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少华：立足前沿，循规蹈矩——评《秦汉简牍文书名物研究》

传统名物研究源远流长，汉代经学家导夫先路，训释名物，以说解经义；两宋金石学异军突起，解决了大批青铜器定名等问题；有清一代乾嘉学派将传统的实证考据的研究方法发挥到了极致，传统名物研究也达到高峰，成果丰硕，影响深远。进入二十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和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传统名物研究方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甲骨文、敦煌写卷、汉晋屯戍简牍等新资料的相继出土，为名物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丰富的资料。1925年，王国维系统地提出“二重证据法”，主张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这一方法不仅深刻影响了史学研究，也为名物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随后，“三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等理论方法相继衍生，逐渐成为文史研究的范式。在此背景下，现代名物研究广泛采用多重证据法，充分利用考古实物（包括遗址、实物、图像）和出土文献等新资料，解决了一系列传统名物研究的难题，取得了诸多成果。现代传世文献名物研究既有专书也有专题，如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刘兴均等《“三礼”名物词研究》、曹建墩《三礼名物分类考释》、汪少华《〈考工记〉名物汇证》、王子今《秦汉名物丛考》、高春明《中国服饰名物考》、闻人军《中国古代科技名物论集》等。这些研究以传世文献为基础，在方法上已吸收新材料的成果，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出土文献的名物研究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学者通常根据文献的时代、性质、地域等因素，限定一批文献，进行全部或部分名物的研究。其中重要者有单育辰《甲骨文所见动物研究》、田河《出土战国遣册所记名物分类汇释》、罗小华《战国简册中的车马器物及制度研究》、雷海龙《汉代遣册衣食住行类名物集释与疏证》、范常喜《出土文献名物考》、杜朝晖《敦煌文献名物研究》等。这些研究充分利用出土资料的优势，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为名物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此学术背景之下，孙涛所著《秦汉简牍文书名物研究》以出土秦汉简牍中的文书为基础资料，以语言文字和训诂的双重视角，基于数据库技术，充分采用多重证据法，多层次、多角度地探讨了名物问题，值得重视。总体上，本书有以下特征：

一、语言文字与训诂融通，研究内容丰富

本书融合了语言文字视角与训诂学视角，既注重宏观规律的总结，又致力于微观疑难问题的解决，展现了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特色。语言文字视角以其系统性见长，适合对语言现象进行综合分析，揭示普遍规律；而训诂学视角则以其精细考辨见长，善于解决具体疑难问题。本书将这两种视角有机结合，既在宏观层面总结规律，又在微观层面破解疑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模式。

在语言文字视角的运用上，本书从文字形体入手，逐步扩展研究范围，层层递进，展现了清晰的研究脉络。首先讨论了字与字、字与词的关系即字际关系（第一章）和字词关系（第二章）；然后语言层次范围从文字扩展到词语，选取了方言词这一独特的视角（第三章）；又扩展到语法，专题研究了省略和特殊语序现象（第四、五章）。在此之中，作者不仅对语言现象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与辨析，还注重总结普遍性规律，并将其应用于疑难名物的考释。例如，第四章在罗列大量省略现象的基础上，提出“缇绀胡”可能为“缇〔胡〕、绀胡”的省略形式，指两种颜色的“胡”；第五章则通过分析“食物—烹饪方式”与“烹饪方式—食物”在意义上的对等关系，提出“便煎”可读为“鯾煎”，与“煎鯾”同义。这些观点既体现了对语言规律的深刻把握，又为名物考释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训诂学视角的运用上，本书以解决疑难问题为核心，展现了较为扎实的考据功底。第六章按照类别分类考释了22例名物，虽然部分例证的论证尚显薄弱，但大部分考释都相当扎实，胜于前说。这种例释式的写法，既是名物研究经典而难度大的方式，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学术功力。最后，本书并未局限于秦汉简牍名物问题的研究，而是充分利用多重证据法，对传世文献中的疑难名物提出了新的观点，积极回应了学界热点问题。

《秦汉简牍文书名物研究》目录

总体而言，本书较好地实现了语言文字视角与训诂学视角的融合贯通，实现语言规律的总结与疑难问题的解决，有力地推动了秦汉简牍文书名物研究的深入，也为出土文献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二、利用数据库技术，穷尽式的研究方法

本书充分运用数据库技术，实现了“穷尽式资料搜集”与“穷尽式统计分析”的双重研究。

秦汉简牍文书具有文字体量大、资料分布零散的特点，本书基本囊括了目前发表的秦汉简牍文书资料，包括５种秦简牍文书、43种西汉简牍文书、９种东汉简牍文书、２种时代不确定的汉简文书，字数超100万，涵盖了行政文书、法律条文、私人信札、账簿记录等多种类型。值得重视的是，作者不仅广泛搜集原始资料，还及时跟踪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对基础释文进行了全面校订，确保了数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这种“穷尽式资料搜集”不仅为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也为后续的统计分析创造了条件。

在此基础上，本书并不满足于将数据库作为单纯的文本存储工具，而是充分发挥其数据处理和分析功能的特性实现“穷尽式统计分析”。穷尽式统计分析有利于全面、细致地描述字词现象，但是如果操作不当，也很容易流于表面，为了穷尽而穷尽，导致堆砌数据。本书穷尽式统计分析主要体现在第二章名物词用字时空分布和第三章方言名物词时空分布考察时，这两章采用穷尽式统计分析具有必要性。举例性的用字情况只能反映一个时期存在某一用字，而穷尽式统计分析可以准确判断哪一种用字形式属于主流用字，也可以动态展示用字转移等发展变化趋势。同理，穷尽式统计分析也有助于判断方言词的流行程度及其发展变化（如第三章：二〇、矢、箭）。另外，穷尽式研究容易突出“例外”情况，如第四章第三节语境省略讨论“大黄弩”时提到肩水金关汉简73EJT24：294“□赤力一百斤”，作者指出：“我们统计，汉简中力度最小的弩是‘三石弩’，最大的是‘大黄力十五石具弩一’，力度在其之间的“四～十石弩”皆可见，但是未见‘一石弩’‘二石弩’，因此‘力一百斤’的力度实在太小。其中‘一’字形作，横笔中间有一点，该字可能并非‘一’而是‘七’。”是其证。这种对“例外”现象的敏锐捕捉，不仅有助于修正释文错误，还能为研究提供新的线索。

三、注意多重证据互证

本书在秦汉简牍文书名物考释方面，采用了多重证据法，充分结合传世文献、考古实物和出土文献。这种多维度的考证方式，不仅解决了诸多疑难名物的释义问题，还继承了名物研究的范式。

首先，在利用传世文献方面，作者善于从传世古籍中发掘关键线索。例如，在考释居延汉简中仅一见的“火革”一词时，并未局限于简牍本身的语境，而是广泛征引了《荀子·正论》和《墨子》城守诸篇的相关记载。《荀子·正论》“齐人用一革”的“革”解释为容器，而《墨子》城守诸篇的“革盆”则明确用于救火。作者将这两条传世文献的记载与居延汉简中的“火革”联系起来，得出了“火革”即“救火的革制容器”的结论。这一考释不仅解决了“火革”的意义问题，还揭示了古代消防器具的材质和用途，为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参考。

其次，在利用考古实物方面，作者展现了较为敏锐的洞察力和扎实的考证功底。例如在考释马王堆三号汉墓遣册中的“弪”字时，并未局限于文字本身的解释，而是将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出土的校弓器“檠”与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实物“弓形器”联系起来，认为“弪”即“檠”，对应同墓所出的“弓形器”。这一考释值得注意，一方面，它解决了文献中“弪”字所指何物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明确了考古实物“弓形器”的具体用途。这种将出土文献与考古实物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不仅增强了考释结论的可信度，还提供了新的思路。

此外，本书还利用秦汉简牍文书等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的名物进行了重新审视。例如《礼记·玉藻》“造车马”，传统观点认为“车马”是偏义复词，偏指“车”。然而，作者全面梳理出土文献中“车马”一词的使用情况，发现上古汉语中表示｛马车｝这一意义时，普遍使用并列词组“车马”，而较少使用“马车”。因此认为《礼记·玉藻》“造车马”即“造马车”。这一考释不仅纠正了传统观点的偏颇，还揭示了上古汉语词汇使用的特点，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

总之，本书在名物考释方面，通过传世文献、考古实物和出土文献的多重证据，不仅解决了诸多疑难问题，还为名物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启示。这种多维度的考证方式，既注重文献与实物的互证，又强调历时与共时的结合，充分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创新的研究思路。这种研究方法不仅适用于秦汉简牍文书研究，也为其他领域的出土文献研究提供了借鉴。

四、广征博引，图文并茂

本书以秦汉简牍文书为主要研究资料，但是在征引出土文献资料时，不囿于一隅，而上溯商周，下及魏晋，囊括商代甲骨文、商周金文、秦石鼓文、战国楚简、秦汉简帛、三国石楬、晋简等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出土文献。这种跨时代、多类型的文献征引方式，让研究基础更加扎实，展示了较为广阔的学术视野。

同时本书很好地使用了图像资料：一、对出土文字的原形体高清化处理，使原本模糊不清的古文字形体得以清晰呈现。这些经过精心处理的文字图像，保留了原简的书写特征和笔迹细节，而且通过科学的排版，将不同时期、不同载体的文字进行对比展示，为辨析字形演变提供了直观可靠的依据。二、在名物考证时，不单单依赖文字描述，而是采用了实物图像与文字考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书中展示了较多考古实物图像，为了方便理解，有些还标注了说明文字。这些图像资料与文字论述相互呼应，使读者能够直观地了解古代器物的形制特征，容易理解文献描述。作者还特别注重图像资料的学术规范性，所有图像均注明出处，既保证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又为读者进一步查证提供了便利。这种图文并茂的呈现方式，不仅提升了研究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也为读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视觉体验。

《秦汉简牍文书名物研究》内页

当然，本书还有一些问题，主要是某些名物考释的证据力较弱，如“白鱼”、《国语·吴语》“挟经秉枹”与清华简《越公其事》“疌弪秉”之“经／弪”等考释，结论仅可备一说。

总而言之，本书的特征是：立足前沿，循规蹈矩。前者说的是学术研究的创新性，后者强调的是学术传统的继承性，二者相辅相成。“立足前沿”要求研究者始终保持对学术动态的敏锐感知，及时吸纳新材料、新工具和新理论。在本书中，作者不仅充分利用了秦汉简牍文书这一新材料，还广泛参考了商代甲骨文、战国楚简、三国石楬等出土文献，展现了开阔的学术视野。作者还充分利用数据库技术，通过“穷尽式资料搜集”和“穷尽式统计分析”，实现了对大批文献的高效处理与深度分析。这种对新材料和新工具的娴熟运用，不仅提升了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也为名物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作者还积极吸收现代语言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将其融入名物考释中，展现了跨学科研究的优势。“循规蹈矩”并非贬义，而是突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学术传统的尊重。名物研究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其研究方法与范式在长期的发展中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体系。本书在研究中并未盲目追求新异，而是充分继承了传统名物研究的考据传统，注重实证与考辨。例如在考释名物时，不仅广泛征引传世文献，还注重结合考古实物和出土文献，通过多重证据法确保考释结论的可靠性。作者在总结语言规律时，也始终以扎实的文献分析为基础，避免空泛的理论推演。这种“循规蹈矩”的研究态度，既是对学术传统的致敬，也是对学术规范的坚守。总之，对于名物研究来说，新材料、新工具等新东西要及时吸收，在此基础上，继承传统，踏踏实实地考据才是其正途。

（书评作者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训诂学与古籍整理）

作者：汪少华

(本文原载于：《中国文字研究》第四十一辑)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