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随着国内外水下考古和海上贸易研究层出不穷的新发现以及日益高涨的研究热情，一类过去并不引人关注的器物——储物罐，成为国际上学术研究的热点。罐类器物在陶瓷器中有着悠久的生产历史。在长途海上贸易兴起以后，罐类器物有了新的使用功能，即在海上航行中用作储存淡水、葡萄酒的盛储器，特别是还成为盛装其他船货的包装用具。这类罐子尽管有大小的区别，但其共同的特征是胎釉加工都比较粗率，胎体厚重坚硬，很少有装饰而缺少美感，因此一向不受中国的研究者和收藏者重视。
然而，作为海上贸易的关键性器具，储物罐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后来在印度尼西亚等地被异化成礼仪器物，甚至被当作财富象征。近年来，储物罐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热点：法国远东学院连续召开了两次关于海上贸易中使用储物罐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东南亚的学者纷纷开展窑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报告了许多关于烧制海上贸易用储物罐的窑址的资料；印度尼西亚出版了以罐命名的专著。为此，我曾经数次撰文，希望引起学界对这类储物罐的关注。
2007年12月22日，“南海Ⅰ号”沉船被成功整体打捞出水
令人欣慰的是，广东学者为推进古代海上贸易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储物罐的研究付出了很多努力，发掘了生产储物罐的窑址，举办学术研讨会和专题展览，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李灶新先生是相关研究的先行者，不仅潜心收集资料、查阅文献，而且从储物罐生产、运输到使用全过程的视角开展研究，将“南海Ⅰ号”沉船、南越国宫署遗址和佛山南海奇石窑、文头岭窑等地出水、出土的酱釉罐汇集起来，从其作为储酒器具的功能出发，将最新研究成果编撰成《酒香飘万里：“南海Ⅰ号”船载酒罐与岭南酒文化》一书，即将付梓，可喜可贺。该书虽然定位为科普读物，但其研究的出发点、资料收集的系统性和关联不同遗址资料的研究视角，都体现了很强的学术目标和广阔的研究视野。书中内容翔实可靠，语言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图片与文字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有助于加深读者的理解与认识。优点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以下几点特别值得称道。
第一，书中利用最新考古资料，对这类罐用来盛储酒水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代表了学术研究的新视角和新观念。书中成功地将“南海Ⅰ号”所出酱釉酒罐的源流，从广州的官方酒库，追溯至佛山的生产窑场。这一成果，充分体现了考古学“以小见大”的研究模式。人们常说，考古的魅力，在于从出土的遗物可以窥见历史的面貌。“南海Ⅰ号”沉船上所载的万千器物，尤其是那些看似寻常的陶瓷储物罐，往往是解读过往的关键。透过这些朴拙的酒罐，我们得以窥见宋代岭南地区活跃的酒类生产、官方在商品流通中扮演的角色、区域经济的专业化分工以及社会生活的若干侧面。这不仅对特定商品流通链的精细重构，更是对宋代经济运作模式与国家管理方式的生动揭示。
第10号舱酱釉罐的存放方式
自2021年南海奇石窑和文头岭窑最新考古成果发表以后，作者以“南海Ⅰ号”出土的酱釉酒罐为视角，多角度、深层次、全方位地分析研究，指出船上大量酱釉罐原来是装载有酒的，这些酒主要是由宋代广州公使酒库生产的公使酒和私人酿酒作坊生产的私酒。这些酒是“南海Ⅰ号”停靠广州期间受到广州市舶司等地方官府热情接待馈赠和贸易所得，为确认其到过广州、最后从广州港离岸出海提供了关键的实物证据。
第二，在此基础上，作者结合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沉船、港口遗址的考古发现，以及《诸蕃志》《宋会要辑稿》等文献资料记载，指出早在宋代，中国酿造的美酒已通过海上贸易销往海外，将这些岭南酒罐置于更为宏阔的国际视野之下。通过对“南海Ⅰ号”，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其他重要遗址如东南亚的“鳄鱼岛号”沉船、“林加号”沉船、“爪哇号”沉船，韩国的“新安号”沉船上的酱釉罐，乃至印度奎隆港、埃及爱扎布港口与东非肯尼亚格迪古城等地发现的同类酱釉罐，进行系统梳理与比对，展现出这些器物作为宋元时期中国重要的外销商品其流布之广远、影响之深巨。它们不仅是酒的载体，更是中华酒文化、商业精神与手工业技术向外传播的使者，是宋元时期中国积极参与并深刻影响世界海洋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珍贵物质证据，拓展了我们对宋元时期海洋贸易网络广度、深度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的认知。作者还提出“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一条美酒之路”的新见解。因而这本书的学术价值，远不止于陶瓷研究或沉船考古。它为理解海上丝绸之路的物质文化、宋元时期国家经济政策的实际运作、岭南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在东西方交流中的核心地位，乃至中国商品在古代全球贸易体系中的角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与崭新的研究视角，丰富了我们对宋元时期社会经 济史、手工业史、中外关系史乃至文化史的认知。
宋末元初钱选《扶醉图》，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第三，该书通过对南海奇石窑、文头岭窑与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同类的酱釉罐和瓦类建筑材料的对比分析，厘清了南海官窑的实质。南海“官窑”这一地名最早出现于元代《大德南海志》中，有文物工作者根据调查结果，认为紧邻官窑墟的文头岭窑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国的官窑。随后，甚至还有以“南海Ⅰ号”沉船有底刻“官窑内造”字样瓷碟的不实报道来印证南海官窑有1100多年的历史。此书第三章《商标揭秘“酒墱”产地》，对这个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论述，不仅说明“南海Ⅰ号”沉船和宋代广州公使酒库出土戳有“酒墱”等印文或印花的酱釉罐主要产自南海奇石窑和文头岭窑，还根据奇石窑和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出土的同类宋代灰陶板瓦、筒瓦、瓦当和滴水，特别是南越国宫署遗址发现的宋代“三城窑务烧造到砖官立”印文陶长方砖和刻写“官”字款的南海窑酱釉罐等，结合《宋史》《宋会要辑稿》等有关“窑务”的记载，认为南海“官窑”地名应与宋代广州曾在文头岭窑和奇石窑置窑务官、监督烧造官府所需的建筑材料和日用陶瓷器有关。这一观点比较符合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也印证了文献的记载。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宋代“广州窑务造”印文陶长方砖及拓本
第四，该书的作者长期在考古文博单位工作，还参与了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及报告编写等工作，对岭南地区的考古材料比较熟悉，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和认识，由他来撰写有关岭南酒文化的普及读物，自然很合适。该书以考古发掘材料为基础，把与酒相关的出土历代陶器、青铜器以及其他器物串联起来，结合文献资料记载，不仅呈现了中国特别是岭南地区酿酒的悠久历史，还把古人以酒成礼、以酒会友、以酒助兴、以酒为媒等历史故事以及丰富多彩的酒文化娓娓道来。读之犹如品尝香醇的美酒，陶醉其中。
《酒香飘万里：“南海Ⅰ号”船载酒罐与岭南酒文化》让这些沉睡海底800余载的酒罐，经由细致的考古工作与深入的学术研究，终于向世人“开口说话”，讲述它们不平凡的经历。它们不仅是宋代繁荣的海洋贸易的见证者，亦是岭南独特酒文化与生活气息的承载者，更是那个时代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使者。本书以海上贸易的储物罐为切入点和研究主题，以文物讲述文物背后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等，不仅能为相关领域的学者提供重要的参考，更能加深广大读者对岭南文化、海丝文化的认识，引发对我国海上贸易与对外交往的历史与丰富文化遗产的兴趣。这缕由考古发掘所重现的“酒香”，必将“飘万里”，跨越古今，联通世界，启迪来者。
期待未来有更多类似的研究成果问世。
秦大树
浙大城市学院艺术与考古学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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