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住了张之洞，谁来看见王秉恩？

从1840年到1949年，短短一百多年间，中国几乎把世界上的救亡道路尝试了一遍：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但历史记住的，往往是那些站在潮头的名字。

张之洞、康有为、孙中山……而那些在他们身后，把理念落地为实务的人，却大多隐入尘烟。

王秉恩，就是这样一个有点陌生的名字。

巴蜀书社《王秉恩日记》责任编辑  李媛

2023年，时任巴蜀书社副总编辑王群栗将《王秉恩日记》申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的工作交给编辑李媛。此后的两年里，她在查阅资料、翻看稿件中逐渐认识了这位晚清士人，几乎每天都在和他“对话”。李媛认为，日记是从作者视角了解其人的绝佳资料，这种编辑与整理对象之间建立起的特殊联系，也是古籍整理工作最迷人的地方。

王秉恩其人

王秉恩（1845—1929），字雪澂，华阳（今四川成都）人。晚清民国时期藏书家、文献学家、书法家、诗人。他主要活跃于四川、贵州、湖北、广东等地，曾任广东按察使、两广盐运使、钦廉兵备道道尹、广州巡警道道台等职。

他是典型的“中间派士人”，既不过分激进也不过分保守。王秉恩主张“以夷制夷，中国当自固元气”，一边读《海国图志》《化学初阶》《化学鉴原》，借鉴西学的实用价值；一边守护传统文化根脉，在笔耕不辍地持续校勘典籍。

王秉恩是张之洞的重要幕僚，助其兴办广雅书院、洋务工厂等，是张之洞离不开的落地实操者。他并非顶级精英，却身处晚清洋务与文教事务的枢纽位置；他并非开风气者，却是旧学与新学承转衔接的关键参与者。他兴洋务、办书局、校群书，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落于日常。日记里随处可见这些务实的记录。

 

光绪元年（1875）九月十五日，王秉恩记“诣局，珍哥先在，亟谈洋务，以夷制夷，中国当自固元气”。这是他对时事的探讨。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初四，王秉恩正式受命督办湖北纺纱局。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二十五日，“纱局开工”；五月二十三日，“谈漂白楼小工机匠加工钱事。浆粉机不合用”；二十五日，“帅谕以江涨麻局江岸仅三尺四寸，令培修子堤，并派菊弟经修，由余督饬”；二十六日，“看纱、布局江岸，低处仅一尺四五寸，可虑之至”；二十七日，他将《江岸图》及拟定的江汛隐患解决建议书呈阅给上级并获批准；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二十日前后，他又每日均“到纱局西楼督工”，其间有“马头夫玩工，饬责之”“内外水势不小，防堵极为不易”。透过这些记录，可以窥见项目艰难推进的斑斑细节。

广雅书局亦然。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初八，王秉恩“得经理广雅书局纂校事宜札”；七月初二“赴书局定价及写手”；十三年二月初二“定刻《通鉴纪事本末》，定修整精舍工程”；十四年八月初一，“广雅书局移居新居，南园西偏也，时方落成”。其间还穿插着日复一日到书局校书的记录。

《王秉恩日记》手稿

仕途之外，藏书校书、书法诗文构成了他的文人底色。

作为学者，王秉恩精通版本、目录、校勘之学，辑刻《石经汇函》，校补《书目答问》，校刻《方言》《文史通义》，手校《淮南子》《云麓漫钞》《王荆公诗注》等，成果丰硕。校书是王秉恩的日常，几乎日日有记录。光绪四年（1878）五月二十二日，他记：“归，看《提要》卷二《易类二》三叶。校《集韵》三叶。三弟读《解嘲》，因取《汉书·扬子云传·解嘲》读之，字句与《选》少异，以《读书杂志》校，未竟，寝。”光绪五年正月至七年四月，持续“校《答问》”，四月十九日“作《〈书目答问〉校勘记》，分讹、补、疑数类”。

《王秉恩日记》手稿

作为知名藏书家，王秉恩与缪荃孙等人往来密切，每到一地必重金购书。日记中访书、议价、版本鉴定、借抄往来等记录比比皆是，对于图书版本、目录学研究而言是重要的参考资料。为买书他甚至变卖首饰，“过小峰丈，托代售伽楠手串以购书”。以“购”字检索日记，十之八九与买书相关。可惜晚年家贫，藏书多用以易米。

作为诗人，他虽不及大家，却也是近代蜀中诗家的代表性人物。其书法亦见功力，他年轻时的日记中还有警醒自己字要写端正、写整齐的记录，其隶书承汉魏，行书似晋人，颇有韵味。

王秉恩用数十年的日记，记录下一个传统士人在大时代里的日常：那些公务、应酬、读书、忧思，以及“中国从此不振矣”的沉痛一叹。这些官方史书不会记载的操作层面史料，填补了变革时代里中层士人群体的史料空白，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真实可触的晚清。

日记里的烟火晚清

王秉恩的日记里，除了甲午战败、洋务运动这些大事件，更有个人视角下的日常生活。

他交游广阔，日记所涉高层官员包括易佩绅、曾璧光、赵尔巽、张鸣岐、李瀚章、周馥等。其中大量办公议事、书画赏鉴、饮食宴饮的记录，还原了正史珍贵罕见的官场社交生态——上下级往来、同僚应酬、上班开会、政务推进与掣肘细节等，事无巨细。如宣统元年（1909）三月十九日记：“到局，约直绳、子川、吴（敬荣）、李田（云龙）、王仁棠（荫庄）、丁乃澄诸人会议西沙事，刘子仪（镛）同坐。徐、邓、李、刘查帐员来见。梁震东来谈，论巴礼包工事。”这些细节，勾勒出晚清地方官场的真实图景。

《王秉恩日记》手稿

日记所涉文人包括缪荃孙、梁鼎芬、黄遵宪、樊增祥、沈曾植、张謇、郑观应等。大量书信往来、学术探讨、雅集酣饮、忧国抒怀、诗词酬唱等记录，呈现出一个鲜活有趣的晚清文人圈，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晚清文人真实的语言风格与文化互动素材。光绪元年（1875）七月初八，王秉恩记道：酉时，从纪事局下班回家后，“衡兄（黄子衡）来谈，余感喟时事，不禁长叹，衡兄惟笑而已。新月娟娟，次兄（蒋文鸿）诗兴勃然，邀联句，和之。子夜睡。”次日，他与蒋文鸿一起把昨夜的成果拿给同事品评，大家说说笑笑，其乐融融。

王秉恩日记中有“米价八两”、猪肉“斤肉至百六十”的记载，也有雇工酬劳、书籍价格等。这些数字折射出晚清的通货膨胀与民生状况，可与地方志相互印证，为经济史研究提供真实数据，也透露出当时的普通人对生计的焦虑。

日记里还有对喝咖啡失眠的吐槽，像极了今天的朋友圈，真实琐碎有人味儿：“三钟不能寐，食加非之过”（“加非”为咖啡通假写法）。还有一份宣统二年（1910）六月初九的就诊记录，印证了咖啡在当时的流行：“梅田为余听脉，言无病，劝无饮浓茶，无食加非、辣椒、猪肉，浓茶自少至老已三四十年，即日止；长运动。”

作为四川学人，他对蜀地的记录尤为丰富：与蜀中学人的交游，展现了巴蜀文化网络的密度与活力。大量川蜀民俗、川菜食谱与市井物价、药方，则为研究晚清巴蜀社会生活史提供了难得的亲历者文本。如“游百病”“吃九皇斋”“送寒衣”等民俗，以及“制胡豆瓣法”“糟蛋法”“菊花鱼”“辣子鸡”等菜谱，记录着当时的地域文化与饮食传统。

这些琐碎的日常，填补了正史宏大叙事留下的细节空白，而这些空白里，藏着无数小人物的真实人生。

从手稿到成书

李媛表示，《王秉恩日记》的出版整理工作，从起步就困难重重。

日记以手稿为底本，无校本可以参考，异体字、俗写字、草书难辨者繁多，识读难度极大。加之私人日记内容庞杂，考订点校中常遇疑难。为克服这些困难，巴蜀书社邀请了书法家、文献学专家、晚清人物研究专家共同参与审读校对，广泛参校档案、方志、文集，对稿件中的错位、特殊格式等加以说明，尽力提升文本的识读准确性与通畅性。

《王秉恩日记》手稿

“此次的整理也有遗憾。”李媛坦言，“日记体量庞大，时间较为紧张，虽经团队齐心协力，但限于学识，书中仍不免存在疏漏。我们也期待大家的批评指正，使本书不断完善。”

作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王秉恩日记》在编排上兼顾了专业性与可读性。内文采用繁体横排，选取代表性书影作为彩插，既贴合古籍特质，又适配现代阅读习惯。体例上按时间顺序编排稿件，核查干支、厘清年份后分册，首册以《华阳王秉恩学行考》为代前言，梳理其生平与贡献，尾册附《华阳县志》中的《王秉恩传》，书眉标注纪年与公历年份方便翻检。文本呈现上，除日期、天气单独成行外，日记正文分段情况均照原稿，眉批、扉页文字均作标注，原稿小字及旁注采用仿宋字体，小字中复有小字则以圆括号标识，原稿特殊符号予以保留，并以专用符号标示空字、误字等。

这部日记以繁体文言书写，需要读者有一定的专业背景。但它同样极具可读性，有大量鲜活的日常记录、真实的情绪表达、有趣的生活细节，可以把它当作一部“晚清士人生活实录”。巴蜀书社也为读者做了一些贴心安排：在开篇设置代前言《华阳王秉恩学行考》作为入门指南，勾勒出王秉恩的生平履历与多重身份，并对部分人物加以注释，同时制定凡例，说明书的编排体例、整理理念、符号使用等，方便读者理解文本。巴蜀书社还同步推出《王秉恩诗文集》，计划未来以日记为基础出版年谱、索引等配套图书。

《王秉恩日记》是一份可验证、可细读、可关联的基础文献。它像一块拼图，单独看只是局部，但放入晚清史、学术史、社会史的整体图景中，便能与既有研究形成对话。

那个在洋务工厂江岸边测量水位的官员，那个在广雅书局书堆里校勘典籍的学者，那个为买书变卖首饰的藏书家，那个喝咖啡失眠、与友人联句到深夜的普通人，用数十年日记，为那个大时代留下了一个“小人物”的真实印记。

作者：韩蕾

编辑：刘思雅

终审：舒月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