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没有一个诗人像他这样认真地躬行实践孔孟程朱的身心性命之学，这方面他才是真正的硕儒。从根本说，这才是他成为伟大诗人的动力，身后一个多世纪的文学人也难以企及。
《巢经巢诗钞笺注》，郑珍著，白敦仁笺注，巴蜀书社，1996年3月第一版，1937页，95.00元
郑珍的诗歌，很早以来即被认为是中国十九世纪诗歌史上少有的杰作。贵州虽然是中国文化与经济的边陲，但是郑珍的出现，却让文化的中心持久地为之震动。诗人的生活虽然也不出贵州山区，但是郑珍所经营的文字视野与个人天地，却很大很广，超出了他的地域与时代，直贯两百年而下，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发光体，成为我们今天重新发现贵州，重新再认识近代文化的一笔重要的精神遗产。
研究近代文化史的学者已经指出：近代不少著名诗人文学家，甚至一些思想家，虽然远在北京、上海或广州，却都不约而同地经历过“发现郑珍”的欣喜。然而公开说出他们的精神偶像时，他们的眼光却都越过了郑珍，远远地追到宋人黄山谷、苏东坡那里。他们有点不好意思承认，毕竟在心里是向一个深山穷壤、远离现代化进程的老诗人顶礼致敬。然而嘴上说的是老杜或老坡，他们的枕头底下却往往藏着一部翻得有些破损的巢经巢诗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些年头一部巢经巢集，庶几相当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生们口耳相传的西方现代派作品。
是什么东西吸引了近代人对郑珍的浓厚兴趣呢？当然不止是诗歌的技术，而更是其中非常具有现代意味的心灵体验。
当时的中国，就像是一座破屋子。郑珍在遵义城里的川湘书院任讲席时，曾住在破屋子里，写过一首诗。诗人在诗中，用了杜甫、苏东坡、元好问等人关于住房的故事。好像是把他们召集在一起比较了一番，结论是：东坡是幸福的，有他的学生为他建房；杜甫是天真的，因为他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这样的浪漫主义；而元好问是牢骚不平的，因为他虽然“胸中广厦千万间”，可是却“天地一身无着处”，太计较得失；而郑珍他自己呢，则劝告老杜与元好问，既不要再有天真的浪漫主义，也不要再有计较，因为时代变了，“寒士”这个阶层，已经快要毁灭了。
佛经里有一个故事：有一天波斯王去见佛陀，感慨自己老得太快了。佛对波斯王说：“你呀！今天为了头发白皱纹多，这样伤心，你的头发、你的脸面，从童年到今天，一定变化很大了吧？但是你童年时看这恒河，与你今天看这恒河，有没有变化呢？”波斯王说：“没有变。”佛说：“脸皮虽皱，心却不变；该变的东西会变，不该变的东西不会变；变的东西，会遭遇生死，不变的东西，原来并无生死。”
佛经里的这种智慧，原本是中国文化的古老智慧：死生了然，万物本然，安顿了千年的人心。
郑珍却偏不信佛陀的话，在一首诗里，他大发感慨：“我的头发在变白、我的身体在衰老、我的脸在皱，然而变不止是这些呀，这条恒河也在变，我看恒河的眼光也在变，没有一样不是在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变化。过去不知现在，将来更不同今天。”诗人指出，一场巨大的变化正在来临中，再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湘佩以其生日及内子同过望山堂，留午雨中，晚归，赋长句纪事》）。
果然到了近代人梁启超的时代，变与劫已经挡不住，连破屋也住不了，梁氏怆然有老屋之喻：“当旧者已破而新者未成之顷，往往瓦砾狼藉，器物播散，其现象之苍凉，有十倍于从前焉！”而早在咸同间的郑珍，就已经预感到了千年老屋的崩坏。一个伟大的诗人，正是如先知一样，通过秘传的方式，预告着一个时代的来临。
其中最可怕的绝望，正是支撑着这个时代的世道人心的破败，而世道人心的破败中，一叶知秋的，是知识人士气的衰颓、身心的剧痛与灵魂的毁灭。
士气颓丧的原因是多重的。教育失败、官风腐恶、上下交相逐利，是制度性的痼疾。
从1826年至1844年，郑珍辛苦转战科场，二十年间，遇乡试一定赶往省城，逢会试必然远赴都门，再加上前面的学习准备，他贡献了一生中大半时间给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科举制度，胼手胝足，百苦备尝。他留下那么多有关科考的血泪诗，是传统教育崩溃的实录。教育内容的工具化、僵化、形式化，考试制度的不公、窒息人心、学习过程的摧残人才、考官的无识无学，都已经到了最严重的时刻。然而更可怕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花钱买官的“捐纳制度”，更将传统教育纸糊的面子彻底撕破。郑珍曾经为贵州人才遭压抑而悲叹：“老天所生的黔中人士，出类拔萃的那么多，为什么他们一辈子没有一个如意得志的，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都这样？老天为何不干脆把这些人才永远束缚封闭，不要让他们的才华表现出来嘛？！”又写《西家儿》一首，以学童的口吻，唱出卖官鬻爵时风下教育的挽歌：“西家小儿年十六，抱书过门诉我哭：不忧所学终无成，但恐学成空一生。州家久罢童子试，乡贡长停鹿鸣声。处处卖官贱如土，阿爷只识求科名。同学去年犹乞相，今日巍巍八杠上。荣身何必再读书，学做贵人吾岂让？……”
如果连教育童子健康向上的教育部门，都变得不仅衙门化，而且异化、黑暗化，花钱买官成风，那还有什么士气、民心、政权的合法化？莫友芝曾经感叹，某年，某地，有好多人钻营着谋求夺取郑珍代理的一个书院的山长。看一个小小的山长，竟也成为众人哄抢的肥肉，官场文化中污浊的潜规则，连儒学讲舍也未能幸免。郑珍在写给得意门生胡长新的一首赠别诗中也只能叹气：“美好的语言只是贫士的自慰，孔孟的学说一文钱也不值。流氓与地痞才是当官的真材料，世人见到他们都说：这才是有本事的成功者。世道如此，有志之人只是一种可怜的怪物。”（《子何自黎平相从古州，余西归有日，子何以事先还，送之》）郑珍到头来只有歌哭无端：
我何辜而何罪兮，识四十九万字而不可炊。岁负米而东西南北兮，干老泪于门畿。谓劳饿忧患可永相为命兮，半菽亦竭夫乌私。乃至今而若此兮，虽九死其何裨？（《祭真定先生文》）
这使我想起法国史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反思法国革命后的教士，由于无地产，变得只对教会负责而丧失公共意识与公共生活能力，“一个身为幼童导师和品德指导的团体，既有这样的情感和类似的思想（漠不关心），便不能不使整个民族的灵魂在触及公共生活的问题上变得软弱无力”。托氏认为，贵族的优点是忠诚、有光荣感，有心灵的珍视，有先辈的骄傲，他们仇视奴役，将贵族打倒，是“自由永不愈合的创口”。
社会失序、破败与危机重重更直接的表现，是社会矛盾多发、官民冲突加剧，社会像一个已经醒过来的火山口不时地缓慢释放着破坏性的负能量。可以说诗人郑珍所遭遇的时代痛苦与危机程度，远远剧烈于屈原、陶渊明、杜甫的时代。屈原流离、陶潜饥寒、老杜飘泊，然而却没有经历过郑珍那样战争、饿饭、重病、断盐、缺水、瘟疫传染、灾荒、重税、丧子丧孙、被围困、兵匪一家，以及人相食的惨烈。老杜躲过兵，然而郑珍有的时候，是躲无藏身之地，去了强盗来了贼，甚至不知凶兆会来自何方。陶渊明饮过酒，但郑珍镇日的酗酒也消不去浩荡的愁怀：“一从别后到山城，心绪全须酒力撑。家事愁来愁国事，寒宵无寐看天明。”陶渊明偶尔讨过饭，但遇到好心人，又辛酸又温馨；而郑珍却习惯了“讨饭”，有时遇好心人，有时遇口惠而不实的人，见惯了各种不堪的苦况，一点也不会还有身份，像庄子讽刺监河侯那样，还那么会讲面子。中国诗的苦难与悲哀，在无边地扩大、加沉加重。唐宋时代的诗人一首诗里往往只知道一种不幸，而在郑珍的世界里，却有交织的不幸、连环的不幸、快乐中的不幸、不幸中的不幸，譬如在他丧孙子玉树的那几首诗里，寥寥几十个字，写出了：自己丧孙之痛、老妻之痛、绝种的恐怖与绝望、薪尽学绝的不幸，哀莫大于心死的悲伤、华夏文化断绝的忧思……诗人说是“天刑满身绕”。这里，诗不仅是诗，而是大地撼动的地震记录，是山雨欲来的风声树响，是国之将亡的志士之歌，诗人不仅是诗人，而且是国身通一的仁人，他写出了一个苦难与罪孽深重的中国，一个身体与灵魂遭受巨创的中国，一个滑向毁灭深渊中的中国。
然而他的诗世界里，其基调是分析、解剖，深挚的感情融入了清醒的理性。
郑珍很像鲁迅说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正是十分地道的现代精神。
加拿大的施吉瑞教授研究郑珍，说郑的现代性，是一种没有受西方影响、具有本土意味的现代性。又情感又理性，又执著又怀疑，也是一种未完成的现代性。
他的每一首诗好像都有一个思想，思想好像在等待着一种已经宣判的罪行，好像在一种即将到来的毁灭面前苦苦挣扎。一如《长恨歌》里说的“宛转蛾眉马前死”。
然而那个时代没有一个诗人像他这样认真地躬行实践孔孟程朱的身心性命之学，这方面他才是真正的硕儒。从根本说，这才是他成为伟大诗人的动力，身后一个多世纪的文学人也难以企及。儒家道成肉身的日常信守，汉宋学术精神的区分智慧，终于回应了时代危机的挣扎、绝望与怀疑，不仅成就了最后的古典，同时也开启了最初的现代。正如他去世前的诗句：“血肉乾坤春自在，破残林壑眼犹明。”这是中国士人最好的凤凰之歌。因而说不完的郑子尹，也是说不完的现代性。
研究近代文化史的学者已经指出：近代不少著名诗人文学家，甚至一些思想家，虽然远在北京、上海或广州，却都不约而同地经历过“发现郑珍”的欣喜。然而公开说出他们的精神偶像时，他们的眼光却都越过了郑珍，远远地追到宋人黄山谷、苏东坡那里。他们有点不好意思承认，毕竟在心里是向一个深山穷壤、远离现代化进程的老诗人顶礼致敬。然而嘴上说的是老杜或老坡，他们的枕头底下却往往藏着一部翻得有些破损的巢经巢诗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些年头一部巢经巢集，庶几相当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生们口耳相传的西方现代派作品。
是什么东西吸引了近代人对郑珍的浓厚兴趣呢？当然不止是诗歌的技术，而更是其中非常具有现代意味的心灵体验。
当时的中国，就像是一座破屋子。郑珍在遵义城里的川湘书院任讲席时，曾住在破屋子里，写过一首诗。诗人在诗中，用了杜甫、苏东坡、元好问等人关于住房的故事。好像是把他们召集在一起比较了一番，结论是：东坡是幸福的，有他的学生为他建房；杜甫是天真的，因为他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这样的浪漫主义；而元好问是牢骚不平的，因为他虽然“胸中广厦千万间”，可是却“天地一身无着处”，太计较得失；而郑珍他自己呢，则劝告老杜与元好问，既不要再有天真的浪漫主义，也不要再有计较，因为时代变了，“寒士”这个阶层，已经快要毁灭了。
佛经里有一个故事：有一天波斯王去见佛陀，感慨自己老得太快了。佛对波斯王说：“你呀！今天为了头发白皱纹多，这样伤心，你的头发、你的脸面，从童年到今天，一定变化很大了吧？但是你童年时看这恒河，与你今天看这恒河，有没有变化呢？”波斯王说：“没有变。”佛说：“脸皮虽皱，心却不变；该变的东西会变，不该变的东西不会变；变的东西，会遭遇生死，不变的东西，原来并无生死。”
佛经里的这种智慧，原本是中国文化的古老智慧：死生了然，万物本然，安顿了千年的人心。
郑珍却偏不信佛陀的话，在一首诗里，他大发感慨：“我的头发在变白、我的身体在衰老、我的脸在皱，然而变不止是这些呀，这条恒河也在变，我看恒河的眼光也在变，没有一样不是在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变化。过去不知现在，将来更不同今天。”诗人指出，一场巨大的变化正在来临中，再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湘佩以其生日及内子同过望山堂，留午雨中，晚归，赋长句纪事》）。
果然到了近代人梁启超的时代，变与劫已经挡不住，连破屋也住不了，梁氏怆然有老屋之喻：“当旧者已破而新者未成之顷，往往瓦砾狼藉，器物播散，其现象之苍凉，有十倍于从前焉！”而早在咸同间的郑珍，就已经预感到了千年老屋的崩坏。一个伟大的诗人，正是如先知一样，通过秘传的方式，预告着一个时代的来临。
其中最可怕的绝望，正是支撑着这个时代的世道人心的破败，而世道人心的破败中，一叶知秋的，是知识人士气的衰颓、身心的剧痛与灵魂的毁灭。
士气颓丧的原因是多重的。教育失败、官风腐恶、上下交相逐利，是制度性的痼疾。
从1826年至1844年，郑珍辛苦转战科场，二十年间，遇乡试一定赶往省城，逢会试必然远赴都门，再加上前面的学习准备，他贡献了一生中大半时间给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科举制度，胼手胝足，百苦备尝。他留下那么多有关科考的血泪诗，是传统教育崩溃的实录。教育内容的工具化、僵化、形式化，考试制度的不公、窒息人心、学习过程的摧残人才、考官的无识无学，都已经到了最严重的时刻。然而更可怕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花钱买官的“捐纳制度”，更将传统教育纸糊的面子彻底撕破。郑珍曾经为贵州人才遭压抑而悲叹：“老天所生的黔中人士，出类拔萃的那么多，为什么他们一辈子没有一个如意得志的，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都这样？老天为何不干脆把这些人才永远束缚封闭，不要让他们的才华表现出来嘛？！”又写《西家儿》一首，以学童的口吻，唱出卖官鬻爵时风下教育的挽歌：“西家小儿年十六，抱书过门诉我哭：不忧所学终无成，但恐学成空一生。州家久罢童子试，乡贡长停鹿鸣声。处处卖官贱如土，阿爷只识求科名。同学去年犹乞相，今日巍巍八杠上。荣身何必再读书，学做贵人吾岂让？……”
如果连教育童子健康向上的教育部门，都变得不仅衙门化，而且异化、黑暗化，花钱买官成风，那还有什么士气、民心、政权的合法化？莫友芝曾经感叹，某年，某地，有好多人钻营着谋求夺取郑珍代理的一个书院的山长。看一个小小的山长，竟也成为众人哄抢的肥肉，官场文化中污浊的潜规则，连儒学讲舍也未能幸免。郑珍在写给得意门生胡长新的一首赠别诗中也只能叹气：“美好的语言只是贫士的自慰，孔孟的学说一文钱也不值。流氓与地痞才是当官的真材料，世人见到他们都说：这才是有本事的成功者。世道如此，有志之人只是一种可怜的怪物。”（《子何自黎平相从古州，余西归有日，子何以事先还，送之》）郑珍到头来只有歌哭无端：
我何辜而何罪兮，识四十九万字而不可炊。岁负米而东西南北兮，干老泪于门畿。谓劳饿忧患可永相为命兮，半菽亦竭夫乌私。乃至今而若此兮，虽九死其何裨？（《祭真定先生文》）
这使我想起法国史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反思法国革命后的教士，由于无地产，变得只对教会负责而丧失公共意识与公共生活能力，“一个身为幼童导师和品德指导的团体，既有这样的情感和类似的思想（漠不关心），便不能不使整个民族的灵魂在触及公共生活的问题上变得软弱无力”。托氏认为，贵族的优点是忠诚、有光荣感，有心灵的珍视，有先辈的骄傲，他们仇视奴役，将贵族打倒，是“自由永不愈合的创口”。
社会失序、破败与危机重重更直接的表现，是社会矛盾多发、官民冲突加剧，社会像一个已经醒过来的火山口不时地缓慢释放着破坏性的负能量。可以说诗人郑珍所遭遇的时代痛苦与危机程度，远远剧烈于屈原、陶渊明、杜甫的时代。屈原流离、陶潜饥寒、老杜飘泊，然而却没有经历过郑珍那样战争、饿饭、重病、断盐、缺水、瘟疫传染、灾荒、重税、丧子丧孙、被围困、兵匪一家，以及人相食的惨烈。老杜躲过兵，然而郑珍有的时候，是躲无藏身之地，去了强盗来了贼，甚至不知凶兆会来自何方。陶渊明饮过酒，但郑珍镇日的酗酒也消不去浩荡的愁怀：“一从别后到山城，心绪全须酒力撑。家事愁来愁国事，寒宵无寐看天明。”陶渊明偶尔讨过饭，但遇到好心人，又辛酸又温馨；而郑珍却习惯了“讨饭”，有时遇好心人，有时遇口惠而不实的人，见惯了各种不堪的苦况，一点也不会还有身份，像庄子讽刺监河侯那样，还那么会讲面子。中国诗的苦难与悲哀，在无边地扩大、加沉加重。唐宋时代的诗人一首诗里往往只知道一种不幸，而在郑珍的世界里，却有交织的不幸、连环的不幸、快乐中的不幸、不幸中的不幸，譬如在他丧孙子玉树的那几首诗里，寥寥几十个字，写出了：自己丧孙之痛、老妻之痛、绝种的恐怖与绝望、薪尽学绝的不幸，哀莫大于心死的悲伤、华夏文化断绝的忧思……诗人说是“天刑满身绕”。这里，诗不仅是诗，而是大地撼动的地震记录，是山雨欲来的风声树响，是国之将亡的志士之歌，诗人不仅是诗人，而且是国身通一的仁人，他写出了一个苦难与罪孽深重的中国，一个身体与灵魂遭受巨创的中国，一个滑向毁灭深渊中的中国。
然而他的诗世界里，其基调是分析、解剖，深挚的感情融入了清醒的理性。
郑珍很像鲁迅说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正是十分地道的现代精神。
加拿大的施吉瑞教授研究郑珍，说郑的现代性，是一种没有受西方影响、具有本土意味的现代性。又情感又理性，又执著又怀疑，也是一种未完成的现代性。
他的每一首诗好像都有一个思想，思想好像在等待着一种已经宣判的罪行，好像在一种即将到来的毁灭面前苦苦挣扎。一如《长恨歌》里说的“宛转蛾眉马前死”。
然而那个时代没有一个诗人像他这样认真地躬行实践孔孟程朱的身心性命之学，这方面他才是真正的硕儒。从根本说，这才是他成为伟大诗人的动力，身后一个多世纪的文学人也难以企及。儒家道成肉身的日常信守，汉宋学术精神的区分智慧，终于回应了时代危机的挣扎、绝望与怀疑，不仅成就了最后的古典，同时也开启了最初的现代。正如他去世前的诗句：“血肉乾坤春自在，破残林壑眼犹明。”这是中国士人最好的凤凰之歌。因而说不完的郑子尹，也是说不完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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