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古代的中日书法发展与交流的主、客关系，一直是一种一面倒的关系，呈现出的是日本长达千年的对中国单向学习取法的基本形态。日本书法家一直谦虚地说，中国是书法的母亲。中国书法是日本书法从奈良时代、平安时代、镰仓室町时代一直到江户时代发展的原动力。这一过程，与东汉到隋唐汉字和汉文化输入东岛建立日本史几乎“同步”。
明治维新之际，日本转头向西方学习，要“富国强兵”“脱亚入欧”。但当时的日本政治层和学术层，却是洋派艺术派和华派汉诗派互相交错而并行。首相大臣之类的高官阶层竟以擅汉诗汉文为傲。书斋中每每悬挂书法条幅，以示学问宏富；但日常国事政事中却又满嘴“和式英语”，以见时髦而自诩有世界眼光。于是在书法上也是构成复杂：既学中国老派的以元明书法为代表的文人式作派；又魅惑于新鲜的清末新派北碑风书法，甚至把北碑书法等同于西洋现代艺术中的抽象表现。尤其是历经大正、昭和前期，一直到二战败降后的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日本书法已经完成了现代“日本式”的全面复苏，中、西背景孕育出的古典与西洋这两股不同的书法观和流派观竟可以并存于近世到近代的一百余年，所持有的力量不断互相作用与交替。亦即是说，从江户到明治为一变，大正到二战以后又一变；因了这种复杂的背景构成，遂有了“汉字派”“假名派”的分属中国和日本的古典型、“近代诗文派”的社会应用型、“少字数派”的形式创新型、“前卫派”(墨象派)的脱胎于西洋型这五大流派，异彩纷呈，此起彼伏，十分喧嚷又十分繁荣。书法创作实践的繁荣，必然会连带影响到书法理论也同时采取前行姿态。以学科眼光观测之，理论中的“书法史”类研究，基本上都以古典派为主导，且多以中国书法史为知识基盘；日本书法史因为内容相对较单薄，略约附属之。至于书法创作理论，则多有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如对现代主义、观念主义的偶然引用和因循。书法临摹理论和技法理论，如笔法、字法、章法，则仍是中国古代书论的直接翻版，只不过更简明扼要。至于书法美学理论，传世不过三五种而已，论规模几乎可以不计。这样检视各项之间的比例，关于中国书法史著述的量，至少占70%，其他日本书法史和实践大类的当代临摹、技法、创作理论不过30%。换言之，在书法的学术理论这一条线上，日本学者的“中国书法史研究”，因为牵涉到书法这一门的常识与基本知识体系，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或是韩国及东南亚国家，都据以为是书学的“根本”，必然是属于重中之重的主脉和标志。而从日本学者视角出发的针对日本本民族的假名书法史和书法实践技法类理论，在学术上既无法独立，已有成果似乎也难成体系。
井上有一《智愚》 1978年 墨、竹纸 56cm×86cm
由是，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专项的“日本的中国书法史研究”，是当代世界视野下作为域外书法研究的一个非常特殊又极具整体性，且体量庞大的学术存在，同时又是最有价值的。它是我们这套“译丛”从孕育策划到产生的根本依据。
日本的中国书法研究的“主力”，首先其主体是学问家且多兼有大学教授的身份。从上两代前辈神田喜一郎、中田勇次郎、西岛慎一、杉村邦彦、福本雅一、鱼住和晃、石田肇、萩信雄，到后继一代中年才俊如福田哲之、菅野智明、泽田雅弘、河内利治、松村茂树等，构成了特别的不以书法创作实践能力为高下的较纯粹的书法学术学理文献研究一系。其人才与成果，则多出于大学研究院所之间。
其次则是西川宁、青山杉雨、村上三岛、宫本竹径、日比野五凤、宇野雪村、上条信山、木村知石、小坂奇石、小林斗庵、梅舒适、今井凌雪、谷村熹斋等老一辈书法篆刻界名家。他们以出色的创作实践在日本书法界风云际会，主要贡献都在展览创作领域，但也会兼有一些学术研究。而且并不限于中国书法史研究，平行的也有本国的日本书法史研究与当代日本书法研究，群星闪耀，各擅一域。其中当然会有对中国书法史研究可称杰出贡献者。比如西川宁的博士论文《西域出土晋代墨迹书法史研究》，专题研究西域《李柏文书》，为当时斯界的奠基之作。又比如今井凌雪历任多所大学的专任教授，且拥有独特的简帛书创作与研究。再比如小林斗庵独特的中国篆刻史研究，以“中国篆刻丛刊”四十卷本的恢宏气势，在中、日均作为印学资料大全的首倡。这些例子，在当时都是独树一帜，足以并驾中国同行，甚至个别课题还超越之。但是，若论理论研究的系统性与文献功夫还有思辨深度，当然还是第一类学者教授式研究家更有特色，而且可以与中国同行采取共同的比较基准。
于是，我们看到了两条发展脉络：
第一条是纯理论的以学术文献文字立足的序列，主要是以大学教授和研究所学者为主撰述的学术著作，而可以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尤其是文史哲与考古学、金石学、碑帖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古器物学、考证辨伪之学等相衔接与相抗衡。
第二条是既有创作实践影响力，又有重要理论积累的书法界权威人士，基于感受敏锐而深刻的个人见解表述。它首先对应于书法界活跃的翰墨风雅之士所拥有的强大社会群众基础，其次又略可引进、移植、沿循现成的欧美西方艺术观在“现代艺术”层面上的互为依傍，再次或可使书法作为艺术，更可以媲美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等，故而多以技法理论与创作经验传授的著述形式为之。
前者是“学者”型的，重在“学”之思维、思想、思考，以及文字、文章、文史、文化的考真订伪、证古求正，其研究对象是古来各种流传有绪的书法文献本身及相关的作者、作品、事件的史学价值与事实判断。后者是“文人与艺术家”型的，重在“艺”(“术”)的基本形态与共性个性之互动互制，以及风格、形式、技法投入实践后的书法式视觉构成印象的理由、要素运用、表现规律和创作目标设定，还有优劣评判基准的确定。
在日本近代百年“中国书法研究史”领域中，在同一个主题限定范围之下，这两种不同的研究个性，在类型上可谓泾渭分明。无论是研究观、研究立场、方法论、成果检验等，都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以这种特殊现象来对比中国书法学术界的分布方式，会发现两者如下之两个特征：
第一，在当代日本，书法理论家与书法实践家的职能分离与社群分离，其边界区别十分清晰而互不相涉，它本来是一个延续百年司空见惯的习惯做法——学术归学术，笔墨归笔墨；或曰思考归思考，经验归经验。两股“车道”本不相交叉。而在中国，看民国时期凤毛麟角的书法家与著述家，一般都很难区分彼此角色。如张裕钊、李瑞清、沈曾植、康有为直到沈尹默，顶流的学问家、理论家的书法技艺水平也极致高超，甚至可以开宗立派；反过来以书法家闻名者，也多乐于著书立说，如沈尹默、邓散木、潘伯鹰、白蕉等等。总之作为一个书法界的“士大夫”境界，大家都习惯于学术与艺术的双擅兼能。所以直到晚近甚至直到今天，中国书法界还在反复强调那些似是而非、含糊其辞的“书法是学问”“书法是文化”而且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唯独不讲“书法是独立的艺术”。这种从宋元明清一脉承传而来的“士大夫文人”情结，日本就不会有。
第二，日本的书法家团体与从事学术理论研究的大学教授，互相之间竟拥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与不同归属。首先，日本的书法展赛有“日展”“读卖展”“朝日展”“每日展”“产经展”。除“日展”外，都是新闻社即日本的几家大报社出资主办的，性质是“公募展”，亦即是可以由任一普通书法爱好者、群众投稿，发动面极广。因为办报纸首先考虑的是面对社会大众，故而所办书法展览，当然也肯定是旨在吸引和面向大众爱好者的普及性质，而与学术研究甚少瓜葛。只有“日展”不是新闻社(报社)，而是文部省(文化部与教育部)和日本艺术院主办，但它又是层层推荐制，并不直接面向大众，也不接受自由投稿，自然也就不会有像在中国办一场全国展动辄六七万人投稿的现象。而另一端，书法理论家多出身于大学，是有学问的知识人，个体性强而多孤傲高冷，不愿与社会上的一般书法爱好者为伍，更不愿与书法家团体组织合流而随势俯仰。
“现代书道二十人展”“每日书道展”海报
这种分列而不重合的情况，在中国没有出现过。改革开放以来，骤然而起的“书法热”中，大学与学校教师、学生是推动书法发展过程中最核心的主流力量，如“首届大学生全国书法比赛”(1981年)造就了一大批有知识的书法“明星”。几十年来，我们的大学书法教授，一方面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另一方面也积极参与社会上作为热点的展赛与创作活动，甚至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
由此而伸延至本套“日本中国书法研究译丛”的功能定位上，经过几次反复讨论，我们逐渐形成如下的集体认识。
中国书法史在专业知识系统建构方面有超强的稳定性。从创立“知识”系统到固化“常识”范式，中国与日本之间，并没有太大差别。但随着时代的推进，不同的课题关注侧重、不同的学术传统积累、不同的研究方法路径，以及不同的历史轨迹的支撑与持久影响，使日本书法研究者开始有了不同的价值取向、风格特征及不同的关注重点。
比如日本古代书法并没有从殷商甲骨文、青铜器金文、战国文字一直到秦篆汉隶的书法史传统，而是从中古时期的六朝隋唐楷书出发。这使得日本书法学者对两周金文、秦篆汉隶有先天的隔阂。一流的文史学者可以克服这种历史局限，在甲金文、《说文》学研究方面做出杰出的研究；但在日本的书法史学者，尤其是在关注形式的视觉立场上看，金文篆隶包括简帛仍然是一个陌生的、遥远的存在。更加之日本古来还有一个比中国大草更简约的假名书法史研究，遂造成了中国书法研究领域中的某些课题目标之间的明显不平衡。又比如对已经是权威与“常识”而不可或缺、人人皆奉为圣明的“书圣”王羲之，大家都愿意投入精力，各种细枝末节、句逗文辞、宗谱世系、流传递藏、刻帖版本乃至东晋的门阀大族交往世谊，无不一一作出细密的梳理钩沉，但对于相对尚未司空见惯、耳熟能详的各代同样重要的书家书作，遍检两周至清各时期，这种精耕细作式的研究就少得多。这一情况，与中国的书法史研究题材遍布各朝各代、各个代表性书家均有广泛研究相比，区别是十分明显的。我们在选择日本学者研究成果列出翻译的备选书目时，既要抓住一些十分经典的对中国同行也有参考甚至引领意义的重要内容，又顾及一些相对冷僻的研究著作如金石书法、刻帖、书法家交友圈、《说文》学与小学、北碑学、古法书鉴藏史等领域，尽量作相对全面综合的反映。但坦率地说，即使有了这样的努力，其圜转腾挪的选择余地仍然不大。因为可选择的现成项目不多。
基于这样的力求知己知彼的了解与把握，于是有机会为本次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国家级重点出版项目，确定了三个方面的原则。
第一，选择书目必须先考虑其时间上的标志性。
我们确定了“译丛”上下限的时间跨度，上限应该是“战后五年”即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从军国主义时代转入正常的文明国家，从而成为文明世界一员的起点开始。战前的日本，大都还是古典类型的书论札记旧式文字时期；战时的日本更是万业皆废，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而在重生后的日本，真正的学术研究才开始启动自己的发展历程。我们将时间定为1945年至1950年以后为上限，一直到世纪交替直到今天的又二十年即2020年左右作为下限。这样设定时代背景，十分切合于尊重现实的日本“中国书法研究”既有成果评估的构想，当然更符合我们这一“日译”项目的动因与初衷；它也是与本套“译丛”充分保证学术含金量和能够对应于中国同时期研究成果的愿望相一致。
第二，“译丛”特别关注体现当时研究的前沿性、高端性。
在今天又经历五十至七十年时间的发展历程以后，站在中国立场上看，鉴于我们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多年中，借助于“书法热”形成的雄厚群众基础，带动了显而易见的书法学术繁荣。作为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必然会顺势带动中国当代的书法史研究领域的突飞猛进。尤其是在新世纪以后，形成了优秀成果层出不穷而且人才济济、研究方法也在不断更新的可喜局面。以此来看五十年前日本学者的“中国书法研究”，时过境迁，个别的也许会觉得方法略显老套或结论也不新鲜。但站在更宏观的历史立场上看，被选中、被译介的在日本出版的书法史著作，首先是标志了过去七十年间日本方面最重要的代表性成果，而这些学术成果过去我们大多并不了解；其次是这些研究中国书法史的日本学者，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引领风气之先的最顶流的大家巨擘；最后是这些著作在当时都已经产生广泛影响，有着横跨几代持续不断的读者受众群并且无不被奉为圭臬，构成一个时代的“经典”。有此三点，已经足以保证它们在特定时代的高端性与彼时的前沿性。
《读卖新闻》“文化栏目”菅原教夫《书2025》专栏刊登
《日本中国书法研究译丛》出版信息
第三，建立当代中国书法研究史前所未有的重要的来自异国的“文献”和“文本”群。大批量直接翻译日本学者的书法史研究著作，原汁原味地准确反映一个时代，从而显示出中国与日本之间可能存在研究异同进行比较的可能性，形成富含珍贵学术信息的完整性框架，这是本套“译丛”的一个最理想的目标选择。20世纪80年代之际，我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出发，研究日本书法史尤其是现当代日本书法，于书法史研究创立了“三系四段说”和现代书法研究的“五派”说，并为了方便理解，与中国同时代进行了尽可能完整的比较学研究，还特别分出精力，陆续出版有《日本书法通鉴》《现代日本书法大典》《中日书法艺术比较》等。但从学术上看，中国人眼中的日本书法，还是一个基于中国式理解的“比较书法学”式含义。而今天有这样一套“日本中国书法研究译丛”，却足可以保证全方位地传递出纯粹的日本立场，而不是夹杂着中国看法的日本立场。它不必站位成为新的“比较书法学”，但却可以帮助我们在理解历史时，寻找到更为切实本真的立场态度，从而不因习惯的偏见而误解了七十年之间持久的日本中国书法研究的真正价值，与对中国同行的启发意义——第一手的“文献”和“文本”，对我们这样的研究而言，是最重要的物质前提。
今后的中国书法史研究，一定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构成内容。当代的“中国书法史”学术研究，只有持续受到中国研究者、日本研究者及欧美研究者的关注，并共同付出努力，才有可能获得不断进步而攀上学术高峰。在过去，日本研究者们所获得的成果，无论是质量还是体量，在域外研究格局中，都堪称独占鳌头、鹤立鸡群，这当然是拜古代日本积极融入“汉字文化圈”并持久贯穿于日本立国一千多年的文明史、文化史进程所赐。但自明治维新以后，“脱亚入欧”“富国强兵”的民族文化新取向，一方面短暂地刺激了明治、大正、昭和前期日本汉诗、汉学、书法的复兴；另一方面整个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又越来越以欧美与世界为发展目标。尤其是在战后和当下，关心汉文化、关心书法艺术的青少年逐年递减，当年叱咤风云的日本一流的中国书法研究家也渐入老境。由此看来，今后世界意义上的书法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似乎正处于一个喜忧参半的氛围中。
鉴于此，本套“日本中国书法研究译丛”的精心组织和选择译介，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兼容并蓄姿态，为促进当代中国书法学术的健康发展，帮助我们认清这七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两国书法研究的发展进路和各自优劣长短，并有可能作出准确判断而言，显然是不可或缺，亦是极具启发价值的。更进而言之，对于弘扬当代书法研究，尤其是充分印证中国书法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国际传播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目前已获得的辉煌业绩，其积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2025年10月12日于千秋万岁宧蕉荫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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