汪春泓《唐前文史新探》出版

《唐前文史新探》为作者近年来关于唐前文史类文献所撰论文集。书中共收录14篇论文，聚焦于《史记》《汉书》《文心雕龙》《文选》等典籍中值得挖掘的课题，从文体学、文献学、思想史、文学批评史等多种维度，通过对大量文献史料的梳理与阐发，探究了许多具有价值的学术问题。这些文章多从特定的为人轻忽的细节出发，体现着作者的治学风格。

作者汪春泓教授，长期致力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研究及教学，迄今已发表本专业领域论文近百篇，2014年曾在我社出版《史汉研究》论文集。此次将最新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以飨学林。

继《史汉研究》之后，本书循着文史结合的研究方向继续思考，其重点落在“文”的概念之形成，以及在此概念的影响下，文在两汉的实践与发展。思考落实到司马迁、邹阳、冯衍、张衡等重要历史人物身上，从思想内涵到形式技巧，观其个体之演进，到最后由刘勰《文心雕龙》作总结。此外，诸子学和六朝文学也一直是作者关注的学术重点。书中有关《庄子》和《兰亭集序》的论文，展示了作者从新视角来探究老课题的尝试。

本书作者汪春泓，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1994—2006年曾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此后曾担任澳门大学中国文学系代系主任、岭南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现为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领域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之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发表专业学术期刊论文100余篇，出版《史汉研究》等专著。担任《岭南学报》副主编、《新亚学报》编委、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学史料学会古代分会常务理事，曾担任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等。

内文选读

结合《文心雕龙》《文选》详勘司马迁对于“文”之体认

（节选）

一、《史记》辞赋发端叙事以及扬雄、刘勰之回应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的重要性已被关注。属文之道至司马迁，文章学史上已有“文章两司马”之美誉。反思近几十年来，文学批评界论述司马迁者大多局限于太史公《报任安书》“发愤著书”之说，以及连带《史记·屈原列传》“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之心理分析，惜乎未能详勘司马迁对于“文”及“文学”之认识，因为文或文学岂止缘于人生遭际而形成的政治倾向、思想情感，所谓“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古今人类情感处于大致恒定波幅之内，然而文之“新变”则侧重于所担荷积愫之载体，即文之形式一边，在情与文之间，即使为情而造文，但是情不能代表文之全部，举凡任何文本皆存在内容与形式或抒情与技巧之两端，然则形式一端涉及语言艺术与修辞手段，况且内容和形式又密不可分，形式乃有意味之形式，它们正是“文”日趋成熟的标志。当司马迁了然于心并付诸书写实践，成就“无韵之《离骚》”矣，已达到“惊采绝艳”之境界，故其写作经验和理论即使尚未和盘托出，但今人却可依据《史记》为之概括和总结。

辞赋、辞人在汉代如何发端、生长？其初始轨迹先有司马迁关注、记录，而刘勰对此也深有会心，当然于《史记》辞赋叙事之接受，中间还受刘向、扬雄等人之影响，此在《文心雕龙》皆宛然可见。《文心雕龙·程器》篇云：“《周书》论士，方之梓材，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而近代辞人，务华弃实。”力求矫正，则须回复到“衔华而佩实”之轨道，显然华与实相辅相成，文采亦绝不可轻忽。由于《史记》论“文”或隐或显，散见于各篇，犹如卞和之璧尚需开掘。故此，要真正把握司马迁文章学思想，一则要回归《史记》之整体，以作通盘之分析和阐发，另则南朝齐、梁问世之《文心雕龙》和《文选》亦可资借鉴，在辨析司马迁、班固、刘勰和萧统等观念异同之后，可用以反顾司马迁关于“文”之体认。

《通变》篇曰：“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此绝非厚古薄今之泛论，乃基于揣摩两汉（尤其前汉）文章之后，刘勰针对“今”之文风所提出的批评，若要规训文章撰写循乎正道，认为若衡量范文之价值，汉篇显然迥出乎宋集之上。今人应重视刘勰文章学叙事重点之所在，按《时序》篇云：“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余采，莫与比盛……”此以屈原及其《离骚》为众星之共主，辞赋之灵魂，贯串起整个西汉文章学史，从《诗经》之诗人，到写作辞赋之辞人，自有其内在关联性，按扬雄《法言·吾子》曰：“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景差等赋家被扬雄定性为辞人，枚乘则承战国而启两汉，地位特殊。而关于屈原与此辈之差异，《屈原列传》最早指出：“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谏。”区分屈、宋，“辞赋”一词缘此而生，并关注辞赋和风（讽）谏的关系，后之《楚辞》专家，譬如刘向、扬雄、刘勰等无不认同此一定论，亦反映于以后文学史之叙事。

而从《诗》以至赋，虽以“丽”为其共同审美价值观，然而，一则节之以“则”，另则却纵逸为“淫”，而为何辞赋与《诗经》之间竟有如此分别？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等关于屈《骚》流变之分析，均从各自处境有感而发，刘勰于《辨骚》篇领悟在文章学史上，自《诗》过渡到诗赋，《骚》实居“文”滥觞之地位。关于“则”，按《诠赋》篇云：“《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由此可知，赋之正面一端多来自《诗》，而负面性因素却可追溯至《楚辞》。同时也诠释上述“丽以则”之“则”，它既有天道法则之性质，更集合《明诗》篇所谓“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之众美于一体；《原道》篇云：“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刘勰分明看清商周时代，由人文演进之趋势，“文胜其质”乃不可逆转之潮流，可是《诗》之“《雅》《颂》所被，英华日新”，它始终维系在“衔华而佩实”之平衡点上，否则过犹不及；有鉴于此，扬雄《法言·吾子》自释曰：“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如果从文学角度看，“辞胜事则赋”，辞包含创造性、超越性、审美性、娱乐性、雄辩性、批判性及陌生感、共情感、诙谐感等特质。扬雄是从辞与事相对应来看待赋之为体的特点，总之，“事、辞称则经”，可是经之出现，确乎为后世不可企及的古代范本，故“辞胜事”日益成为后世写作之常态，言过其实，而非辞、事相埒，此正出于辞赋写作之需要，也顺应着人类审美心理之期待。

扬雄《法言·吾子》又曰：“或欲学《苍颉》《史篇》。曰：‘史乎！史乎！愈于妄阙也。’”观《汉志》之“六艺略”所列五经之后，则为《论语》《孝经》（《尔雅》附）、小学三目，此《苍颉》《史篇》属于小学家，经汪荣宝之考证，指《苍颉》与《史篇》并举，故《史篇》就是列于《汉志》小学十家之一之《史籀》十五篇；而作为小学十家之一扬雄所撰《训纂》及《苍颉训纂》各一篇与《苍颉》《史篇》一起均列于《汉志》小学家类之中。此也佐证《练字》篇在《文心雕龙》全书中的重要地位，此乃文章学发端之根基，宗经若离开《练字》，犹如五经缺乏“小学”基础之支撑，文学偏离了文轨，则“三十而立”就无从谈起，从根本而言文章正是语言文字的艺术。

而就书写主体和文体功能而言，从《汉志》以观“六艺略”之《诗》至“诗赋略”之赋，其间所发生之变迁，由于《汉志》特表礼乐文明已告式微，《诗》学转而由布衣之士始唱主角，其间则以荀、屈为转折点，自荀卿、屈原“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自此以降，所衍生出宋玉、唐勒，以至汉代枚乘、司马相如以及扬雄之作，扬雄区分“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与《汉志》同调，清晰地揭示《诗》、歌诗以及辞赋之流变。故而上述所谓“丽以淫”之“淫”，实质上指其“作赋以风”作用日渐淡化，甚至被翻转而呈扬雄所谓“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之尴尬，遂违背讽谏之初衷，后人品味宋玉等楚国末期到西汉时代辞人之作品，始见其炫耀才华和娱己悦人之特点。而在文丽表象之下，也流露其伤时忧生、怀才不遇之低徊倾诉，一言以蔽之，文章之国家主义功能逐渐被个体抒情需求所取代，也就是文艺特质势压政治意识、意味一头，《时序》所云“虽世渐百龄……灵均余影，于是乎在”，已经描绘此种迹象。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之《〈淮南子〉与刘安的时代》一章谈及：“汉高起丰沛，特贵楚声。而自贾谊以来，屈原的遭遇及《离骚》的文体，给汉初文人以莫大的感召，酿成新兴的汉赋的文学风潮，倾动朝野。”此符合《史记》所记述《骚》体演进之脉络，亦符合汉代辞赋发展之史实；同时文学想象和夸张等自由空间也得以大大拓展，极尽铺张扬厉、丽靡夸饰之能事，于是成为辞赋之艺术特点，此一并被扬雄指斥为“淫”之表征。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