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古简新义》汇集了程浩副教授近年来在清华简文字释读、文本研究及相关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校读考辨方面的成果。全书分为四个部分：“释字篇”重点讨论清华简等出土文献中的疑难字词；“校读篇”围绕清华简各辑整理报告中的释文与训读问题提出新的见解；“析文篇”由文字考释转入文本研究，探讨清华简“泛‘书’类文献”、《筮法》与周代占筮系统、《归藏》源流及乐书文本复原等议题；“延伸篇”借助出土文献新材料，重新审视《尚书》《老子》《诗经》等传世经典中的若干疑难问题。本书既注重字词释读与文本校勘等基础工作，又着意于由“小”见“大”，以新材料重新思考古文字、古文献研究中的重要问题，集中展现了作者近年来在清华简及先秦文献研究领域的阶段性成果。
《古简新义：清华简的文字与文本研究》
程浩 著
定价：88元
出版时间：2026年7月
ISBN：978-7-5475-2622-4
作者简介
程浩，1989年生，山东巨野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长聘副教授，兼任“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副秘书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与先秦历史文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青年项目1项，参与了清华简整理、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整理、荆州王家嘴楚简整理等一系列重大科研任务。研究成果获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果奖、第二届李学勤裘锡圭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青年奖一等奖、第七届全国“史学新秀奖”一等奖等。
程浩博士的新书《古简新义：清华简的文字与文本研究》即将问世，希望我能为这部书写一篇小序，我欣然应承了。这些年，程浩参与清华简的整理和研究，在学术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还担负着中心日常管理和国家古文字工程秘书处许多具体工作，付出甚多，写序之请，于我是不能推辞的。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心优秀的青年学者，他在学术上孜孜以求，成果丰硕，为其写序也是我所乐意的。
去年底，程浩的另一部论文集《古史新语：清华简与先秦历史文化探研》，已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古史新语》与《古简新义》实为姊妹篇，整体上呈现了程浩近年来所取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古史新语》依据清华简等新材料，探讨古史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古简新义》同样依据清华简等新材料，主要则是集中于字词的考释和文本的研究，属于语言文字学与古文献学领域。虽然《古史新语》和《古简新义》编纂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二者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体现了著者的撰述旨趣和治学特色。关于《古史新语》一书，宁镇疆先生所写序言有很好的介绍和评价，认为“这本《古史新语》亦可说是对观堂先生学术志业的发扬和光大”。镇疆先生的有关评价，也颇适合《古简新义》一书，我非常赞同。
《古简新义》所收各篇文章，如著者所言，大都是参加清华简整理工作时集中精力解决有关字词方面的“小问题”（见《古史新语》“后记”）。实际上解决这些“小问题”却是清华简整理研究最为基础性的工作。非但如此，将《古简新义》与《古史新语》合观，则更能清晰地展现出著者所追求的治学理路以及对清华文史研究传统的自觉传承和发扬。
无论是传统文史考据还是现代史学研究，都强调语言文字学（即传统之“小学”）基础与古代文献学功夫。清代乾嘉学术集大成者戴震认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与是仲明论学书》，收入《戴震文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0年。）戴氏曾尖锐地批评“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按，戴氏手札“犹”作“欲”）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段玉裁编《戴东原先生年谱》，收入《戴震文集》附录）。戴氏弟子王念孙说得更明白：“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义明。”（《〈说文解字注〉序》，《说文解字注》，中华书局2013年。）由小学而经史之学的传统治学路径，可避免“蹈虚”“游谈”之流弊，对中国文史研究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在现代史学尤其是上古历史文明研究领域，这一优良传统依然得到传承和发扬。王国维通过甲骨、金文考释，与传世文献互证，研究商代世系和殷周制度，“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郭沫若为探索中国古代社会而致力于殷墟甲骨文、周代彝铭研究，对中国历史学、古文字学作出划时代的贡献；李学勤先生依据甲骨文、金文和简帛等出土文献新资料，结合考古新发现和传世典籍，研究古代中国历史文明，在先秦史、古文字学、简帛学等多学科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他们将古文字资料作为科学史料来探索古代中国历史文明问题，无不以语言文字的考辨释读为基础和前提。程浩处身清华园，作为后来学者，受观堂先生的精神涵养；作为入门弟子，得到李先生为学为人润物无声的熏陶。仰慕前贤，遵循师承，在我看来，他由史学始而开启治学之途，借“小学” 之助而登堂入室，也是再自然不过的治学路径选择了。在讨论中国古典学重建时，基于整理研究清华简等出土文献所获得的一些认识以及对中国文史研究传统的反思，我曾提出，由“文字”“文本”而“文化”可作为重建中国当代古典学的一种路径选择。当然，这只是简单的概括性表达。具体来说，就是从语言文字入手，进而研究出土文献的文本问题，再结合考古新发现和传世文献记载等，尽可能地回到古代社会的历史文化场景，重建或重估古代中国历史文明。从总体上看，程浩的《古简新义》《古史新语》以及《有为言之：先秦“书”类文献的源与流》（中华书局2021年）、《出土文献与郑国史新探》（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等著作，既表明他在史学、古文字学和文献学等方面有着厚实学养，也展现他借助新材料探索先秦历史文明所取得的新成果，可以说具有由“文字”“文本”进而研究古代中国历史文明问题的治学取向。
读《古简新义》一书所收著者在简牍字词释读和文本研究等方面的文章，可以获得几点鲜明的印象：一是著者重视夯实古文字学基础，在清华简等疑难字词研究方面多有创获。著者虽然并非以古文字学为主攻方向，但对清华简中出现的各类语言文字新现象和疑难字词则始终保持关注，所撰写的多篇考释文章推进了相关问题研究取得新进展。如他根据清华简新材料，从甲骨文到战国简，进行严格的形体演变脉络梳理，揭示先秦时期“鬯”字的两系发展：一系“鬯”字象器中之酒的象形字，从甲骨文到西周金文延续使用，东周之后基本消亡；另一系从“匕”的“鬯”字为会意字，源于武丁时期宾组、历组卜辞，西周时期长期蛰伏，到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开始流行。由此，进而辨析出战国楚简中被误释的从“鬯”的相关字。这篇文章堪称著者古文字考释的代表作。书中所收清华简校读札记多篇，紧密围绕清华简的整理工作，对清华简整理研究报告中一些解决不到位或释文可商的字词提出新的意见和解决方案，有些意见我认为是非常可取的，如将《命训》中的“釮”读为“戴”，《祷辞》中的“纷纷翼翼”改读为“纷纷攘攘”，《晋文公入于晋》中的“豫”读为“舍”，《越公其事》中的“靓”读为“省”、“昆奴”读“昆孥”，《赵简子》中的“掌又二厇”读为“常又二度（尺）”，等等。书中还有多篇文章提出有关字词释读的新见，都值得重视。
二是在对有关新材料的讨论过程中，著者保持着敏锐的学术眼光和质疑、释疑精神，善于利用新材料解决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一些未曾解决好的难题。程浩读书细致，思维活跃，学术眼光敏锐，能发现问题，且敢于质疑，并提出创新的学术见解。书中收录的《谈谈楚文字中用为“规”的“夬”字异体 ——兼说篆隶“规”字的来源》一文，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关于“规”及从“规”的字，李守奎教授撰有专文讨论。根据清华简新材料，李守奎认为《郑武夫人规孺子》中用于“规诫”的“规”，其右半部所从源自“枝指”之“枝”，秦简作“支”，为“规”的表意初文，《五纪》篇中正用作“规”。（《释楚简中的“规”——兼说“支”亦“规”之表意初文》，《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程浩则通过《五纪》篇“矞”“图片”用作“规”的新材料以及《药方》简中可能读为“决”的新字，对广为信从的李说大胆质疑，认为所谓“规”的表意初文应改释为“夬”字，从“规”（初文）的字都应重新分析为从“夬”，“规”字所从的“夫”乃“夬”的讹变，并从形体演变、结构和声韵等层面进行了论证。程浩这个观点在《药方》简整理时已提出，我未敢采信。《五纪》新材料出现后，他撰写了这篇文章，看后我依然将信将疑。就我所知，文章发表后，古文字学界多数学者似乎也是这个态度。此后，获知新出荆州枣林铺相马类竹简中出现从“夬”的“规”字，我目验过竹简文字，这批简文中“规”与“矩”或对举或连用，“规”字从“夬”声应无疑义。这个材料是有利于“规”字从“夬”说的重要新发现，虽然还不能说程浩的意见就因此成为定论，但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程浩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大胆质疑的精神，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书中有不少文章，从问题的提出到解决都贯穿了这种精神，如《〈尚书〉“如台”新证》《由清华简〈畏天用身〉的“径圆”“轸方”说〈老子〉的“和光同尘”》等，都是利用出土文献新材料解决长期以来被误解或未确解的经典文献中的问题，没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和质疑精神发现不了这些问题，没有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解决不了这类问题。
三是著者具有学科交叉意识，能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和交叉学科研究方法解决有关文字释读和文本疑难问题。古文字学是由多学科交叉融合、共同浸润滋养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这不仅决定了古文字学的交叉学科属性，也使古文字学研究呈现出学科交叉特征。王国维对古文字考释方法曾有精辟总结：“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毛公鼎考释序》，收入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王国维的总结是融会贯通多学科知识来考释古文字的经验之谈。近百年来，凡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成就卓著者，大都具有广博的多学科知识和运用交叉学科方法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古简新义》“析文篇”收录的有关文章，涉及清华简“泛‘书’类文献”的论述、《筮法》与《易》类文献等相关问题的讨论以及对两种乐书文本复原与功能的探研等。从这些文章与《古史新语》诸篇，可以看出程浩试图融汇多学科知识解决疑难问题的自觉意识，他既重视文字、文本中细微末节问题的辨析，又能不拘泥于“小问题”，而是铭记谢维扬先生强调的“小中见大”的原则，勇于探索古文字学、文献学和历史学领域一些前沿和重要学术问题。
读这部书稿，我以为《古简新义》之“新”，不仅“新”在出土文献新材料的运用，“新”在跟踪学术前沿进展，更“新”在学术视野、研究方法和独到见解等方面。当然，从事古文字研究者都有这样的体会，随着新发现和研究、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觉今是而昨非”往往是一种常态。著者在这部书中提出的一些新见，现在抑或未来，自然也可能会有的被证实，有的被否定，有的或不被认可。即便如此，依据新发现推进古文字学和出土文献研究创新发展的精神则是需要大力倡导的，期待并相信程浩能始终保持这种精神，取得更多的创新成果。
行文至此，我想到王国维谈毛公鼎考释时还说过下面一句话：“今为此释，于前人之是者证之，未备者补之，其有所疑，则姑阙焉。”王国维之言体现的治学精神和“阙疑”态度，对今天从事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者仍然很有借鉴意义，谨此录之，以与程浩与古文字学界诸同仁共勉。
黄德宽
2026年6月30日于清华园
本书汇集了我近年关于清华简文字释读与文本特征的讨论，兼及以清华简为基点对传世文献以及其他竹书的校读，与先期出版的《古史新语：清华简与先秦历史文化探研》互为表里。黄德宽老师提携鼓励并拨冗赐序，吴振武老师斟酌书名并惠笔题签，中西书局田颖、王泺雪老师为小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力，在此一并致谢。
坦率地讲，语言文字之学不是我擅长的领域，也并非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初心。这方面的工作竟然能辑出一个集子来，我也感到十分意外。我想这或许得益于两方面因素。一是理想层面，从事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文字音韵训诂本来就是最重要的基础。正如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所说的，“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只有把语言文字的问题搞清楚了，对文献、史料的把握才能准确无误，从而服务于历史学的解读与分析。二是现实层面，参与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工作，不得不从文字识读做起。书中的很多观点与看法，都是在清华简会读的过程中萌生的，读者很容易就能辨明。当下的流行语有“干中学”与“学中干”的说法，与我学习古文字的经历十分贴合。
但学好古文字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纵然志如鸿鹄，终究鹅行鸭步。本书所收的这些论文，时间跨度比较大，其中一些早期的观点，现在看来不一定都对，甚至一定不对，有的后来我本人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此次收录一因其旧，必要时在文后以补记的形式加以说明，留其本貌，时时自警。其实我写这方面的文章，一直不是特别自信，经常萦绕在我心头的，是《韩非子》中“郢书燕说”的故事：
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云而过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说，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举学者多似此类。
清华简出自楚地，是为“郢书”。我负笈燕京，所论或可谓“燕说”。经年累月，管窥蠡测，又有多少能真正及至“书意”？ 韩子“今世举学者多似此类”之讥，两千年后又精准命中我的“膝盖”。
如果非要自我开脱，也可以推说文字训诂之学本就高深莫测，应该放任探索，宽宥容错。毕竟乾嘉巨擘钱大昕已有诗在前，曰：“郢书燕说解难真，各道探骊颔下珍。”（《题李义山诗•其四》）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也记载了时人“是不必然，亦不必不然，郢书燕说，固未为无益”的说法。我们当然可以据此推定，在考据盛行的清代，也是鼓励创新、兼容谬误的。但其实这些话的背面分明写着“立此存照，自有公论”，不过是绩优者抚慰后进的温言罢了。
程浩
2026年6月6日于牛津高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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