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备考、择校到毕业，谁能跨过大学文凭这条分界线？

下午5点，距离常春藤盟校普林斯顿大学公布录取结果还有45分钟，来自移民家庭的高中生莎侬·托里斯躲在公园的一张长椅上，紧张得手都在抖。为了守住年级第一的位置，她每天都学习到很晚；因为她喝了太多咖啡，咖啡因已经对她无效了。然而事与愿违，手机屏幕上赫然出现“深表遗憾”，莎侬希望通过顶级名校文凭改变命运的梦想泡汤了。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为莎侬梦寐以求的在社会中向上寻找新位置的过程取了个名字：社会流动。多年来，美国资深记者保罗·塔夫一直关注着这一话题，他发现：在如今的美国，社会流动的关键在于你上没上大学、上的什么大学；这个国家好似正在分裂成两个独立且不平等的国家，大学文凭则是它们之间的分界线；而从备考、择校到毕业，来自弱势群体的学生很少有试错余地。

塔夫几乎走遍了美国，拜访名校、参观高中、旁听辅导班，甚至去学生的家里……在此过程中，他访谈了高等教育领域的诸多相关人士：炙手可热的SAT/ACT辅导班老师，在指标压力和良心间挣扎的招生官，给寒门学生寄送大学信息资料包的研究人员，研究教育与社会的学者，试图用技术抹平贫富差距的在线教育平台负责人……塔夫尤其关注高等教育的核心——学生，让人看到在宏观叙事和数据之下，个体的酸甜苦辣。塔夫将这一切写成了一本书——《不平等的大学：美国高等教育如何影响社会分层》，近日由译林出版社推出简中版。

录取通知书花落谁家，取决于哪些因素

关于这个问题，最明显的答案当然是考试分数，具体而言便是“美国高考”SAT/ACT的分数。但走进备考辅导班后，塔夫发现，富裕家庭可以给孩子买来名师一对一培训，而且课上很少讲知识，而是讲投机取巧的解题窍门，以及如何通过饮食、运动等来应对压力。个中原因令人五味杂陈——富裕家庭重视孩子培养，他们在走进辅导班前的成绩本就不差，分数不高主要是因为过于焦虑。根据大学理事会的数据，学生的SAT分数与家庭收入呈直接线性关系：家庭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学生，平均成绩为1326分（满分2400分）；家庭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学生，其平均成绩为1714分。难怪美国有个笑话：SAT这三个字母实际上是“学生富裕程度测试”（Student Affluence Test）的缩写。

考试分数影响择校。鼎鼎大名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榜偏爱SAT均分高、录取门槛高的学校，而学生和家长往往根据这张榜单来择校。于是，各所大学为了来年的排名和申请人数，更愿意录取高分学生。一个闭环由此形成：富裕家庭花钱获得备考优势→想要优质生源的大学录取高分优生→排名系统提升大学位次→次年吸引更多高分的有钱学生→富家子弟花更多钱，以求把分数提到更高水平。

如果资金充裕，许多大学未必像如今这样偏爱富家子弟。哈佛、耶鲁等精英院校享有校友的巨额捐赠，但其录取的低收入家庭学生反而是最少的。这是因为保持精英地位固然需要高分学生，但更需要有钱学生。多年从事招生工作的乔恩用最直白的语言说出了一个真相：“‘精英’这个词的意思是‘没有穷人添乱’。”至于大多数私立大学，它们高度依赖学费收入。录取一个需要全额资助的寒门优生，学校不仅赚不到钱，还必须拨出补贴。不是招生官不想招录更多低收入、有色人种学生，而是这一愿望难免被学费收入、维持SAT均分和大学排名这些优先事项挤到后面。夹在指标压力和个人良心之间，招生人员有时不得不拒绝那些他们原本想录取的学生。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者塔拉·韦斯特弗说：“（本书）有力地反思了我们面对的现实偏离理想有多远。”塔夫不仅具体地呈现了这种“远”，还把各个因素之间的因果逻辑拆解清楚，让人看到这种“远”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试图回答：明明没有人故意作恶，为何大学变成了一台延续而非消除不平等的机器？

金榜题名之后，挑战才刚刚开始

寒门子弟上名校，这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励志故事，可少有人追问一句：然后呢？塔夫观察到，对许多来自中低收入阶层的学生来说，和同学的差距让人无所适从，大学生活的自由成了堕落的温床，而且即便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到了找工作时，HR也不会放过进校前的差距。

特雷弗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偏远小镇，是家族中第一个大学生，全家的希望。可入学后，他发现每个人都比自己有条理，知道该做什么，而他不仅生活一团乱，学业也跟不上，后来索性自暴自弃，直到不得不辍学回家。特雷弗不是个例。塔夫指出，以得克萨斯大学奥斯分校为例，黑人和拉美裔学生按时毕业的比例不到40%，而白人学生的毕业率达到57%；比起父母双方上过大学的学生，父母未上过大学的第一代大学生的按时毕业率低20多个百分点；家庭收入较高的学生大多按时毕业，而贫困孩子大多不能。

除了学业问题，大学还有其他的冲击。琪琪来自低收入家庭，进入普林斯顿后加入了低收入学生组织，本以为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却很快发现：“我和普林斯顿对低收入的定义有天壤之别。”在仿若维多利亚时代会客厅的教室里，琪琪怀疑其他人都认为她不属于这里；除了她身旁的两把椅子，桌子旁的其他座位都坐满了。她以为努力可以带她去任何地方，可在顶尖名校的圈子里，努力的姿态也很重要——从容、漫不经心才值得称道，严肃认真的琪琪们早已被无形地排除在游戏之外。

但是，如果能够换来一份好工作，那么在大学忍受阶层带来的文化冲击冲击也是值得的，不是吗？真相也许没有这么乐观。社会学家劳伦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名校毕业生首先考虑的职业选择，比如顶级律师事务所、管理咨询公司和投资银行，在聘用初级岗位人员时依据的不是应聘者大学期间的成绩，而是他们几年前刚到大学时的身份。尽管录取通知书是几年前的旧事，但“一流的人去一流的学校”。“我们喜欢去哈佛和耶鲁这样的学校面试。但工程系里那些绩点4.0，戴着巨大的眼镜，没有朋友，整天只知道啃课本的学生，他们是没有机会的。”精英大学的低收入学生大多不了解这一游戏规则，不明白起跑哨声早在多年前就已响起。

《连线》杂志评价本书写出了“年轻人进入大学并努力留下这一昂贵、混乱、令人生畏的过程”。《美国生活》主持人艾拉·格拉斯也说：“保罗·塔夫在扣人心弦的个人叙事与高等教育的全局真相之间自如切换。听他讲述这些学生的故事，你不可能不为他们动容、愤慨。”在高等教育领域，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决定都切实影响着某些人的命运，书中的故事不只是书中人的故事，可能就是我们身边人的经历。

大学的变化，反映着整个社会的变化

《不平等的大学》并没有把高等教育写成一个封闭的小世界。相反，塔夫不断提醒读者：大学只是把整个社会的分层、偏见和资源分配方式集中呈现出来。谁从小能上好学校，谁家有人懂申请规则，谁能花钱补习，谁敢选择有风险但回报更大的课程，谁在遭遇挫折时有人伸手拉一把——这些看似发生在校园里的问题，和校园之外的世界盘根错节。

本书最后，塔夫把视野拉回美国历史，指出美国曾经通过鼓励人们读高中的举措（“高中运动”让人难以理解）、《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和加大对公立大学的投入，让更多普通人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但对公立大学的支持下降后，学费、债务和风险被越来越多地转移给学生及其家庭；与此同时，大学学位对就业和收入的重要性并没有消失。年轻人面对着一个悖论：他们比过去更需要大学，却也比过去更难负担得起大学学费。

塔夫因此质疑一种看似动人的改革愿景：从普通甚至贫困学校中找出少数尖子生，再把他们“空运”到精英大学。这样的机会当然宝贵，却覆盖不了数量庞大的普通学生。更根本的改变是：加大对低收入学生占比高的公立大学和社区学院的投资，让优质教育不再只是少数人的稀缺品。

诚然，《不平等的大学》让人看到了高等教育略令人失望的许多面，但也展现了各种或大或小的努力如何切实让改变发生。当社会越来越把体面工作、稳定收入、个人尊严和大学文凭绑定在一起，它是否采取了相应措施让更多年轻人公平地竞争这张文凭？还是单纯把这份责任转嫁给老师、社会工作人员、非营利组织？大学究竟应该筛选出少数已准备充分的幸运儿，还是帮助更多有潜力的年轻人？

《下沉年代》作者乔治·帕克说：“保罗·塔夫让我们了解到孩子们在这个无情、功利的社会中的处境”，并提醒我们“有必要从本书出发，开启一场对话，讨论向上爬的竞赛背后的高昂代价”。众所周知，大学文凭如今仍然可以改变命运，但如果这场比赛（也许不必如此）的哨声响得太早，一路又布满价格、信息、身份和归属感等障碍，那么它也会成为划分两个世界的界线。塔夫写下的，正是这条界线如何形成，又如何在一个个年轻人的生活里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