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虽然创始未久,天造草昧,却如火如荼,目前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显学”了。它在信息的搜集和资料的整理方面表现出来的强大能力,已经远远超越了人所能及的范围,甚至已经开始从材料中提炼。回想起20多年前,随着个人计算机的普及,很多学者开始利用各种数据库检索来从事古代文史研究,有经济能力的学术单位和个人纷纷建立各种数据库,对于当时的文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那次冲击的特点,是计算机可以代替人工很容易地找到想要的材料,因此,如果学者从事的是那种用计算机就很容易提供详尽资料的研究,那就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其学术评价当然也就不会很高。例如过去考释古代汉语字词意义,使用的最基本的方法是排比归纳法,即全面地搜索要考察的词语的用例,通过排比、分类,归纳出它的意义。这本来是解决词语意义的最根本的方法,由于传统时代人工搜集资料的困难,运用这一方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被给予高度评价。但是数据库的建立使得检索词语变得非常容易,凡是能够通过简单的检索就可以得到大体相同的结论的研究,就逐渐变得无足轻重。整个文史研究的领域,都有类似的问题。但是,对文史研究者来说,这实际上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字词的考释、制度的考证,还是现象的描述,学者对于相同材料的认知程度和综合分析能力,越来越成为论著学术含金量的砝码。很多人呼吁更新学科范式的时候,仍然徘徊在将旧的方法转移到另外一些材料上,或者用一些新的材料来证明一些旧方法的有效性。这样的工作,恐怕不能叫作创新,遑论范式的改革。如果学术研究是为了提升人类的认知水平的话,那么,这样的研究就很容易失去价值认同。而这一次的AI数字人文的变革更加深远,它使得旧有的矛盾更加尖锐。图像、地图、数据库引擎、应用软件、主题网站、情感图谱、虚拟-实体结合、建模……这一切,光是听一下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对于在手机和计算机屏幕前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AI正在深刻地改变我们的学术传统。我甚至怀疑,今后的学术研究,是不是还要写论文、写专著?我们引以为傲的学术著作,是否会被能够自动生成的数据库取代?人类的智慧,将从解决问题,转变为提出导向性的问题;而AI将成为解决问题的学术劳工。学术史揭示的真相是,无论科技如何发展,学术研究的真正价值,体现在这种研究中凝聚着多少“人”的智慧。这是分析现象的能力,综合知识的能力,决定研究的方向和目的的能力,也体现出研究者对于世界与社会人生的思考能力。这才是人文学科的价值。技术发展,在自然科学领域的价值似乎更明显。例如一位优秀的数学家呕心沥血数十年证明的一个定理,AI可能瞬间就可以证明对或者错。但是,数学工具越发达,对于自然世界的认识的深度,却依然需要人类去理解,再伟大的AI,也只能揭示现象,对于本质的认识,对于科技去向何方,始终是人类自己的事情。在任何一个科技大发展的时代,总会出现科技与人文的对话,甚至论战,但每一次,人类总会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理解科技,科技也总能把人带到一个新的认知高度。科技的进步必然会促使人的认知的进步,真正危险的是,人不但跟自己卷,也要跟科技产生的AI卷,人类究竟会越来越自由,还是越来越奴化?人的“异化”(马克思),“异世界化”(海德格尔),现在走到了一个新的路口:过去被认为是人类智慧的很多东西,被证明本质上只是一种“算法”而已,真正面临挑战的,是过去人类引以为傲的“智慧”,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它直接挑战人类理性的高贵。这是人类的智慧发展到要掘自己的墓的时代。就学术研究而言,AI能够做越来越多的事情,所有的不包含人类思想的简单知识的探索,终将被淘汰。就目前所能见到的程度而言,所有的,如果其本质是算法的学术研究,也终将被淘汰。在这样的时刻,人文学科,史无前例地突显出应当独立于自然科学的必要性,或者说优越性。19世纪以前,人类几乎一直是认为人的“智慧”,或者“哲学”,是超越所有具体科学之上的。从19世纪以来,由于自然科学取得的伟大成就,导致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压倒一切,人文学科开始以自己是否具有科学的精确性而怀疑自己。当结构语言学的“发现程序”(discovery procedure)像一台精准的机器一样切分自然语言,人文学科首次为自己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而欢欣鼓舞,语言学也以自己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人文学科而笑傲江湖。当乔姆斯基提出他的转换生成语法,将自然语言处理为极少数的原则和规则,从而在自然语言的处理、人机对话上走出革命性的一步,这种精确性的追求可以说是登峰造极。20世纪,结构主义横扫西方人文学科领域,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无不受其深刻影响。但是,无论转换生成语法如何进步,无论它可以处理多少纷繁复杂的句法形式,几十年间,却始终无法解决自然语言的意义的生成问题。在乔姆斯基最后的Minimalist Program中,意义最终还是被无情地悬置起来了。这难道不能说明人类的认识中,始终有一些部分,是不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衡量的吗?有限是浮在无限的深渊之上的,精确的黑暗处,必定是不能被精确化的世界。这无限与不精确,才是世界的本质,也是人的本质。假如人能被精确定义,那么人与机器有何区别?这样说,倒不是要否认人文学科的精确性,而是说,定义、逻辑、理性的精确性之外,始终有一种作为人的认知的能动性,它不可捉摸,研究者自己都无法控制。而这,才是创新能力的本质。人对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也同样有这种本质性的规定。因此,今天的人文学科,恰恰不是要更深地成为自然科学的附庸,而是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要争取独立于自然科学的地位。这种紧迫感,不是因为要保持自己的学科领地这种自私的利益冲突(事实上,旧有的学科已经不可避免在被打破,主张保持旧有学科限制的人无非是担忧自己的学术成果失去学科的依托而显得一文不值,这是何等脆弱的研究),而是基于人类对自身“智慧”的反省,对自身“价值”的确认。因此,我理解的数字人文,不是“数字的人文”,更不是“人文的数字化”,而是“站在数字之上的人文”。人文所站的地方,是无限的世界,数字只是一种呈现方式,甚至不是重要的呈现方式。人文研究,要超越数字世界。哪怕离开数字,也仍然是可与天公试比高的昆仑悬圃,而不是数字沙漠中的一湾月牙湖。
《岭南学报复刊第二十五辑:数字人文与古代文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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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徐刚, 主编
出版时间:2026年0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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