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谈论清代，总绕不开正史的王朝叙事。
康乾盛世的恢弘气象、晚清变局的激荡风云，帝王将相的功过、典章制度的沿革构成了历史的骨架。可当我们想触摸那个时代的温度，想知道普通人如何度过一个寻常午后，失意文人如何排遣愁绪，乱世中的人们如何安放内心，正史的笔墨便显得格外稀薄。
宋代以降，日记作为日常书写的载体日渐兴盛，而清代更是中国古代日记的集大成时期，存世数量远超前代，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能在日记中找到一方书写自我的天地。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尧育飞的新作《大清万象：清代日记中的情感世界和社会生活》，便以这些散落的日记为原料，为读者拼凑出历史更寻常也更不为人知的另一章。
《大清万象：清代日记中的情感世界和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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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尧育飞 著
出版时间：2026年01月
尧育飞与清代日记的结缘，始于一段兼具偶然性与必然性的人生轨迹。十几年前初到长沙工作时，从事报纸副刊工作的他受“长沙活字典”任大猛先生影响，对本地名人日记产生浓厚兴趣，拜访钟叔河先生后，《走向世界丛书》中的域外游历日记更让他兴味盎然，偶然购得的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成为他走进这一领域的最初契机。而重回校园的抉择，让他对日记的研究从兴趣变成了事业。为珍惜失而复得的学习机会，尧育飞效仿曾国藩重拾中断多年的日记写作，这种亲身体验让他对日记的书写逻辑与情感表达有了最初的体感。
真正让他深耕其中的，是博士阶段整理苏州“贵潘”家族潘钟瑞《香禅日记》的经历。“长沙的夏天是出名的溽热，出租房又是九十年代初期的老房子，吹着电风扇也不解热，我常是打着赤膊，有时真是挥汗如雨。”这段艰辛的整理时光让尧育飞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学术震撼：“我从潘钟瑞日记中，读到晚清一位不如意文人的日常生活，读到他的喜怒哀乐，看到他在苏州城蹒跚的背影。我没有想到，古代还有这样的人，还有这样细密的文献。”
尧育飞
这部最终以《潘钟瑞日记》为名列入《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著作，让曾经的“读者”尧育飞成为“整理者”，而他为日记编制的详细人名索引，更让他对晚清江南人物与著述情况有了深入了解。
此后，整理《李辅燿日记》《何绍基日记》部分内容、为多部新出版日记撰写评述、在疫情期间开设“日记探微”专栏，一步步让清代日记成为他学术研究的核心。在尧育飞看来，整理稿本日记的工作从精明的人生计划来说，并不划算。整理得好，公开的表扬并不多；整理坏了，被人骂却是常有的，但他依然乐此不疲：“无他，我喜欢读稀见书，希望在新鲜的学术田野上耕耘。读常见书、做大学问之类的老调，我是并不怎么佩服的。”
这种一手整理经验，为他带来了不可替代的手感：“如果把稿本日记比作广袤田野里的蔬菜，那整理本日记就是菜市场码好的、整齐的蔬菜。你要在菜市场识别蔬菜的好坏，不去田间地头采摘，我想是不容易办到的。”稿本上的印章、涂改痕迹，都成为尧育飞解读文献的密码，甚至让他写出《明清日记中的“印章信息库”》这样独具视角的文章。
清代日记的价值，尤其集中在清初与晚清这一头一尾。在尧育飞看来，这不仅是因为社会剧烈变动带来丰富的材料，更在于人心与文本的独特性：“复杂的时代往往有复杂的人事，复杂的人事不能不寄寓于复杂的文献上。”清初与晚清的文人，想要表达自我、书写自我的观念异常强烈，这一时期的日记也因而更加好看，不过二者的差异鲜明又微妙。尧育飞表示，清初作者的感觉似乎是‘一个时代结束了’，要唱挽歌；晚清的作者似乎觉得‘这个时代怕要有什么变化’，发出的是不安的声音。但二者又存在内在关联，如王汎森先生指出，道咸以后晚明思想与著述复苏，反映在日记领域，便是百万字长篇日记的新时代。这是中国日记的‘巨册’时代，是李慈铭的自评，王闿运也说李慈铭‘以巨册自夸’。这种日记规模的膨胀，在他看来是文人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也不妨视作中国现代性的早期表征。无论是唱挽歌还是发不安之音，本质上都是清代文人想通过日记重新确立自我在人世间的位置。
在长期的日记研究中，尧育飞提出清代文学研究应从依赖文献的“命题时代”迈向创造“议题时代”。这一主张源于他对学科现状的深刻反思：“在古代文学研究这一古老而保守的学科里，这个提法不免要受到许多批评。然而，沉湎于文献的汪洋大海，不去思考问题，不能设置议题，那么，这样的研究可能不过是精巧的学术游戏。”尤其是日记文献材料更加琐碎，若无议题引导，极易陷入“以有涯随无涯”的困境。
《大清万象》聚焦情感世界与社会生活，正是这种“议题引领”的实践。在他看来，胡适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日记研究中极具操作性：“只要愿意跳出某学科的本位意识，遵从个人兴趣，积极关切社会的、学界的相关议题，那么日记就一定能为你提供可观的舞台。至于具体的法则，却是并不存在的。”
为了在浩如烟海的日记中实现高效且深入的研究，尧育飞借用小数据主义的理念，平衡材料追求与研究效率。“曾有前辈提出，研究虽要求穷尽材料，但实则往往并不能一网打尽。有关键的材料，有合理的布局，我想研究的材料不那么充分，也并不影响结论的可靠。”以书中对“出洋五大臣被炸案”的考察为例，尧育飞最终选定三十种日记，这并非他刻意追求数量，而是在前几年只能找到这么多，且选取的核心逻辑是通过不同日记，看同一事件在不同人眼中呈现的情形。这些日记是通过以人找人、以日记找日记的方式逐步积累，就跟蜘蛛结网一样，只要做下去，就会自然引导走向新的材料。尧育飞研究的收获远超预期：“消息传递的情况，有人当天就知道，有人半个月之后才知道，消息传播的渠道、抵达的时间、引起的反应等等千差万别。这提醒我注意晚清中国的复杂程度，即每个事件对每个人的影响可以完全不一样。”
跨学科融合是这部著作的另一大特色，但尧育飞也清醒地认识到跨学科研究易流于表面的问题，他坦言：“理想的跨学科研究，正如我在《大清万象》前言中说的那样，似乎并未出现。或者也许出现了，但大家还不太认可。”以清代日记研究为例，历史学界和文学研究界都在使用，但是很少看到这两个群体之间彼此关心，仅有日记阅读史研究等少数领域存在交集。
尧育飞的实践路径是避开学科壁垒，直接聚焦议题本身。以“新年发笔”的分析为例：“新年发笔实际上是一种民俗，但民俗学研究似乎较少涉及，而新年发笔的内容又构不成当下文学研究的范畴，我正好不必做太多依傍，只就新年发笔一事，老老实实梳理起来。”最终，他厘清了“新年发笔”的源头、形制、意义，尤其通过对《绍英日记》《订顽日程》中相关词句的解读，揭示了中国人简单直白的新年愿望及其书写模式。而对王闿运《湘绮楼日记》中饮食内容的挖掘，则是另一种跨学科实践：“古代文学研究者不一定关注吃喝这种小事，历史研究者对吃喝瞧不上，而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者执着于当代饮食现象的理论构建，这种对简单饮食材料的梳理就留给我这样的不务正业者。”
值得关注的是，清代日记的繁荣背后，还藏着文人的“文化资本”经营逻辑。道光、咸丰年间，理学家将日记作为互相批评的材料，倭仁、李棠阶、曾国藩等人皆孜孜于此，通过日记切磋砥砺、求取理学声誉；晚清以降，李慈铭“以巨册自夸”，王闿运、郭嵩焘等人将长篇日记传示他人或公开印行，日记成为弋取名声的新途径。即便是无法跻身主流文坛的底层文人，也通过撰写超百万字日记，参与地方文化建设，树立地方文化权威，让日记成为“底层文化资本”。这种心态解读，为日记研究增添了新的维度，也印证了张剑教授的观点——日记并非单纯私人书写，史鉴论、积微论影响下的日记带有公共属性，生命论主导的日记也不排斥公共成分。
这种研究方法，最终指向尧育飞所认同的“情境文学史”。在他看来，日记作为最鲜活的过程性文献，提供了过程性的材料，为文学场景的还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北大张剑教授提出的“情境文学史”理论，正是对日记特性的精准把握，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的终结：“日记研究现在虽然貌似热闹，但还未引起前辈研究者的高度关注，是因它并未改写或极大修改旧有文学史框架。而这，需要在‘情境文学史’指引下，通过一个个挑战既有文学史的日记研究个案成果来推动。”
在尧育飞的解读中，清代日记的价值不仅在于学术研究，更在于其跨时空的现实意义。它既是历史的镜像，也是人心的参照，甚至能为当代人提供心灵的疗愈与启迪。而这种价值的核心，首先源于日记在“私人记述”与“公共表达”之间的流动张力。
尧育飞认为，日记本质上是作者重塑自我及其世界的一种努力，具有天然属于日记的“真”。那些认为“正经人谁写日记”的论调，对日记误解甚多。清代日记的有限度公开，如文人家族间的传观、理学家群体的互批并非否定其私密性，反而是自我呈现、自我实现的一部分。文人家族之间的日记传观，共享亲人近况，是亲情的体现。而理学家群体之间的日记互批，则是进德修业、切磋砥砺的修身方式。这些公开痕迹，为探求日记作者的微妙心理提供了很好的窗口。
2026年1月1日发生的两件事让尧育飞看到这种张力的当代延续，马伯庸在公众号上分享自己一年来的日记写作，而台湾地区“国史馆”则在网上全文公开《蒋中正日记》，都引起许多网友的密切关注。这反向印证了其观点：“写日记的并非不是正经人，无论是正经还是不正经的人，都有写作日记的权利。自然，无论是正经人还是不正经人，他的日记都有可以公开的地方，也都藏有许多秘密。而在公开与私密的边缘地带，就是史学和文学交锋或是互渗的地方。日记既可以是个人史的非虚构记录，也蕴含着文学的叙事张力。”
对于清代日记的“真”，尧育飞提出了“镜像的真”这一见解：“日记不过是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的一种呈现方式，尽管包罗万象，却也绝不可能彻底反映其全貌。”他并不否认日记的真实性，却也强调其“部分的真”。日记篇幅有限，作者限于时间和精力，不可能写得特别多。此外，他当然也只能选择写生活的部分，否则，一天的日记都可能写成一部书。而人们对日记真实性的怀疑，往往带着后知后觉的视角去揣度。尧育飞表示，事实上，史料辨析是所有研究的基础，日记也不例外。因此对日记真实性的考辨，与其他史料的考辨并无二致。即便存在事后修改或记录误差，通过与档案、诗文集等其他材料的对比，便能得以厘清。
这种“镜像的真”让日记成为理解时代的独特载体，尤其是那些被历史洪流裹挟的“非精英”声音。在文人日记占主导的清代，尧育飞对小人物的关注源于天然的亲切感：“我自己也是当代小人物，天生对小人物有亲切感。于是对我来说，辨识小人物毫无难度。那些郁郁不得志，长期沉沦下僚者，都是小人物。”在他看来，小人物并非无关紧要，他们是社会变化的末梢，是感知社会气候的灵敏指针。江西崇仁知县周长森的日记中记载乡村冲突、赴京办差、建设衙署房屋等，都可见当时社会的一些变化。而他的研究，不仅追求以小见大，更希望看到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生存经验和生活方式。比如潘钟瑞穷愁中仍能雇佣抄书人，那抄书人的生活状态，便成为触摸时代温度的重要细节。书中对清末官员恩光感情世界的描摹，更是将小人物的精神窘迫与情感挣扎刻画得淋漓尽致，让人体会到“小人物的弱小与卑微不完全是他们屈服于命运后躺平所导致的。”
更具现实意义的是，这些记录着古人琐碎日常的日记，能为节奏急促的现代社会带来疗愈与启迪。尧育飞认为，这与心灵鸡汤、历史小说有着本质区别：“基于既有经验推导或虚构的一整套生活方案，道理很正确，但是否有人试验过，成效如何，难以推演。而日记提供的是历史上真切发生的故事，是一个人以亲身经历写就的篇章。他的经验，无论成败得失，都有成案。”余嘉锡年轻时遭人造谣，选择辞职赴长沙走“上层路线”自证清白；恩光遭遇家庭困顿与时代易代，辞去民国职位开启情感冒险。从这些具体的人生选择与结局，可以看到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甚至看到作者的一生。这种长时段，可能是心灵鸡汤所不具备的。
在阅读日记的过程中，尧育飞也经历了心态的转变。最初是抱着猎奇心理，读《曾国藩日记》见他遇到烦恼也抓耳挠腮，觉曾国藩也是寻常人；久而久之，日记成为“家常便饭”，随便翻起一页都有收获，读的是日常生活，是喜怒哀乐，是吃喝拉撒。这种阅读体验如马忠文所言，是培养“历史感”的最好途径，这种感觉大类文学家的语感、古董商的眼力，也像古籍版本鉴定专家的观风望气。
在社交媒体与短视频主导记录方式的今天，传统日记并未消亡，反而以新的形态焕发活力。尧育飞在小红书上的发现让他倍感惊喜：“没想到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写日记，爱上写日记。有的人从中学日记作业开始，已经写了一两百万字了。有的人近几年开始记手账，详细程度，让我震惊。”甚至有商家复刻清代和民国的日记格，带动了日记本的热销。这背后是现代人的深层需求，时代变化越快，人越想把握自己的生活，尽管科技如此进步，我们能把握的也实在太少，而日记恰恰是书写自己、校准自己、重塑自己最好的方式。
随着AI的发展，尧育飞预判日记写作可能会进一步复古：“AI的强势不过在于不尊重知识产权，无情吞噬古往今来的书写遗产，面对AI时代这样的巨兽，在网上写什么都被吞噬的恐惧一定会有越来越多人体会到。如此一来，日记写作不仅会从各种日记笔记类APP中退出，退回私人电脑的电子文本模式，甚至进一步退回手写时代。”
复杂的时代往往有复杂的人事，复杂的人事不能不寄寓于复杂的文献上。
无论形态如何变化，日记的核心价值始终不变，公开的按钮只能操之在日记作者手中，这种对私密性与自我掌控的追求，从清代文人的日记传观，到当代人的手账书写，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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