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2012年，面对著名学者胡平生先生委托编纂《简帛学大辞典》的重任，冯胜君的内心是忐忑的。他很清楚，这绝非一部普通的工具书，而是一个难度极高的项目。
“简帛文献从战国早期延续到魏晋，数量巨大、内容繁多，像数术、天文等类别需要专门知识，我个人的研究领域主要在先秦简帛，很担心没有能力完成。”冯胜君回忆道。
但这是简帛学的大事，也是胡平生先生的夙愿，加上在吉林大学“中华字库”汉简包研发中积累的基础，冯胜君最终决定接受这份嘱托。从2014年项目正式立项，到2026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这部辞典的编纂之路走了整整12年。
“今后，《简帛学大辞典》会给研究者提供一个坐标，并指明未来的研究方向。”冯胜君说。
《简帛学大辞典》
点击图书封面可直接购买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作者：冯胜君 主编
出版时间：2026年07月
简帛学的兴起始于上个世纪初西北汉简的发现与研究。历史上，孔壁古文、汲冢竹书两次古代文献发现，以及二十世纪以来战国、秦汉简帛的接连出土，持续改写着人们对先秦、秦汉史的认知，学界却始终缺少一部完整、权威的基础工具书。
冯胜君是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从事古文字、出土文献、简帛学等领域的研究，他深知工具书的缺失对于一门学科来说意味着什么。“研究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翻检资料来确立研究基点，比如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在哪里？过去的哪些成果值得借鉴？简帛学相关的研究著作数量浩繁，学界观点分歧繁杂，搜集查阅难度极大。”冯胜君解释道，“对于初学者和爱好者来说，更是眼花缭乱、无从取舍了。”
对简帛学现有学术成果进行系统、规范的整合梳理，已迫在眉睫。2012年，冯胜君接受胡平生的委托，领衔开启《简帛学大辞典》的编纂工作。
两年后，项目正式立项。摆在主编冯胜君面前最大的困难，是编纂团队的组建。
简帛涉及面极为广泛，需要大量具备研究基础的作者。冯胜君想到了研究生群体，但研究生学业任务繁重、不确定因素较多，于是他将目光转向青年学者。最终，团队联合了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全国20余家机构，并特邀日本、韩国等海外学者，总计汇聚了60余名青年学者共同撰稿。
“我们的辞条作者已经在相关研究领域深耕多年，对于学术观点的判断和取舍是基于长期学术积累做出的，这一点是辞条权威性的重要保证。”冯胜君说。例如，负责撰写清华简辞条的马楠教授，本身就是清华简的主要整理者之一；长期从事战国遣册名物研究的田河教授，则负责该领域的相关辞条。
冯胜君
如何让这60余名身处不同地域、不同单位，甚至不同国度的学者，撰写出风格统一、标准一致的辞条？这是冯胜君面临的另一个难题。
团队首先确定了辞条标准，根据重要性分为甲、乙、丙、丁四类，并对每一类的字数做出大致规定。但这还不够，他们又写出了每个层级、各种内容类别的标准辞条作为样条；样条中的每一项内容都有序号，后续作者必须严格按照格式撰写，确保内容完整不缺项。
“这就相当于为每样产品先生产出一个标准件，后续再按照标准件来生产。”冯胜君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
冯胜君会全程参与到辞条的撰写过程中，兼顾内容的进度与质量，“我们会督促辞条撰写者先写出部分样条，我们来审阅，如果发现问题就及时反馈给作者。”
这种标准件式的编写及调整模式，是保证大辞典整体水平的关键。
一个生动的例子是关于楼兰遗址认定的辞条。历史上，关于谁首先认定楼兰遗址存在争议。冯胜君的博士研究生焦恒博经过认真考证，认为应归功于德国汉学家希姆莱，并专门写了一篇考证文章。
每一个辞条的背后，都是严谨的学术考证，而非简单的资料拼凑。
如此历经12年编写、打磨，《简帛学大辞典》于2026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书中收录的9000余条辞条和600余幅实物插图，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全书围绕简帛学理论、出土与研究、形制与制度、学者与著作、整理与保护五大板块展开，从郭店简、里耶秦简到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从遣策、封检到毛笔、砚台，不仅阐释了“安车”“九子层奁”这类具体名物，更解读了简帛文献中蕴含的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史料，图文并茂地呈现出简帛学的全貌。
回溯12年的编纂之路，尤其令冯胜君感动的，是那群不计名利、默默奉献的学者。
“这些作者都是在从事‘义务劳动’，纯粹是为了学术默默奉献，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回报。这也是我内心一直感到非常歉疚的事。”冯胜君说，“我谨向所有参与项目的各位师友道一声辛苦，并表示衷心感谢！”
这份“义务劳动”的背后，是纯粹的学术热情。冯胜君坦言，因为辞典的编纂成果无法纳入当前的考核体系，这些学者多处于事业和家庭的爬坡期，教学科研任务本就繁重，只能在本职工作之余撰写辞条，为这部辞典消耗了大量精力。
冯胜君提到其中两个让他印象深刻的故事。
《简帛学大辞典》中有关凤凰山汉简、尹湾汉简的辞条，原本由一位在读博士生承担。但因学业原因，这位博士生退出了项目。这部分辞条数量多、任务重，一时间无人接手。济南大学的张海波博士，本已承担了银雀山汉简的撰写任务，在得知情况后，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临时任务，并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
另一个故事的主角是李真真博士。有关欧美简帛学者和著作的辞条，因资料搜集困难，一直找不到理想的作者。一次偶然的机会，冯胜君在评审论文时，发现一篇以欧美简帛学研究为内容的博士论文，作者正是李真真。通过李真真的导师张显成教授，两人取得联系，李真真爽快地答应了冯胜君的请求。直到今天，冯胜君和李真真也未曾谋面。“她参与项目的初衷，完全是想为简帛学学科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冯胜君说。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冯胜君看来，这些青年学者是简帛学的未来，他们的加入，不仅保证了辞典的质量，更让人看到了学科薪火相传的希望。
也正是这份纯粹，铸就了辞典的品格，它本身就是一份珍贵的学术档案，记录的不仅是简帛学的知识，更是这一代学人的风骨与担当。
简帛学，从诞生之初就是一门国际化的学问。
上世纪初，斯坦因、斯文·赫定等西方探险家在中国新疆、甘肃等地掘获汉晋简牍。中国简牍学的奠基之作《流沙坠简》，也是法国汉学家沙畹将材料寄给罗振玉后，才由罗振玉、王国维共同完成。日本学者森鹿三、大庭脩等人也在早期汉简研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然而，随着西方（包括日本）对中国学的日渐忽视，简帛学的国际化程度在一段时间内有所退化。《简帛学大辞典》的编纂，有意要打破这种壁垒。
编辑团队中，有三位重要的外国学者：韩国的金庆浩，日本的崎川隆、广濑薰雄。他们不仅对本国简帛学者和学术著作更为熟悉，还带来了独特的编纂方法。
例如，广濑薰雄负责日本学者撰写辞条的任务。对于在世的学者，他会将标准辞条格式发给学者本人，由本人来撰写自己的辞条；对于已故学者，则约请其学生或后辈撰写，最大程度保证了信息的准确性。“日本学者对待这项工作都非常认真，所撰写的辞条内容翔实可靠。”冯胜君评价道。
这种跨越国界的学术合作，不仅保证了辞典内容的全面性和权威性，更是一种态度的宣示：中国简帛学没有忘记国际学者的贡献，并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简帛学成为真正的国际化学科。
这种国际化的视野，也体现在对图像资料的极致追求上。为了找到最清晰的图版，编纂团队需要广泛翻览各国出版的著录书。例如，书前彩图中的“湖南金盆岭西晋墓出土的青瓷书写俑”，在很多著作中都有，但拍摄角度、色温、清晰度千差万别。团队经过反复对比，才选定了最理想的一幅。有些简牍图片，在日本人出版的著作中往往有更清晰的版本，这些都需要一一比对、筛选。
全书最终收录的600余幅图片，不仅是文字的佐证，其本身也构成了独立的视觉叙事。从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的侧视图，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信期绣手套实物，再到各种形制的凹槽检，图像与文字相互印证，让读者得以直观地触摸到那个简帛时代的物质文明。这背后，离不开团队在图像采集、匹配、印刷呈现等环节付出的巨大努力。
除了冯胜君与60余名编纂学者，还有学术顾问胡平生和吴振武两位学者，对整个项目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胡先生不仅无私分享了早期的工作成果，更以其对全国出土文献的熟悉，为项目奠定了坚实基础。吴振武先生则在体例上给予了关键指导，例如他建议全书改用繁体字，以避免繁简体转换可能带来的混乱；又如他明确界定收录范围，将非汉文简牍及海外出土的汉文简牍排除在外，保证了辞典内容的纯粹与严谨。”冯胜君说。
2023年11月，在长沙岳麓书院召开的评稿定稿会上，专家们对辞典初稿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检查。比如学者张德芳指出，初稿对早期西北汉简发现和研究的历史关注不够，遗漏了一些西方汉学家的辞条。编纂团队立刻集中力量，补全了这部分内容。
这些细节的打磨，让这部辞典愈发精良。然而，冯胜君却异常清醒。他坦言，书稿仍存在一些不足。
“如果说局限，首先一点就是内容尚有遗漏，肯定还有不少应收而未收的辞条。”冯胜君说，“60余人分头处理这么大体量的材料，要做到没有遗漏是不可能的。”
在他看来，对辞典进行持续补充和修订，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辞典的出版，是一项阶段性的成果，但后续的拾遗补缺，很难再组织这么大一个团队。如果我个人有时间和精力，应该承担后续补充、修订工作的主要任务。”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冯胜君用这句话自勉。
从2012年一句前辈嘱托，到2026年全套辞典正式付印，《简帛学大辞典》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等多项国家级工程的成果，不仅填补了百年来简帛学领域权威工具书的空白，更凝聚了几代学者的心血与期盼，那些书写者在竹木简牍、缣帛上的律法、社会、名物、思想，不再局限于零散破碎的出土残片，而是经由这套辞典串联成完整文明图景。
“《简帛学大辞典》的问世，代表着中国简帛学学科的日渐成熟，也希望能以此为契机，让国际学术界更多地认识和了解中国简帛学。”冯胜君说。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